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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5年，何大一迅速蹿升的职业生涯把他带到纽约，成为刚成立的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DARC）的主任。那一年，他替《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撰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打艾滋要早而狠》。这篇文章已成为HIV研究人员间的名文，文章里提出假设，认为如果及早并用多种HIV药物（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尚未核准的一些药物）治疗HIV，可能可以达成“摘除般的治疗”。他将这种策略与对抗肺结核和儿童白血病的战役相比：“疾病初期施加积极的复合式化疗，让这两种疾病出现能治愈的疗法。乐观地说，我们希望这种模式对于受到HIV-1感染的患者中也成为可能。”那时的希望是，在急性感染阶段能消灭患者体内的病毒，进而得到众人迫切希望的治愈方式。就算没办法治愈，至少也能在病毒占据身体前阻止病毒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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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HIV要到感染较后期的阶段才会大量杀死T细胞，但病毒依然会在急性感染阶段杀掉一部分的细胞，特别是组织里的细胞。组织里的T细胞一旦消失，就不会再回来。这一点促使一些研究人员（如何大一）提倡及早治疗。何大一认为，及早治疗的道理是“无懈可击的”。他说道：“就算一个人看似好得很，病毒也会在背后大肆运行，杀掉CD4 T细胞。何必让这种事情发生呢？”虽然及早治疗背后有这样的道理，但当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何大一的理论。即使到了今日，他也希望当时的医学领域能采纳他及早治疗HIV的准则。他说：“让我不安的是，科学层面的考虑仍然不够。大家一直在说‘给我看数据’，但偏偏不会对其他疾病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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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一在这里指的是乳腺癌等疾病。虽然没什么证据指出及早筛检和治疗有什么好处，但没什么人会认为不该让乳房造影中发现肿瘤的人接受及早、积极的治疗。何大一希望，医生可以尊重科学上已知HIV此时在做的事情（亦即自我复制数十亿遍，并侵害组织内的免疫细胞），而不是坚持非要有大型临床试验的数据。他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来模拟：“一个从100层楼高的地方掉下来的人，经过第50层楼的时候仍然觉得好好的。”所以，何大一认为一位急性感染阶段的HIV携带者也一样，但这并不代表这个人不需要一道安全网。虽然何大一的及早治疗理论并非所有人都接受，甚至至今也依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但他开发的一种抑制蛋白酶的新型HIV药物，以及后来提出的消灭HIV感染的计划，让医学界和一般大众赞誉有加。他被选为《时代》杂志1996年的风云人物，《新闻周刊》也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他的成就，标题相当诱人：《艾滋病的终结？》。世界上到处有人庆祝，艾滋病快要变成非致命的疾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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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沃克踏上医学的道路，充满错误、阻碍和混乱。在他的回忆里，找不到他不爱科学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一位地质学家，启发了他对自然界的好奇心。沃克说，他的父亲是一位“工作狂”。回忆起快乐、珍贵的星期六时，他跟着父亲一起去田野调查。沃克只有11岁时，有一次他们田野调查回家后，他的父亲把他们采集的池水样本放在显微镜底下。沃克笑着回忆道：“那里面充满生物。”这就是一个转折点。这一滴滴的池水让他感兴趣的程度，远超出父亲研究过的所有石头。对他而言，他觉得生物学有一种地质学没有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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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的家庭跟何大一一样，在他成长期间搬到了另一个大洲。他就读高中二年级时，他的父亲获得一笔研究基金，要去北非研究红土。他们举家搬到瑞士，一个让父亲能够来回进行田野调查的地点。沃克当时就读于一所异国的公立学校，不仅学业上遇到挫折，还突然得学德语。不过，虽然这一切很艰难，却让这家人更团结，沃克也爱上了这个阿尔卑斯山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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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朋友开始念大学的年纪，沃克却花了许多时间粉刷房子，以及开着果菜车在瑞士到处跑。不过，当他20多岁从科罗拉多州学校毕业时，他心里所想的已经非常确定。他急着想要去医学院。他通往医学院的道路相当长，这也让他被录取的消息更加甜美。一天下午，他打开了父母家中的一个信封，由于信封不大，沃克原本以为他被拒了。但是，当他看到第一行开头写着“恭喜”，他高兴地倒在沙发上，脸上全是泪水。他回忆道：“这种情况下，你会发觉不同的情绪有多么相似。”这一切真的要发生了，他真的要去念医学院了。他在大学生涯经历那么多崎岖难行的道路之后，总算得到了一个他真正想要的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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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从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转往麻省总医院继续医学训练。正如以往一般，他不太清楚自己在医学领域的方向，以及他该专精在哪一科。第二年春天，他开始注意到一群不寻常的病人；他们都罹患非常罕见的疾病，像是肺囊虫肺炎（一种真菌感染肺部造成的疾病）。整间医院的专家都汇聚起来，想办法厘清这些年轻男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似乎没有人知道答案。这让沃克十足震撼：至今仍有医学上的谜题。即使是全国精英医生汇集的麻省总医院，仍有疾病能考倒最出众的医学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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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是1981年，这个谜样的疾病还被称为“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有些人说这是同性恋瘟疫，或是同性恋癌症。没有人知道致病的原因以及传播的方式。沃克原本不确定他未来的医学之路要怎么走，但现在在危机日益扩大之际，他发觉大家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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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期，沃克与何大一都在麻省总医院接受传染病的训练。何大一比沃克早了一年，而且已经是超级明星。1984年时，沃克与何大一参加圆桌座谈；世界各地的医院都会举办这样的座谈仪式，讨论医学方面的问题。这一年的圆桌座谈很特别，因为主角是共同发现HIV的加洛。加洛才刚刚在《科学》上发表他的论文，指出HIV是造成AIDS的元凶。沃克回忆道：“这一切都让人莫名亢奋。这个不断杀人的东西，总算被辨认出来是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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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决定申请研究奖学金，不过这代表他与患者之间的互动（他极为珍惜的事）必须被放弃一大部分。他担任住院医师的经验，改变了他对医学的观感。他眼见一位又一位患者死在拥挤的传染病病房里，便发觉这时需要的是研究。他身为医生，觉得相当无助，只能给患者提供支持治疗。沃克在念大学时曾经做过一些研究，但那时他并不喜欢。现在看来是再试一次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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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进入麻省总医院的罗伯特·斯库利实验室，他在这里的研究生涯将会相当漫长。此时的沃克还只是个菜鸟。他的导师告诉他，他应该研究细胞对HIV的免疫反应。沃克说：“那时我还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他还没有多少免疫学的相关经验。斯库利建议他测量T细胞对HIV的反应，特别是杀手T细胞的反应，这些细胞是免疫系统的突击兵。这样做是希望借由理解免疫系统如何抵抗病毒，来了解为何免疫系统会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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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来到实验室时，被告知不要跟其中两位研究人员说话：约瑟夫·索德罗斯基和克雷格·罗森。这两人“在做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分心。实验室人员被告知不要互相说话：如果这种命令让你觉得很幼稚，不妨想象一下，一位想要开始在这个领域里立足的新研究员会做何感想。虽然这听起来很奇怪，但至今都还有像这样的实验室。更糟的是，许多高度竞争的实验室还会更上一层楼，让实验室的成员相互竞争，每位资历浅的研究员都争着最先取得资料，只为了让自己的名字成为论文的第一作者。对沃克来说，这非常困难。虽然很感激导师的协助，但他仍觉得迷失在汪洋之中。相关的指导少之又少，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实验室的气氛非常紧张，而沃克的实验没有一个成功。当一年的研究过去，却没有任何能被认可的成果时，沃克心情郁闷，觉得自己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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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星期六早晨，沃克在实验室里，又一个实验失败了。这本身并不稀奇：所有科学家都经历过许多失败的实验。一个事先计划完美的实验，当面对现实的混沌，也常常会失败。不过，只要有耐心、有经验，有一些还是会成功的。若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其中一项就是要学会辨识这些契机，了解何时该放下、何时该放手一搏。沃克此时正在职业生涯的开端，不知道该放下还是放手一搏。他的脸色暗沉不悦，看着那份失败的数据。他不该打扰的研究员索德罗斯基此时走了过来，问了沃克：“你现在在做什么？”关心着沃克为何会垂头丧气。沃克告诉索德罗斯基他试着想做、却完全没办法成功的事。让他颇感意外的是，索德罗斯基有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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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索德罗斯基的建议，沃克成功地完成了一个独特的HIV模型并使其运行。根据他们的对话，他设计了一个人工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使用从患者体内提取的B细胞来表示HIV的各个部分。他再测量杀手T细胞（即免疫系统的突击兵）针对每个碎片做出特异反应的能力。通过这个模型，他能够分辨出T细胞对HIV发生反应的要素，诱导出HIV会启动反应的是哪些部分。沃克的团队从他们的第一位HIV患者那里提取出这些突击兵细胞，总算有办法测量出身体如何对HIV反应，为此感到非常欣喜。他们完成了一个戏剧性的发现。在感染HIV的患者体内，突击T细胞会特别针对并杀死受到HIV感染的细胞。这些杀手细胞知道他们找的是什么。但若是从没有感染HIV的人身上提取的突击T细胞，就不知道该找什么东西。这一数据首次表明人体能够对HIV产生特异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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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的导师知道这会是一篇重要的论文。他建议将这篇论文投到《自然》杂志，也就是这个领域里最重要的学术期刊。沃克从来没写过学术论文，觉得写作的过程很烦琐、沉闷。事实上，这篇论文的回复是一封模棱两可的信，看不出期刊到底想不想要刊登。审查人员想要再进行一项实验。更精确地说，他们想要对接受试验的患者进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分型。人类白细胞抗原是一个基因簇，掌管着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这一基因簇位于我们DNA中的第6染色体短臂上，在每个人的身上有相当大的变异，从整个物种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变异让我们在演化上占有优势。由于我们体内的基因有各种不同的变化，我们就有许多种防卫方式来对抗疾病。这表示，如果发生了传染病大流行，许多人都死于可怕的疾病，整个物种仍有可能会有一些人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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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要求沃克对患者样本进行HLA分型，来确认杀手T细胞对HIV的强烈反应背后，没有遗传上的先天优势。问题就是，能做HLA分型的人，没有人愿意碰HIV携带者的样本。这些技术人员跟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许多人一样：在那个还不清楚病毒怎么传播的年代，他们不敢触碰HIV携带者的样本。因此，沃克决定自己做HLA分型。他学会了操作程序，然后检测了HIV携带者的样本。据沃克所说，得到的数据“模棱两可”，似乎有某种固定模式，但并不能知道这些基因是否产生了影响。沃克把这些数据附上，将论文寄回给《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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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由这份著名期刊评审的同时，沃克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1987年的第三届国际艾滋病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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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和他的太太才刚刚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小男孩，现在，他正兴奋地等着分享他的HIV数据。不过，他的兴奋之情没持续多久。他坐着聆听开幕演讲，却十足震惊地看到他自己的数据就在台上，而演讲者正是重要的艾滋病研究人员和国家过敏与感染疾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沃克自称他是“卑微的博士后研究员”，此时心情跌到谷底。他想，应该是一位希望得到建议的同事把数据拿给福奇看，而福奇复制了他们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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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失落地打电话给他的导师，告诉他这个坏消息。他告诉斯库利，有人发表了跟他们很相似的T细胞实验，但没有指出他们的功劳。斯库利说：“别担心。《自然》刚刚接受了你的论文。”沃克的心情马上从谷底恢复过来，他的劳动有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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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在斯库利实验室的工作即将告一段落时，他的导师找他来谈论他的未来。沃克大笑着回忆道：“斯库利说，有一天我会成为著名的免疫学家，我笑了出来。我当时相当肯定他一定弄错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斯库利的看法便得到了印证。沃克成为波士顿麻省总医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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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沃克有办法比较大量的HIV感染者，于是他想看看每个人的HLA特征是否会影响杀手T细胞针对HIV的能力。正好就在沃克研究这些杀手T细胞所扮演的角色时，他碰巧遇到了几个罕见案例。这些人不服用任何药物就能控制HIV，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由于这样的人十分罕见，所以这一群体被称为“非凡控制者”。沃克发现，这一群体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们T细胞的能耐。绝大多数染上HIV的人，T细胞会被大量杀死，但非凡控制者的T细胞却能活下来，因此有办法整理出一套有效的策略，来盯紧和杀死病毒。但这些人的T细胞大军又怎么有办法盯紧和杀死病毒呢？答案似乎在这些人的基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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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发现一个根本原理，解释了免疫系统如何应对HIV，以及要如何才能战胜病毒。他和他的同事必须找出一种办法，复制HIV感染者体内保护免疫系统指挥和突击兵细胞的方式。可是，科学家怎样才能在没有基因优势的情形下，再造一个这样复杂的免疫控制系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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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有个理论，跟何大一所做的事情密切相关。他相信，及早治疗有可能启动在非凡控制者体内所见到的免疫反应。他假设，如果在HIV感染够早期的阶段时使用抗病毒药物，就会将一般人的突击兵T细胞，转变成那些能够控制HIV的人身体里的精英部队。可是，他又要怎么找到一个愿意接受及早治疗，而后治疗又中断的病人呢？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在道德良知之下，中止一个HIV感染者的治疗。在机缘巧合之下，沃克即将认识一位符合这些条件的患者。这是一位在感染非常初期阶段，就接受了一套奇特的抗病毒药物组合的患者：他就是哈恩，第一位柏林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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