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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的临床研究人员来说，“AIDS是逆转录病毒造成的”这条消息，只代表一件事情：这种疾病不会有快速又简单的治疗方法。逆转录病毒之所以恶名昭彰，就是因为它们的生命周期异常复杂，而跟它们相关的研究又少之又少。另外，逆转录病毒专家也没有什么临床药物开发的经验。这不是什么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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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加洛发现，寻找有意研发AIDS疗法的合作厂商相当不易。制药公司大多对于传染机制不明（因而处理起来相当危险）、市场又相对狭小的疾病避而远之。到了1984年末，加洛正在寻找医药合作伙伴之时，美国境内的AIDS案例还不到8000人，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数字在多快的时间内就会爆炸。没什么公司想要冒着风险，处理这种危险的新疾病。它们担心，这会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而根本不知道会有多少获利。这些担忧有一部分跟科学有关，因为跟这种传染病有关的信息实在太少。但是，病毒除了造成医学认知上的混乱外，对同性恋的恐惧也是让研究者不太愿意投入的原因。AIDS被视为“同性恋瘟疫”，这样的观感使得一些制药公司和研究科学家不那么热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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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同性恋的恐惧之外，该疾病本身也让人害怕。有些医院拒绝收留HIV阳性的人，不愿意接收这些病情让他们害怕的患者。救火人员禁止给人“救命之吻”，害怕口对口人工呼吸会传染致命病毒。纽约市的警察开始携带口罩和手套，用来处理“疑似AIDS患者”。这个争议甚至还蔓延到学生家长：有些家长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学校有染上AIDS的儿童。最著名的案例是13岁的血友病患者瑞恩·怀特，感染AIDS的他，在1985年被禁止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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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这些困难，国家癌症研究所还是决定将资源放在这项研究上。他们开始大量制造这种新发现的病毒，寻找一种可以用来筛检捐献血液的血液检测法。虽然研究所鼓励所里的科学家研究HIV，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许多人觉得，该疾病背后的政治议题太过复杂了。跟其他疾病不同的是，只要进行HIV的研究，研究员就会成为权益团体放大检视的对象；对于那些跟自身看法相左的公司和研究中心，这些团体不怕发起抗议行动。同时，研究也会划分出政治界线。行动派人士认为，里根应对AIDS危机的方式很糟糕（里根一直到1985年才提到AIDS），因此让处理该疾病大流行的应对方式更添上政治色彩。当然，许多人只是单纯不想在原本已经繁忙的工作里，再加上另一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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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德尔不是这样的科学家。打从他于1981年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看到第一位HIV感染者起，他就觉得自己着了迷。他身为肿瘤学家，难免把这种病毒复制的方式，跟肿瘤细胞的复制方式做比较。在这两种疾病里，细胞会被侵占，并接收到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的信号和指令。在病情逐渐恶化时，肿瘤会远程转移，从身体的一个部位扩散到另一个部位。HIV也会用类似的方式增长，从单一基因变体发展成一团庞杂的基因变体，能入侵几乎所有想象得到的组织。布罗德尔日后会将HIV疗法的发展跟癌症疗法的发展相比较：“从癌症领域过来的原则，对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就从AZT开始。”布罗德尔站在他的办公室中，思索着到底要不要把另一个计划加进已经排满的工作之中，他摸了摸浓密的黑色胡子，调整了一下眼镜。他和加洛需要一种检测病毒的方式，需要一种可以诊断出谁罹患这种疾病的系统。所有研究员都知道，如果献血的人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这种病毒，那么全国的血库都会有危险。救命时非用不可的血液，可以用的存量可能瞬间就少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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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德尔的思绪马上就跳到下一步。一定要有方法辨认出病毒，但是如何寻找治疗方式呢？他们能如何运用科学，筛选出适合的药物？这项工程只有一个地方有办法进行：国家癌症研究所。他回忆道：“很明显的是，我们需要一个习惯发掘新药，又愿意操作活生生的艾滋病病毒的专门实验室。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底下的机构中，唯一一个向来将焦点放在新药的机构，就是癌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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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里的催促下，宝来威康公司的一个小团队在1982年就开始拿各种抗病毒药物来试验。到了1984年发现AIDS是由逆转录病毒造成的之后，原本只是摸黑、随机的试验大大地改变了。突然间，科学家就能操纵逆转录病毒已知的生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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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来威康团队认为，针对逆转录病毒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就是对所有逆转录病毒都必须进行的独特细胞程序下手，亦即逆转录这一步骤。逆转录病毒一开始只是一条条单链RNA，非要侵占体内细胞的机制不可。由于它们本身没有细胞，它们必须利用我们的，因此会很有技巧地将自己安插进我们的DNA里。宝来威康团队认为，这个过程最容易干扰。团队里大多数人专注在利用已知、企业架上既有的抗病毒药物，可是有位女性有个疯狂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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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特·赖德奥特是一位在北卡罗来纳州宝来威康团队里工作的有机化学家，对抗菌药物有浓厚兴趣；当时她刚刚从密歇根癌症基金会的仓库里拿出一种老药。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她很好奇这些60年代开发的药物，有没有可能再用来对抗细菌。其中一种药物对细菌特别管用，就是AZT。赖德奥特花了几年时间了解AZT，对这种药物的独特特性感到着迷。当团队的焦点从细菌变成HIV时，她没有忘记这种会攻击细胞的奇特药物。她看着宝来威康团队的抗病毒药物一个接着一个失败，对AZT的好奇也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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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霍维茨不想随机用各种化合物来对抗癌症那样，赖德奥特认为寻找AIDS药物也需要有一套理性的方法。由于熟知AZT背后的机制，她能看到更广的层面。这种药物的作用原理相当有道理：病毒会创造DNA，用来将自己插入宿主细胞，只要将这个不断增长的DNA链中断，就能控制住病毒。当然，赖德奥特也知道许多药物明明可能有效，却还是会失败。要知道AZT有没有效，唯一一个方式就是拿真正的HIV来测试，而不是其他类似的逆转录病毒。制药公司发现他们需要合作对象，但他们根本没有安全的方式，来抑制这种致命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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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往往无法预料：正当宝来威康开始寻找合作对象时，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塞缪尔·布罗德尔和杜克大学的达尼·博洛涅西找上门来。布罗德尔开发出一套相当令人振奋的方式，来筛选HIV药物。他在其他公司遭受到挫败后，苦于寻找一个有大量潜在药物的公司，可以用来筛选。另外，他也想找到一个愿意投入相当可观的经费（当时，让新药上市的平均费用是4亿美元）让有潜力的药物进行临床试验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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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癌症研究所的HIV团队与宝来威康团队碰面时，看起来有如天作之合。多年后，当专利变得更值钱时，两方也将陷入一场恶劣的角力战。不过，至少在此时万事俱备，第一种AIDS药物AZT于焉诞生。霍维茨的失败，过了20年后却以戏剧性又出乎意料的方式转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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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T瞄准的，是数以千计、濒死的AIDS患者。“试验就是治疗，”AIDS维权人士这样要求；他们苦于寻找治疗方法，任何疗法都好。临床试验应注重安全的顾虑，此时退居次要地位。AZT的设计者认为，如果这些患者免不了一死，至少能让他们死去的时候抱有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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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病人：艾滋病医疗史的转折 6 站出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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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T不只是一种药物，它更是幻灭文化的标志。现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大多赞成同性婚姻，1/3的成年同性恋者公开在军队服役，职业运动员出柜，这些都不算什么新闻。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很难想象，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到了90年代），性向带来的偏见有多大，这样的偏见又多么有影响力。90年代中期，亦即布朗和哈恩诊断出感染HIV时，纽约市正上演一出摇滚音乐剧。《吉屋出租》是经典歌剧《波希米亚人》的现代改编版，探讨在AIDS阴影下，80年代纽约市年轻艺术家的生活。AZT在音乐剧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这种药物迫使服用者随身携带闹铃，好让他们准时服药。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AZT在剧中的效果只是让大家聚在一起，而不是治疗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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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T仍旧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象征着黑暗的历史。当这种药物进入公众领域时，许多科学家相信大家会热烈欢迎它的到来：总算有药可以治疗HIV了。但这种事并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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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检测和支持AZT的都是美国政府，因此该药物的完整专利却由一家私人公司所持有，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件怪事。药物相关的权利操纵在一家公司手上，从这点就可以看出美国联邦政府有多么无奈：政府在开发AIDS药物时几乎没有合作伙伴，也没有立足点来争取专利权。面对这种传染病的流行不断扩大，而没什么公司愿意投注资源来开发能应对的药物，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自认有责任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核准药物，即使早期临床试验中有迹象显示这种药有剧毒，也一样加速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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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T的首次临床试验，既成功又处处充满问题。在1986年的2月至6月，282位HIV携带者被指示服用AZT或安慰剂。服用AZT的人死亡率显著下降，而且幅度之大，让管理机构无法找到正当理由扣住AZT。因此，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迅速换掉安慰剂，改用真正的药物。不是所有的人都因此受惠；有些服用药物的人没有因此变好。这是因为这种药物只会阻挡病毒生命周期里的一个步骤。对某些病毒而言，这代表了抗药性会迅速产生。病毒突变的速度很快，因而发展出一种酶，能够辨别真正的生命积木与AZT这种假核苷酸。病毒的遗传物质与后续的突变率会因人而异，因此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快出现抗药性。如今，我们有办法以多种药物应付这个问题，每一种药物分别针对病毒与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部分；但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就只有这么一种药物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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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在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核准程序评估AZT效用的同时，也在检测药物的毒性。由于这种药物的开发是用来对抗癌症的，而且从未在人体上使用过，因此很难找到刚刚好的剂量，让药效最大化，毒性又不至于太强。由于AIDS会危及人的生命，大部分研究人员认为，患者若能免除一死，受到一些毒性的侵害也是值得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晚期，AZT合作团队里检测毒性的研究人员，只报告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并给予一些大致的方针——他们无法建议标准剂量。开药的医生要看患者对药物的忍受程度，依照每个人的情况上下调整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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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第一次AZT人体试验起，就很明显看得出这种药物有很严重的副作用。服用AZT的患者会出现血红蛋白（即血液中载送氧气的分子）不断上升的情况，同时血小板（帮助血液凝固的物质）数量会大幅下降。服用AZT的患者中，有31%需要红细胞输血治疗，服用安慰剂的则只有11%的人需要。更让人担忧的事情是，有证据显示这种药物会抑制骨髓功能。骨髓中有珍贵的干细胞，最后会发展成血液中的红细胞受到抑制，使得新生成的红细胞突然间短缺。骨髓功能抑制是化疗常见的副作用，会使人头痛、晕眩和疲倦。AZT成了HIV的一种化疗方式。虽然如此，在AZT进入量产阶段时，药物毒性的忧虑大多被视而不见。研究的结果于1987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此时已经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核准AZT后4个月了。如布罗德尔所说：“要在AZT的安全性和效用上达成共识，是不可能的事情。”毕竟，有人不断死去、需要治疗，在药物上市以前，实在没有时间进行扩大的安全性和剂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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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AZT的副作用还不够糟，还有比这更糟的事情：价格。这种药所费不赀，每年需要1万美元。如今看到这个价钱可能不会觉得多么贵，可AZT是史上最贵的处方药物。比起药物的副作用，这令HIV携带者族群更加愤怒。大家很难相信，一种在20世纪60年代由任职于大学里的科学家开发，又经由政府机构筛选过后的药物，竟然会这么昂贵。分析师会说，高昂的药价是必需的，由于开发药物是一件昂贵又危险的事业，这样才能让制药公司愿意承担风险，以及促进创新。总是会有些看似潜力无穷的药物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最后却以失败收场。有些药物甚至会杀人。不过，跟其他公司开发的药物比起来，宝来威康公司在这种药物的开发上却没有投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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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T的价格撼动了同性恋和HIV携带者群体，而且震撼的幅度前所未有。AZT引起的抗争背后，除了不公平的售价，以及迫切需要的人拿不到药物以外，还有别的因素——这些抗议也代表着一个被忽视的群体的愤慨。HIV没什么报纸想报道，没什么政客想谈，更有许多医生拒绝治疗。数千人在纽约市、首都华盛顿，以及位于加州柏林格姆的宝来威康公司美国总部前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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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9年9月，抗议行动的势头更加强劲。7位抗议人士偷偷溜进纽约证券交易所，将自己拴在贵宾室阳台上，展开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卖掉宝来威康”。抗议人士的行动无止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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