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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在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核准程序评估AZT效用的同时，也在检测药物的毒性。由于这种药物的开发是用来对抗癌症的，而且从未在人体上使用过，因此很难找到刚刚好的剂量，让药效最大化，毒性又不至于太强。由于AIDS会危及人的生命，大部分研究人员认为，患者若能免除一死，受到一些毒性的侵害也是值得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晚期，AZT合作团队里检测毒性的研究人员，只报告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并给予一些大致的方针——他们无法建议标准剂量。开药的医生要看患者对药物的忍受程度，依照每个人的情况上下调整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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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第一次AZT人体试验起，就很明显看得出这种药物有很严重的副作用。服用AZT的患者会出现血红蛋白（即血液中载送氧气的分子）不断上升的情况，同时血小板（帮助血液凝固的物质）数量会大幅下降。服用AZT的患者中，有31%需要红细胞输血治疗，服用安慰剂的则只有11%的人需要。更让人担忧的事情是，有证据显示这种药物会抑制骨髓功能。骨髓中有珍贵的干细胞，最后会发展成血液中的红细胞受到抑制，使得新生成的红细胞突然间短缺。骨髓功能抑制是化疗常见的副作用，会使人头痛、晕眩和疲倦。AZT成了HIV的一种化疗方式。虽然如此，在AZT进入量产阶段时，药物毒性的忧虑大多被视而不见。研究的结果于1987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此时已经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核准AZT后4个月了。如布罗德尔所说：“要在AZT的安全性和效用上达成共识，是不可能的事情。”毕竟，有人不断死去、需要治疗，在药物上市以前，实在没有时间进行扩大的安全性和剂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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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AZT的副作用还不够糟，还有比这更糟的事情：价格。这种药所费不赀，每年需要1万美元。如今看到这个价钱可能不会觉得多么贵，可AZT是史上最贵的处方药物。比起药物的副作用，这令HIV携带者族群更加愤怒。大家很难相信，一种在20世纪60年代由任职于大学里的科学家开发，又经由政府机构筛选过后的药物，竟然会这么昂贵。分析师会说，高昂的药价是必需的，由于开发药物是一件昂贵又危险的事业，这样才能让制药公司愿意承担风险，以及促进创新。总是会有些看似潜力无穷的药物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最后却以失败收场。有些药物甚至会杀人。不过，跟其他公司开发的药物比起来，宝来威康公司在这种药物的开发上却没有投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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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T的价格撼动了同性恋和HIV携带者群体，而且震撼的幅度前所未有。AZT引起的抗争背后，除了不公平的售价，以及迫切需要的人拿不到药物以外，还有别的因素——这些抗议也代表着一个被忽视的群体的愤慨。HIV没什么报纸想报道，没什么政客想谈，更有许多医生拒绝治疗。数千人在纽约市、首都华盛顿，以及位于加州柏林格姆的宝来威康公司美国总部前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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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9年9月，抗议行动的势头更加强劲。7位抗议人士偷偷溜进纽约证券交易所，将自己拴在贵宾室阳台上，展开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卖掉宝来威康”。抗议人士的行动无止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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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发动抗议的是一些仅凭热血但却没经验的人，但这些抗争还是非常成功。就在证券交易所抗议的几天之后，宝来威康将AZT的售价降了数千美元。虽然药物的价格还是高得可笑，但这些艾滋社运的初生之犊证明了他们的力量。改变的感觉让人痴迷。AZT引发的抗议，促成了今日许多HIV权益团体的形成。1987年时，ACT UP组织成立，致力于抗议AZT纠缠不清的历史情结，以及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今ACT UP依然是HIV感染者的重要权益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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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行动不只让HIV药物更容易取得，还让各地的患者权益团体看到了抗议的力量。这些抗议让患者的期待改变了。患者不再只愿意空等药物核准使用；如今，他们会要求参与药物的临床试验。患者现在知道，只要有组织、有热血，就能让政府投入资金来研究被忽视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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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晚期临床试验中，常见扩大和人道使用的机制。有些像重症联合免疫缺陷（SCID）等极少数人罹患的疾病，会有大量研究资金挹注其上。这种程度的支持是通过基层患者权益团体得到的，这些团体跟更早的AIDS权益团体一样，能运用成员的热情和组织能力，让新疗法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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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T的专利在1995年失效，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制造或贩卖这种药物。这种能瞒过DNA的聪明药物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原本的发明者霍维茨却从来没分得一毛钱。1992年时，宝来威康（现今的葛兰素史克）的报告指出，这种药物的销售额达到4亿美元。现在依然有人使用AZT，通常是用来保护婴儿的第一线药物，让他们不会从母亲那里感染HIV。当AZT与其他抗病毒药物并用、使用的剂量又比20世纪80年代晚期小许多时，这种药物能有效抵抗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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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人员来说，AZT代表治疗HIV战役的第一场胜仗，打败了布罗德尔所称的“治疗虚无主义”。这表示，这种药物做到了许多科学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可以治疗逆转录病毒。在那个年代，任何能成功治疗病毒感染的方法都是创新之举。AZT的开创性研究，正是今日所有HIV药物的基础。共同发现HIV会造成AIDS的美国科学家加洛，认为AZT为我们治疗AIDS的方式打开了一道新的“机会之窗”。他说，这种药物使得他在寻找新的药物目标时，会把焦点放在人类细胞及其运作机制上。同理，布罗德尔认为AZT的到来改变了当时盛行的“除了完全治愈，一切免谈”心态。大家都想要完整的果实，但AZT的到来是整颗果实的第一瓣。许多科学家会引述伏尔泰的名言：“完美是优秀的敌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针对病毒酶和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药物就是这种新思维的产物。开始这一切的药物，就是A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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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病人：艾滋病医疗史的转折 7 辨识出全球大流行的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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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一出生于中国台湾中部的大城市台中。他的父母辛苦地撑起这个年轻的家庭，父亲每几个月就换一次工作。何大一5岁的时候，父亲决定为了他的妻子和儿女改变一下处境，离开台湾前往洛杉矶，深信只需要一年就能存够钱，让家庭再次团聚。一直到7年以后，何大一才与母亲和妹妹搬到洛杉矶，与父亲团聚。何大一习惯都市生活，住在美国让他相当兴奋。他的课业表现出众，对科学特别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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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一先在加州理工学院主修物理，再转往美国东岸就读医学院。他的父母骄傲地帮他收拾行囊，横跨美洲大陆。26岁，他从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便立刻搬回洛杉矶。那时是1981年，何大一是西达赛奈医疗中心的总住院医师。当时，有一批奇特的新患者开始出现；这些患者身上出现不寻常的机会性感染，表明他们的免疫系统功能出了问题。日后回来看，这些人是美国最早出现的AIDS案例。巧合的是，最早被描述的5个AIDS案例中，何大一亲眼见过4个。美国疾控中心（CDC）于1981年6月5日发表的报告中，记录了这5位奇特的男同性恋者，他们全都染上了一种罕见的肺炎，但不知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生病的。当何大一忆起这段时间时，他还记得自己的观点有多偏。他说：“我完全聚焦在事情发生的科学层面，我那时根本想不到，这会是全球大流行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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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何大一医学生涯初期发生的案例，影响了他一生的职业生涯。他在完成住院医师的任期后，搬回了美国东岸，到了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工作。HIV似乎跟随着何大一的脚步。他本来想要进行疱疹病毒相关的研究，可是当医院病房里出现一个又一个的神秘新感染案例时，又被HIV吸引了过去。根据何大一自己的说法，他成为“唯一一位研究HIV阳性患者样本的人”。他不怕这种新疾病的风险，只是想要了解背后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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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波士顿的第一个研究任务，是一个关于卡波西肉瘤（KS）的项目。卡波西肉瘤是一种肿瘤，会在患者的皮肤和嘴巴上留下紫色斑点状的伤口，也是第一种与AIDS连接在一起的机会性疾病。这种疾病之所以被称为“机会性”，是因为它会趁我们免疫系统故障时行动。卡波西肉瘤相当罕见，但常常发生在罹患AIDS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无法抵抗造成卡波西肉瘤的疱疹病毒。何大一在研究AIDS患者脸上明显的肿瘤时，不禁想起另一种会在脸上留下斑点的大规模传染病：“麻脸怪兽”，亦即天花。这两种疾病的病原完全不同：造成AIDS的是一种通过体液传染的逆转录病毒，而造成天花的是一种大型的痘病毒，可以在空气中传染给他人。天花是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数一数二的病毒；有些估算甚至认为，死于天花的人比死于所有其他传染病的人加起来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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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规模流行的传染病都会有不同的细节、症状、死亡率和目标人群，但史上所有疫病大流行都有一个共通之处：耻辱的偏见。染病的耻辱可以在各种极为不同的疫病流行里看到：14世纪的黑死病、19世纪的霍乱，乃至当今的艾滋病。作家苏珊·桑塔格完美地描述了这种耻辱感：“在疾病审判下，群体被玷污的陈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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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本身就会造成他人的异样眼光。虽然这种疾病不是由性交传染，但疾病会让患者恶心不堪，全身都是流脓的肿胀处。这些肿胀会层层相叠，直到覆满皮肤为止，里面会装满浓稠的白色液体。就算没有因为天花丧命，病毒依然会让患者满身创伤和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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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5月14日，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接种了第一支天花疫苗。这位47岁的家庭医生从一种类似病毒中提取样本，并给一位8岁的男童（詹纳下属之子）接种了疫苗。虽然这在今天让人难以相信，而两个月（以及第二剂疫苗）之后，詹纳竟然试图让男童感染天花。这是历史上第一种疫苗。拜这次违反道德的试验所赐，世界卫生组织才能在1980年正式宣布天花从地球上绝迹。就在第二年，即1981年，一种叫AIDS的新疾病就会被发现。何大一希望詹纳和第一种疫苗所带来的经验能应用在HIV上面。可惜的是，同一套模式无法运用在两种疾病上。天花可以用类似的病毒当成疫苗，但这个方法在HIV上不可行，因为它是一种快速突变的逆转录病毒。这两种疾病的交集之处，只在于它们对相关群体造成的影响。何大一说：“如果你走进医院时确诊出罹患AIDS，过没几周你就会死。而且这会造成异样眼光。工作人员、朋友、家人都不想跟患者接触……是异样眼光让我有工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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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5年，何大一迅速蹿升的职业生涯把他带到纽约，成为刚成立的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DARC）的主任。那一年，他替《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撰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打艾滋要早而狠》。这篇文章已成为HIV研究人员间的名文，文章里提出假设，认为如果及早并用多种HIV药物（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尚未核准的一些药物）治疗HIV，可能可以达成“摘除般的治疗”。他将这种策略与对抗肺结核和儿童白血病的战役相比：“疾病初期施加积极的复合式化疗，让这两种疾病出现能治愈的疗法。乐观地说，我们希望这种模式对于受到HIV-1感染的患者中也成为可能。”那时的希望是，在急性感染阶段能消灭患者体内的病毒，进而得到众人迫切希望的治愈方式。就算没办法治愈，至少也能在病毒占据身体前阻止病毒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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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HIV要到感染较后期的阶段才会大量杀死T细胞，但病毒依然会在急性感染阶段杀掉一部分的细胞，特别是组织里的细胞。组织里的T细胞一旦消失，就不会再回来。这一点促使一些研究人员（如何大一）提倡及早治疗。何大一认为，及早治疗的道理是“无懈可击的”。他说道：“就算一个人看似好得很，病毒也会在背后大肆运行，杀掉CD4 T细胞。何必让这种事情发生呢？”虽然及早治疗背后有这样的道理，但当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何大一的理论。即使到了今日，他也希望当时的医学领域能采纳他及早治疗HIV的准则。他说：“让我不安的是，科学层面的考虑仍然不够。大家一直在说‘给我看数据’，但偏偏不会对其他疾病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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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一在这里指的是乳腺癌等疾病。虽然没什么证据指出及早筛检和治疗有什么好处，但没什么人会认为不该让乳房造影中发现肿瘤的人接受及早、积极的治疗。何大一希望，医生可以尊重科学上已知HIV此时在做的事情（亦即自我复制数十亿遍，并侵害组织内的免疫细胞），而不是坚持非要有大型临床试验的数据。他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来模拟：“一个从100层楼高的地方掉下来的人，经过第50层楼的时候仍然觉得好好的。”所以，何大一认为一位急性感染阶段的HIV携带者也一样，但这并不代表这个人不需要一道安全网。虽然何大一的及早治疗理论并非所有人都接受，甚至至今也依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但他开发的一种抑制蛋白酶的新型HIV药物，以及后来提出的消灭HIV感染的计划，让医学界和一般大众赞誉有加。他被选为《时代》杂志1996年的风云人物，《新闻周刊》也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他的成就，标题相当诱人：《艾滋病的终结？》。世界上到处有人庆祝，艾滋病快要变成非致命的疾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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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沃克踏上医学的道路，充满错误、阻碍和混乱。在他的回忆里，找不到他不爱科学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一位地质学家，启发了他对自然界的好奇心。沃克说，他的父亲是一位“工作狂”。回忆起快乐、珍贵的星期六时，他跟着父亲一起去田野调查。沃克只有11岁时，有一次他们田野调查回家后，他的父亲把他们采集的池水样本放在显微镜底下。沃克笑着回忆道：“那里面充满生物。”这就是一个转折点。这一滴滴的池水让他感兴趣的程度，远超出父亲研究过的所有石头。对他而言，他觉得生物学有一种地质学没有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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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的家庭跟何大一一样，在他成长期间搬到了另一个大洲。他就读高中二年级时，他的父亲获得一笔研究基金，要去北非研究红土。他们举家搬到瑞士，一个让父亲能够来回进行田野调查的地点。沃克当时就读于一所异国的公立学校，不仅学业上遇到挫折，还突然得学德语。不过，虽然这一切很艰难，却让这家人更团结，沃克也爱上了这个阿尔卑斯山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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