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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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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是举世公认的科学界最高荣誉，而围绕诺贝尔奖的争议也是多如牛毛。班廷和麦克莱德的诺贝尔奖几乎是一经颁发就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这部分是因为两名获奖者在领奖后都宣称奖金发错了人，对方压根不该得到这个奖。在历史上这样的风波还颇有几次。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获奖者是沃森（James Watson）、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威尔金斯（Marice Wilkins）。很多科学家及科学史家都认为实际获得DNA晶体衍射图的女科学家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更值得获奖（当然，富兰克林已经在1958年去世）。而因为诺贝尔奖有一条“奖金最多三人分享”的规定，究竟这四个人谁不够资格领奖就成了个千古难题。200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艾滋病病毒的发现者，获奖的是两位法国科学家，但本以为该获奖的美国科学家盖洛（Robert Galo）却失之交臂。要知道，关于艾滋病病毒的发现权到底属于哪个国家，美国和法国政府之间都打了不知道多久的口水仗！科学家也是人，对名誉和利益的追求无可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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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因为诺奖，多伦多大学这个四人团队的矛盾也就此公开和白热化。不满于诺贝尔奖忽略了他的助手贝斯特的贡献，班廷在获奖当天就宣布将奖金与贝斯特共享，并扬言诺贝尔奖更应该授予自己和贝斯特两人，麦克莱德完全是研究的局外人。与此同时，麦克莱德也宣布将奖金与克里普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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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的四位发现者（从左至右）：班廷、麦克莱德、贝斯特、克里普。不管诺贝尔奖如何颁发，也不管健忘的公众到底能记得多少人的名字，是这四位人类的英雄为我们带来了胰岛素。承认可以迟到，但是绝不应该永远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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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百年后回望，我们清晰地看到四人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在胰岛素的发现中不可或缺。贝斯特协助班廷开始了胰腺提取液的最初成功制备，并尝试了使用酸化酒精从牛胰腺中大量提取的方法。麦克莱德为整个研究提供了技术和资金支持，同时利用自己的经验为项目提供了难以或缺的指导，包括从胰腺切除手术改为用兔子模型检测血糖。而克里普，更是用他出神入化的生物化学手段，最终拿到了可以安全用于人体的胰岛素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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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班廷，这个半路出家的小医生，因为一个事后被证明是多此一举的“天才”想法坚持向胰岛素进军的小人物，也许正是他的勇气和坚持，才把这四位英雄人物凝聚在一起，最终为整个人类，带来了战胜糖尿病的第一线曙光。胰岛素发现者这个称号，他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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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廷这辈子似乎总是和战争和军队有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第二次加入军队，参与了一系列军事科学的研究项目，在1941年死于空难。人们相信，当时他正在参与一项极端机密的军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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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希望火炬（Flame of Hope），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镇的班廷广场，于1989年7月7日由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亲手点燃。这束火炬将一直燃烧，直到人类最终发现治愈糖尿病的方法，并由这一方法的发明者亲手熄灭。这束火炬是纪念更是提醒：提醒人们在最终战胜糖尿病和其他人类疾病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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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在他曾经行医的小镇伦敦，一束名为“希望”的火炬被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郑重点燃，用来纪念这位小人物的伟大贡献。（图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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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束火炬将一直燃烧在以班廷名字命名的广场，直到另一位班廷式的英雄，为全人类彻底治愈糖尿病。这束火炬，也将照亮所有为人类健康努力工作、上下求索着的英雄们，照亮他们前方的黑暗，照亮他们坚毅的眼神。这种希望，最终将为我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更健康的身体和更多关于自然、关于我们自己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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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胰岛素上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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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被发现了，但是它距离真正走向全世界、救治千万患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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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忘记，即便班廷和贝斯特能够利用酸化酒精浸泡从屠宰场的牛胰脏里提取出可以降低血糖的溶液，即便克里普能够运用他高超的生物化学技巧尽可能地除去溶液中的杂质，他们最终应用在患者身上的，本质上还是一管褐色的、有点浑浊的、看起来挺可疑的不明液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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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胰岛素发现者们将溶液中的胰岛素含量尽可能地提高、杂质尽可能地减少，但是归根结底，他们并没有真正制备出一种纯洁无瑕、毫无杂质的胰岛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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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我们的英雄们没有现代制药工业的各种神兵利器。用粗糙的坛坛罐罐，简单的几步切割、溶解、加热、沉淀这些大厨的功夫，就能从牛内脏里提纯出可以直接注射到患者身体里还不引起严重副作用的药物，已经着实是难为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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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也意味着，想要把这些听起来非常粗糙的操作和工艺规范化、扩大化，甚至自动化，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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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当其冲地就是扩大产能的麻烦。我们已经知道，从1922年年初开始，新大陆各地的糖尿病患者就开始怀着向麦加朝圣的心情向班廷他们所在的多伦多进发了。为了救治越来越多的患者，班廷他们迫切需要几倍几十倍地扩大他们生产出胰岛素注射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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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胰岛素注射虽然能立竿见影地挽救糖尿病患者于生死之间，但是这种神奇药物的作用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在20世纪20年代，糖尿病患者每天要接受至少4～5次胰岛素注射才能完全控制症状。而这也意味着，对胰岛素的需求，将注定成为一个巨大的、长期的、全球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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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上，对于蛋白质提纯这种技术活来说，把实验室里精雕细琢出的生产工艺放大到工厂生产的级别，可不仅仅是购买大量的原材料和大号尺寸的坛坛罐罐就可以解决的。大规模生产中，如何保证不同批次动物原料的质量——万一牛们吃了不该吃的饲料呢？如何保证每一步生产工艺的一致性——把成吨的牛胰脏均匀地绞碎就是个令人头大的任务！如何精确控制每一步工艺中的温度、酸碱度和生化条件？即便是扩大生产的任务交给了克里普这位杰出的生物化学家，多伦多也要一直等到1922年年中才勉强生产出足够应付当地患者的胰岛素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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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断攀升的全球性需求，科学家们第一次感到束手无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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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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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胰岛素发现前，科学家们面对随时可能死去的糖尿病患者，更多是感觉到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话，那么在此时，明明已经找到救命良方却无法生产出足够的胰岛素，科学家们的心情大概可以用负罪感来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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