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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杰克逊和莫顿的故事则更加狼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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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顿展示成功之后的几个月中，霍勒斯·威尔斯迅速颓废。他经常搬家，无法给人做牙科治疗，最后沉溺于乙醚和氯仿。在氯仿麻醉的作用下，他在纽约市的一间小公寓中自杀了，此时距离莫顿的成功展示仅15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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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杰克逊继续着自己毕生对功名的追求，却在贫困潦倒中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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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莫顿比其他发明者更热心争逐名利，最后困于后悔怨愤之中。他输掉了争夺专利之战，也失去了同事们的尊重，由于“行为失当”而受到美国医学会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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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掉了另一场关于乙醚麻醉“发明”的官司之后，48岁的莫顿在纽约市的炎炎夏日中自戕身亡。“他仿佛一时兴起，决定带着太太伊丽莎白去中央公园坐马车乘凉。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突然勒马急停，从马车中纵身一跃，一头扎进平静的湖水中。他显然是精神出了问题，人们急忙把他送回马车上。然而马车没走多远，他又突然径直从车厢里跳出来，撞翻了附近的栅栏，滚到栅栏的另一边，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最终莫顿死于脑出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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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来，欧洲一直是医学创新的前沿阵地，麻醉是美国的医生和科学家做出的第一次重大贡献。几周后麻醉终于取得成功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对于伦敦的人们来说，波士顿倾茶事件过去了还不到75年，距离波士顿港只有咫尺的地方发生的这场革命实在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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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学院外科学知名教授罗伯特·李斯顿（Robert Liston）连忙在自己的一名患者身上进行了乙醚的药效试验。1846年12月21日，李斯顿进行的膝盖以上截肢手术成为欧洲第一台使用乙醚麻醉的外科手术。手术成功了，见证者们并未目睹屠场般的情景，而是观看了一场无痛又高效的手术展示。后来李斯顿的一名患者需要拔除大脚趾趾甲，这种手术极为痛苦，一直令患者和医生苦恼不堪。手术前，李斯顿告诉外科专业的学生们：“先生们，我们今天要尝试一种美国人的诡计，使人没有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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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拔甲术成功时，19岁的约瑟夫·利斯特也在场。手术操作者和观摩者都纷纷认同乙醚麻醉并非“美国人的诡计”。吸入性麻醉显然是一项巨大突破，任何亲眼见过其效力的人都会立刻明白，人类不会再回到过去了。数月之内，乙醚所带来的变革就传遍了欧洲各地，瞬间改变了外科医生治疗患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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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扬·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1811—1870年）是苏格兰产科医生中的一位先驱人物，他在爱丁堡接受训练并行医。听说李斯顿的乙醚麻醉手术之后，他立刻动身前往伦敦，与李斯顿会面并观摩了几次手术。短短几周内，辛普森就在产科患者中进行了乙醚试验。这真实地反映出过去的医学世界的情况：在摸爬滚打的岁月里，患者任由医生摆布。在用豚鼠和小鼠来做实验之前，人类就是主要的试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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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辛普森要在爱丁堡的居民家中使用乙醚，考虑到当时烛火、煤气灯和煤火无处不在，乙醚极其易燃的主要特征成了它的重要缺陷，于是辛普森开始了一项自主实验。乙醚爆炸不仅会对周围的所有人造成致命伤害，在爱丁堡19世纪时拥挤的居民楼中还将造成一场天灾。辛普森及其科研助手化验评估了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化学物质，1847年11月，在一位化学家朋友的建议下，他偶然发现了氯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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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丁堡，一群男女被试者聚在辛普森家中，对氯仿的效果进行实验，这令人想起美国人利用乙醚的嬉闹与狂欢最终实现了乙醚麻醉的用途。研究方案很简单，辛普森及其医生朋友们手里拿着玻璃杯，将试验液体倒入玻璃杯后，吸入散发出来的气体，以确认是否产生效果。1847年11月4日，辛普森想起他曾经怀疑一小瓶重液会不会有用：“每个玻璃杯都倒满了新的液体，被试者们继续按使命吸入自己的气体。顷刻之间一场不同寻常的欢闹袭来，他们变得十分欢快、开朗，喋喋不休地解释着这种新液体的美妙香气……然而突然之间，有人说听到了棉纺厂的声音，而且越来越大，又过了一会儿，一切都安静了——众人砰然倒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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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吸入氯仿气体的人都完全失去了意识，再醒来时大家七扭八歪地躺在地板上，保持着倒下时的姿势。辛普森的侄女吸入氯仿后大声高呼道：“我是天使！啊，我是天使！”那天晚上，氯仿全部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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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听起来有点像现代毒品聚会的活动，其实是为找到更好的麻醉剂进行的准科学调查研究。经过探索，辛普森将氯仿应用于产科实践，最终氯仿成为欧洲未来几十年中首选的外科手术麻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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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诺因其对霍乱的研究成为世界首位流行病学家，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专职麻醉师。他擅长使用玻璃吸入器进行乙醚麻醉。因为不想使用浸泡手帕这一简单而相对危险的方法给药，他研发出一种吸入器，可以更安全地使用辛普森的氯仿麻醉剂。辛普森和斯诺与美国乙醚麻醉先驱们的命运不同，他们都享有英勇创新者的赞誉，职业生涯硕果累累。1853—1857年，斯诺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几次分娩使用了氯仿麻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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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60年代，氯仿和乙醚已经在欧美各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们对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麻醉情况的看法并不准确，毕竟很多人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乱世佳人》里让人毛骨悚然的截肢场景，人们嘶喊着求饶：“放过我吧……我受不了了！别切了，别切了，别……求你了！”事实上，南北战争的双方都使用了氯仿，只是麻醉剂的供应有时无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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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南北战争期间，威廉·莫顿为北方的联邦军进行麻醉，而克劳福德·朗是南方联盟军的麻醉师，这真是命运的捉弄，两位竞争对手连在战争中都处于敌对阵营。战争使医学伟人对峙，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他们为同胞提供医疗服务，成为幕后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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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式一氧化二氮、乙醚和氯仿的麻醉效果是一个奇迹。如果我们知道阿片制剂只是身体本身所产生的内啡肽的替代品，那么就不难理解它为什么可以引起狂喜和安宁的感觉。而吸入式麻醉的作用机制更难理解，因为其成分与我们自身的化学分子并不相似。有趣的是，人类最近才进一步理解麻醉剂的化学行为，它主要是改变了大脑和脊髓中掌管兴奋与抑制的神经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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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麻醉制剂如异氟醚、地氟醚和七氟醚起效快而且可逆转，与以前的麻醉剂相比更加安全、快速，全身性副作用也更少。曾经举足轻重的乙醚和氯仿已经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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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包括切开、解剖、缝合、重建和植入在内的外科学是新近出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只有在刚刚过去的这150年中，外科医生才有能力为人类进行积极的治疗，促成今日人类奇迹般的转变。印刷机革命和同行评审的出现使人们能够共享科学突破进展的信息，化学、化学计算的进步以及对气体作用的理解为麻醉引发的巨变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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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前辈没有破解复杂的化学世界，获得支配意识的能力，那么现代外科学就不可能存在。人类对于在太空之旅中发现生命（哪怕是原始状态的生命）感到担心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害怕发现的生命具有不一样的分子结构单元，具有进化方式不同的化学受体，因此我们无法战胜这些生命形式。如果人类是地球上的原始动物，没有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对世界上的化学物质没有反应或者反应不敏感，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可能就无力掌控感知能力，也无法支配疼痛和意识。谢天谢地，我们是所有生物的副产物，与它们共享化学结构和分子受体，以及哺乳动物共同的解剖特征和器官系统。这使麻醉成为可能，从而使外科手术也变得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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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公共花园的西侧是深受喜爱的儿童读物《让路给小鸭子》故事的发生地，在那里你能够看到潟湖上的天鹅船和联邦大道，那里矗立着乙醚纪念碑。这座40英尺高的花岗岩雕塑是为纪念1846年乙醚麻醉首次公开展示而设的。纪念碑的一侧镌刻着这样的铭文：“纪念人类发现乙醚的麻醉用途。公元1846年10月，于波士顿麻省总医院首次向世界证明。”多么精妙的措辞，抛开朗、莫顿、杰克逊和威尔斯的争议，简明扼要地强调了重点——1846年10月16日，在波士顿，人类向世界证明，乙醚可以让人失去痛觉，实现真正的麻醉。千百年来的人们使用花卉、草药、酒精，都未能使他们战胜疼痛。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克劳福德·朗才是使用乙醚麻醉的真正先驱者，但是在波士顿的那一天，人类意识到自己终于战胜了疼痛，并确立了对意识的统治权。这是人类历史中最为神奇的时刻之一，曾经有多少人在剧痛中煎熬，眼睁睁看着外科医生对自己下刀。对于所有这些痛苦的患者来说，乙醚出现在麻省总医院穹顶中的那一刻都是卓越辉煌的，就像进入神明安排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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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lliam Mayo, Collected Papers of the Mayo Clinic and the Mayo Foundation, vol. 13,(New York, Saunders, 1922), p.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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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 Ashhurst Jr., “Surgery Before the Days of Anesthesia,” in J. C. Warren, J. C. White, W. I. Richardson, H. H. Beach, F. C. Shattuck, W. S. Bigelow, eds. The Semi-Centennial of Anesthesia, October 16, 1846–October 16, 1896, (Boston: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1897), 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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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戈耳狄俄斯之结出自希腊神话，传说绳结之外没有绳头，因此无法用正常方法解开它。现在用戈耳狄俄斯之结比喻非常规手段才能解开的难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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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nn Ellis Hanson, “‘Your mother nursed you with bile’: anger in babies and small children,” in Susanna Braund, and Glenn W. Most, eds., Ancient Anger, Perspectives from Homer to Galen (Cambridge, UK: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2004), 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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