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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柯林斯·沃伦（1778—1856年）是哈佛医学院第二位外科学教授，他的父亲老约翰·沃伦是第一位。虽然他的父亲创立了哈佛大学医学院，但是约翰·柯林斯·沃伦在欧洲接受了医学教育，在伦敦的阿斯特利·库珀爵士（Sir Astley Cooper）和巴黎的纪尧姆·迪皮特朗男爵（Baron Guillaume Dupuytren）的指导下进行了医学培训，最终从爱丁堡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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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波士顿后，沃伦跻身“美国医学之父”行列，创办了后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与他人共同创立了麻省总医院和美国医学会，成为哈佛医学院的首任院长，当了30多年外科学教授。令人敬畏的沃伦医生严肃认真又技艺高超，他“生硬刻板的面孔，掩饰了他整个外科生涯中一直无法适应手术室的恐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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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莫顿抱着乐观态度，但他一定也对沃伦愿意在自己的外科患者身上进行实验感到惊讶。威廉·莫顿赶紧与一位仪器制作者合作，制造出一种带有两个开口的玻璃装置，中间的容器里放有浸泡过乙醚的海绵。沃伦邀请他几天之后带上设备到麻省总医院为一名年轻的颌下血管瘤患者做手术（见彩插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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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10月16日，星期五。一位名为吉尔伯特·阿博特的年轻结核病患者在麻省总医院的外科演示厅为手术做好了准备。约翰·柯林斯·沃伦等待着莫顿的到来，等得几乎失去了耐心，言谈举止变得粗鲁起来。那天早上，莫顿对玻璃装置进行了最后的完善，结果比约定的时间晚了15分钟。狭长的石阶径直通往医院顶层，等着这位年轻的医学生面对最后一项挑战。莫顿赶到手术现场时，一定是气喘吁吁地面对着大量将信将疑的看客，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见证另一场溃败，另一次骗人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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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顿迅速投入工作，准备好奇特的装置，并将吸入器放在紧张的患者面前。他让阿博特开始呼吸，几分钟后，阿博特就睡着了。在那个新英格兰深秋的早上，日光透过玻璃窗格，哈佛的学生们倚在陡峭而狭窄的观摩席上，莫顿向尊贵的外科医生点头示意：“先生，您的患者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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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后，沃伦将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所发生的事情，发表在《波士顿医学与外科学杂志》上。沃伦医生写道，三分钟后，患者“陷入不省人事的状态。我立即在颈部切开约3英寸的刀口，在患者没有任何疼痛反应的情况下，绕开重要的神经和血管下刀……手术结束后，我立刻询问患者是否感到痛苦，他说感觉好像颈部被划了一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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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可能只是传闻，但据说沃伦完成手术后冷静地抬起头，看着一片寂静的观摩席说道：“先生们，这不是骗人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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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的文章对接下来三周中其他使用乙醚麻醉的手术病例进行了概述。他得出的结论是，乙醚“确实可以明显地缓解疼痛”，而且药物对人体所产生的影响“很快就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痕迹”。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堪称完美：“最后，让我祝贺自己的同人发现了一种缓解人类痛苦的方法，这种药剂在经过良好训练的实践者手中可能会成为价值连城的法宝，虽然还不能证明它的普适性，但乐观者能够想象它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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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克劳福德·朗在南方的佐治亚州杰弗逊镇读到的那篇文章，此时距离他最初使用乙醚麻醉已经过去了四年半的时光。他因此感到惊慌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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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福德·朗最后确实赢得了他应有的荣誉。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一家附属医院以他的名字命名，美国国会大厦内立有他的雕像。但是，他生前不曾享受这份荣誉所带来的沉醉与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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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杰克逊和莫顿的故事则更加狼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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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顿展示成功之后的几个月中，霍勒斯·威尔斯迅速颓废。他经常搬家，无法给人做牙科治疗，最后沉溺于乙醚和氯仿。在氯仿麻醉的作用下，他在纽约市的一间小公寓中自杀了，此时距离莫顿的成功展示仅15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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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杰克逊继续着自己毕生对功名的追求，却在贫困潦倒中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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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莫顿比其他发明者更热心争逐名利，最后困于后悔怨愤之中。他输掉了争夺专利之战，也失去了同事们的尊重，由于“行为失当”而受到美国医学会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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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掉了另一场关于乙醚麻醉“发明”的官司之后，48岁的莫顿在纽约市的炎炎夏日中自戕身亡。“他仿佛一时兴起，决定带着太太伊丽莎白去中央公园坐马车乘凉。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突然勒马急停，从马车中纵身一跃，一头扎进平静的湖水中。他显然是精神出了问题，人们急忙把他送回马车上。然而马车没走多远，他又突然径直从车厢里跳出来，撞翻了附近的栅栏，滚到栅栏的另一边，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最终莫顿死于脑出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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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来，欧洲一直是医学创新的前沿阵地，麻醉是美国的医生和科学家做出的第一次重大贡献。几周后麻醉终于取得成功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对于伦敦的人们来说，波士顿倾茶事件过去了还不到75年，距离波士顿港只有咫尺的地方发生的这场革命实在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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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学院外科学知名教授罗伯特·李斯顿（Robert Liston）连忙在自己的一名患者身上进行了乙醚的药效试验。1846年12月21日，李斯顿进行的膝盖以上截肢手术成为欧洲第一台使用乙醚麻醉的外科手术。手术成功了，见证者们并未目睹屠场般的情景，而是观看了一场无痛又高效的手术展示。后来李斯顿的一名患者需要拔除大脚趾趾甲，这种手术极为痛苦，一直令患者和医生苦恼不堪。手术前，李斯顿告诉外科专业的学生们：“先生们，我们今天要尝试一种美国人的诡计，使人没有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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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拔甲术成功时，19岁的约瑟夫·利斯特也在场。手术操作者和观摩者都纷纷认同乙醚麻醉并非“美国人的诡计”。吸入性麻醉显然是一项巨大突破，任何亲眼见过其效力的人都会立刻明白，人类不会再回到过去了。数月之内，乙醚所带来的变革就传遍了欧洲各地，瞬间改变了外科医生治疗患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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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扬·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1811—1870年）是苏格兰产科医生中的一位先驱人物，他在爱丁堡接受训练并行医。听说李斯顿的乙醚麻醉手术之后，他立刻动身前往伦敦，与李斯顿会面并观摩了几次手术。短短几周内，辛普森就在产科患者中进行了乙醚试验。这真实地反映出过去的医学世界的情况：在摸爬滚打的岁月里，患者任由医生摆布。在用豚鼠和小鼠来做实验之前，人类就是主要的试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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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辛普森要在爱丁堡的居民家中使用乙醚，考虑到当时烛火、煤气灯和煤火无处不在，乙醚极其易燃的主要特征成了它的重要缺陷，于是辛普森开始了一项自主实验。乙醚爆炸不仅会对周围的所有人造成致命伤害，在爱丁堡19世纪时拥挤的居民楼中还将造成一场天灾。辛普森及其科研助手化验评估了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化学物质，1847年11月，在一位化学家朋友的建议下，他偶然发现了氯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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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丁堡，一群男女被试者聚在辛普森家中，对氯仿的效果进行实验，这令人想起美国人利用乙醚的嬉闹与狂欢最终实现了乙醚麻醉的用途。研究方案很简单，辛普森及其医生朋友们手里拿着玻璃杯，将试验液体倒入玻璃杯后，吸入散发出来的气体，以确认是否产生效果。1847年11月4日，辛普森想起他曾经怀疑一小瓶重液会不会有用：“每个玻璃杯都倒满了新的液体，被试者们继续按使命吸入自己的气体。顷刻之间一场不同寻常的欢闹袭来，他们变得十分欢快、开朗，喋喋不休地解释着这种新液体的美妙香气……然而突然之间，有人说听到了棉纺厂的声音，而且越来越大，又过了一会儿，一切都安静了——众人砰然倒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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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吸入氯仿气体的人都完全失去了意识，再醒来时大家七扭八歪地躺在地板上，保持着倒下时的姿势。辛普森的侄女吸入氯仿后大声高呼道：“我是天使！啊，我是天使！”那天晚上，氯仿全部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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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听起来有点像现代毒品聚会的活动，其实是为找到更好的麻醉剂进行的准科学调查研究。经过探索，辛普森将氯仿应用于产科实践，最终氯仿成为欧洲未来几十年中首选的外科手术麻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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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诺因其对霍乱的研究成为世界首位流行病学家，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专职麻醉师。他擅长使用玻璃吸入器进行乙醚麻醉。因为不想使用浸泡手帕这一简单而相对危险的方法给药，他研发出一种吸入器，可以更安全地使用辛普森的氯仿麻醉剂。辛普森和斯诺与美国乙醚麻醉先驱们的命运不同，他们都享有英勇创新者的赞誉，职业生涯硕果累累。1853—1857年，斯诺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几次分娩使用了氯仿麻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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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60年代，氯仿和乙醚已经在欧美各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们对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麻醉情况的看法并不准确，毕竟很多人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乱世佳人》里让人毛骨悚然的截肢场景，人们嘶喊着求饶：“放过我吧……我受不了了！别切了，别切了，别……求你了！”事实上，南北战争的双方都使用了氯仿，只是麻醉剂的供应有时无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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