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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布罗德尔跟在密歇根州发明了癌细胞机制药物的霍维茨一样,也是在底特律出生和长大的。布罗德尔在20世纪70代初进入国家癌症研究所时,还只是一位年轻的临床研究人员,但很快就从副临床研究员升任肿瘤科主任。到1980年时,他已成为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之一,即将接受一项他不可能知道会到来的挑战: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传染病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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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癌症研究所正经历一场分子进化。许多当今常见的基本分子技术,如测序、克隆、蛋白质表达等,这时才刚刚起步,而且全都来自这个著名的研究所。这是分子生物学的复兴,而组成这个研究所的,正好就是一批独到、充满热情,而且准备好成为下个世代科学领袖的年轻科学家。布罗德尔是在1981年得知这种叫作“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的新疾病的。一位最近去过海地的年轻男子身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症状,而这些症状不该同时出现才对。布罗德尔从来没看过像这样子的案例。他跟一位同事谈到这个奇特案例时说:“我希望我们以后不会再看到像这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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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迅速蔓延的传染病是个相当政治化的议题,但大多数科学家从最初就明显看到,这种疾病跟生活习惯无关。当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一位同僚说这种疾病只跟男同有关时,国家过敏与感染疾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福奇就指出,这种疾病可以通过母亲传给孩子,并愤怒地答道:“胎儿是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才会染上这种疾病?”对于提出批评的人(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记者),福奇都提出有力的证据,说明这种疾病与生活习惯或性向无关。福奇跟许多HIV研究者一样,殷切地指出这种疾病流行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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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样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工作的罗伯特·加洛宣布,AIDS是由逆转录病毒HTLV-III造成的时,政策制定圈相当兴奋,因为他们很想向社会大众承诺这种疾病有解药,从而平息大家的恐惧;不过,科学家可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兴奋的。1984年4月的一天,加洛站在里根总统的卫生与民众服务部部长玛格丽特·海克勒旁边,但他对海克勒所说的越来越感到不安。他当时疲惫不堪,因为他才刚刚飞了一整晚从意大利回到美国,赶到又挤又热的新闻办公室。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因为前一天《纽约时报》才刚刚发表一篇文章,把发现HIV的功劳给了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而现在,海克勒又提出一些打高空的说法,说新的治疗方法正在研发中。事实上,她甚至还说两年内就能找出治愈AIDS的方法。对于这种明知是谎言的说法,加洛觉得自己无力更正。这次的记者会在多年后仍会让他感到不安,因为这让他与法国科学家的隔阂更加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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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这种快速散播的疾病是由什么造成的,理应让人感到放心才对,但事实上,找出AIDS的病原只是带来了更多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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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的临床研究人员来说,“AIDS是逆转录病毒造成的”这条消息,只代表一件事情:这种疾病不会有快速又简单的治疗方法。逆转录病毒之所以恶名昭彰,就是因为它们的生命周期异常复杂,而跟它们相关的研究又少之又少。另外,逆转录病毒专家也没有什么临床药物开发的经验。这不是什么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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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加洛发现,寻找有意研发AIDS疗法的合作厂商相当不易。制药公司大多对于传染机制不明(因而处理起来相当危险)、市场又相对狭小的疾病避而远之。到了1984年末,加洛正在寻找医药合作伙伴之时,美国境内的AIDS案例还不到8000人,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数字在多快的时间内就会爆炸。没什么公司想要冒着风险,处理这种危险的新疾病。它们担心,这会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而根本不知道会有多少获利。这些担忧有一部分跟科学有关,因为跟这种传染病有关的信息实在太少。但是,病毒除了造成医学认知上的混乱外,对同性恋的恐惧也是让研究者不太愿意投入的原因。AIDS被视为“同性恋瘟疫”,这样的观感使得一些制药公司和研究科学家不那么热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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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同性恋的恐惧之外,该疾病本身也让人害怕。有些医院拒绝收留HIV阳性的人,不愿意接收这些病情让他们害怕的患者。救火人员禁止给人“救命之吻”,害怕口对口人工呼吸会传染致命病毒。纽约市的警察开始携带口罩和手套,用来处理“疑似AIDS患者”。这个争议甚至还蔓延到学生家长:有些家长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学校有染上AIDS的儿童。最著名的案例是13岁的血友病患者瑞恩·怀特,感染AIDS的他,在1985年被禁止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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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这些困难,国家癌症研究所还是决定将资源放在这项研究上。他们开始大量制造这种新发现的病毒,寻找一种可以用来筛检捐献血液的血液检测法。虽然研究所鼓励所里的科学家研究HIV,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许多人觉得,该疾病背后的政治议题太过复杂了。跟其他疾病不同的是,只要进行HIV的研究,研究员就会成为权益团体放大检视的对象;对于那些跟自身看法相左的公司和研究中心,这些团体不怕发起抗议行动。同时,研究也会划分出政治界线。行动派人士认为,里根应对AIDS危机的方式很糟糕(里根一直到1985年才提到AIDS),因此让处理该疾病大流行的应对方式更添上政治色彩。当然,许多人只是单纯不想在原本已经繁忙的工作里,再加上另一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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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德尔不是这样的科学家。打从他于1981年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看到第一位HIV感染者起,他就觉得自己着了迷。他身为肿瘤学家,难免把这种病毒复制的方式,跟肿瘤细胞的复制方式做比较。在这两种疾病里,细胞会被侵占,并接收到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的信号和指令。在病情逐渐恶化时,肿瘤会远程转移,从身体的一个部位扩散到另一个部位。HIV也会用类似的方式增长,从单一基因变体发展成一团庞杂的基因变体,能入侵几乎所有想象得到的组织。布罗德尔日后会将HIV疗法的发展跟癌症疗法的发展相比较:“从癌症领域过来的原则,对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就从AZT开始。”布罗德尔站在他的办公室中,思索着到底要不要把另一个计划加进已经排满的工作之中,他摸了摸浓密的黑色胡子,调整了一下眼镜。他和加洛需要一种检测病毒的方式,需要一种可以诊断出谁罹患这种疾病的系统。所有研究员都知道,如果献血的人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这种病毒,那么全国的血库都会有危险。救命时非用不可的血液,可以用的存量可能瞬间就少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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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德尔的思绪马上就跳到下一步。一定要有方法辨认出病毒,但是如何寻找治疗方式呢?他们能如何运用科学,筛选出适合的药物?这项工程只有一个地方有办法进行:国家癌症研究所。他回忆道:“很明显的是,我们需要一个习惯发掘新药,又愿意操作活生生的艾滋病病毒的专门实验室。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底下的机构中,唯一一个向来将焦点放在新药的机构,就是癌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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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里的催促下,宝来威康公司的一个小团队在1982年就开始拿各种抗病毒药物来试验。到了1984年发现AIDS是由逆转录病毒造成的之后,原本只是摸黑、随机的试验大大地改变了。突然间,科学家就能操纵逆转录病毒已知的生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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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来威康团队认为,针对逆转录病毒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就是对所有逆转录病毒都必须进行的独特细胞程序下手,亦即逆转录这一步骤。逆转录病毒一开始只是一条条单链RNA,非要侵占体内细胞的机制不可。由于它们本身没有细胞,它们必须利用我们的,因此会很有技巧地将自己安插进我们的DNA里。宝来威康团队认为,这个过程最容易干扰。团队里大多数人专注在利用已知、企业架上既有的抗病毒药物,可是有位女性有个疯狂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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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特·赖德奥特是一位在北卡罗来纳州宝来威康团队里工作的有机化学家,对抗菌药物有浓厚兴趣;当时她刚刚从密歇根癌症基金会的仓库里拿出一种老药。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她很好奇这些60年代开发的药物,有没有可能再用来对抗细菌。其中一种药物对细菌特别管用,就是AZT。赖德奥特花了几年时间了解AZT,对这种药物的独特特性感到着迷。当团队的焦点从细菌变成HIV时,她没有忘记这种会攻击细胞的奇特药物。她看着宝来威康团队的抗病毒药物一个接着一个失败,对AZT的好奇也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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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霍维茨不想随机用各种化合物来对抗癌症那样,赖德奥特认为寻找AIDS药物也需要有一套理性的方法。由于熟知AZT背后的机制,她能看到更广的层面。这种药物的作用原理相当有道理:病毒会创造DNA,用来将自己插入宿主细胞,只要将这个不断增长的DNA链中断,就能控制住病毒。当然,赖德奥特也知道许多药物明明可能有效,却还是会失败。要知道AZT有没有效,唯一一个方式就是拿真正的HIV来测试,而不是其他类似的逆转录病毒。制药公司发现他们需要合作对象,但他们根本没有安全的方式,来抑制这种致命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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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往往无法预料:正当宝来威康开始寻找合作对象时,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塞缪尔·布罗德尔和杜克大学的达尼·博洛涅西找上门来。布罗德尔开发出一套相当令人振奋的方式,来筛选HIV药物。他在其他公司遭受到挫败后,苦于寻找一个有大量潜在药物的公司,可以用来筛选。另外,他也想找到一个愿意投入相当可观的经费(当时,让新药上市的平均费用是4亿美元)让有潜力的药物进行临床试验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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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癌症研究所的HIV团队与宝来威康团队碰面时,看起来有如天作之合。多年后,当专利变得更值钱时,两方也将陷入一场恶劣的角力战。不过,至少在此时万事俱备,第一种AIDS药物AZT于焉诞生。霍维茨的失败,过了20年后却以戏剧性又出乎意料的方式转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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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T瞄准的,是数以千计、濒死的AIDS患者。“试验就是治疗,”AIDS维权人士这样要求;他们苦于寻找治疗方法,任何疗法都好。临床试验应注重安全的顾虑,此时退居次要地位。AZT的设计者认为,如果这些患者免不了一死,至少能让他们死去的时候抱有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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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病人:艾滋病医疗史的转折 6 站出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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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T不只是一种药物,它更是幻灭文化的标志。现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大多赞成同性婚姻,1/3的成年同性恋者公开在军队服役,职业运动员出柜,这些都不算什么新闻。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很难想象,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到了90年代),性向带来的偏见有多大,这样的偏见又多么有影响力。90年代中期,亦即布朗和哈恩诊断出感染HIV时,纽约市正上演一出摇滚音乐剧。《吉屋出租》是经典歌剧《波希米亚人》的现代改编版,探讨在AIDS阴影下,80年代纽约市年轻艺术家的生活。AZT在音乐剧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这种药物迫使服用者随身携带闹铃,好让他们准时服药。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AZT在剧中的效果只是让大家聚在一起,而不是治疗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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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T仍旧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象征着黑暗的历史。当这种药物进入公众领域时,许多科学家相信大家会热烈欢迎它的到来:总算有药可以治疗HIV了。但这种事并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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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检测和支持AZT的都是美国政府,因此该药物的完整专利却由一家私人公司所持有,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件怪事。药物相关的权利操纵在一家公司手上,从这点就可以看出美国联邦政府有多么无奈:政府在开发AIDS药物时几乎没有合作伙伴,也没有立足点来争取专利权。面对这种传染病的流行不断扩大,而没什么公司愿意投注资源来开发能应对的药物,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自认有责任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核准药物,即使早期临床试验中有迹象显示这种药有剧毒,也一样加速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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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T的首次临床试验,既成功又处处充满问题。在1986年的2月至6月,282位HIV携带者被指示服用AZT或安慰剂。服用AZT的人死亡率显著下降,而且幅度之大,让管理机构无法找到正当理由扣住AZT。因此,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迅速换掉安慰剂,改用真正的药物。不是所有的人都因此受惠;有些服用药物的人没有因此变好。这是因为这种药物只会阻挡病毒生命周期里的一个步骤。对某些病毒而言,这代表了抗药性会迅速产生。病毒突变的速度很快,因而发展出一种酶,能够辨别真正的生命积木与AZT这种假核苷酸。病毒的遗传物质与后续的突变率会因人而异,因此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快出现抗药性。如今,我们有办法以多种药物应付这个问题,每一种药物分别针对病毒与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部分;但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就只有这么一种药物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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