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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进入麻省总医院的罗伯特·斯库利实验室，他在这里的研究生涯将会相当漫长。此时的沃克还只是个菜鸟。他的导师告诉他，他应该研究细胞对HIV的免疫反应。沃克说：“那时我还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他还没有多少免疫学的相关经验。斯库利建议他测量T细胞对HIV的反应，特别是杀手T细胞的反应，这些细胞是免疫系统的突击兵。这样做是希望借由理解免疫系统如何抵抗病毒，来了解为何免疫系统会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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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来到实验室时，被告知不要跟其中两位研究人员说话：约瑟夫·索德罗斯基和克雷格·罗森。这两人“在做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分心。实验室人员被告知不要互相说话：如果这种命令让你觉得很幼稚，不妨想象一下，一位想要开始在这个领域里立足的新研究员会做何感想。虽然这听起来很奇怪，但至今都还有像这样的实验室。更糟的是，许多高度竞争的实验室还会更上一层楼，让实验室的成员相互竞争，每位资历浅的研究员都争着最先取得资料，只为了让自己的名字成为论文的第一作者。对沃克来说，这非常困难。虽然很感激导师的协助，但他仍觉得迷失在汪洋之中。相关的指导少之又少，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实验室的气氛非常紧张，而沃克的实验没有一个成功。当一年的研究过去，却没有任何能被认可的成果时，沃克心情郁闷，觉得自己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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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星期六早晨，沃克在实验室里，又一个实验失败了。这本身并不稀奇：所有科学家都经历过许多失败的实验。一个事先计划完美的实验，当面对现实的混沌，也常常会失败。不过，只要有耐心、有经验，有一些还是会成功的。若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其中一项就是要学会辨识这些契机，了解何时该放下、何时该放手一搏。沃克此时正在职业生涯的开端，不知道该放下还是放手一搏。他的脸色暗沉不悦，看着那份失败的数据。他不该打扰的研究员索德罗斯基此时走了过来，问了沃克：“你现在在做什么？”关心着沃克为何会垂头丧气。沃克告诉索德罗斯基他试着想做、却完全没办法成功的事。让他颇感意外的是，索德罗斯基有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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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索德罗斯基的建议，沃克成功地完成了一个独特的HIV模型并使其运行。根据他们的对话，他设计了一个人工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使用从患者体内提取的B细胞来表示HIV的各个部分。他再测量杀手T细胞（即免疫系统的突击兵）针对每个碎片做出特异反应的能力。通过这个模型，他能够分辨出T细胞对HIV发生反应的要素，诱导出HIV会启动反应的是哪些部分。沃克的团队从他们的第一位HIV患者那里提取出这些突击兵细胞，总算有办法测量出身体如何对HIV反应，为此感到非常欣喜。他们完成了一个戏剧性的发现。在感染HIV的患者体内，突击T细胞会特别针对并杀死受到HIV感染的细胞。这些杀手细胞知道他们找的是什么。但若是从没有感染HIV的人身上提取的突击T细胞，就不知道该找什么东西。这一数据首次表明人体能够对HIV产生特异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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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的导师知道这会是一篇重要的论文。他建议将这篇论文投到《自然》杂志，也就是这个领域里最重要的学术期刊。沃克从来没写过学术论文，觉得写作的过程很烦琐、沉闷。事实上，这篇论文的回复是一封模棱两可的信，看不出期刊到底想不想要刊登。审查人员想要再进行一项实验。更精确地说，他们想要对接受试验的患者进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分型。人类白细胞抗原是一个基因簇，掌管着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这一基因簇位于我们DNA中的第6染色体短臂上，在每个人的身上有相当大的变异，从整个物种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变异让我们在演化上占有优势。由于我们体内的基因有各种不同的变化，我们就有许多种防卫方式来对抗疾病。这表示，如果发生了传染病大流行，许多人都死于可怕的疾病，整个物种仍有可能会有一些人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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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要求沃克对患者样本进行HLA分型，来确认杀手T细胞对HIV的强烈反应背后，没有遗传上的先天优势。问题就是，能做HLA分型的人，没有人愿意碰HIV携带者的样本。这些技术人员跟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许多人一样：在那个还不清楚病毒怎么传播的年代，他们不敢触碰HIV携带者的样本。因此，沃克决定自己做HLA分型。他学会了操作程序，然后检测了HIV携带者的样本。据沃克所说，得到的数据“模棱两可”，似乎有某种固定模式，但并不能知道这些基因是否产生了影响。沃克把这些数据附上，将论文寄回给《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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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由这份著名期刊评审的同时，沃克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1987年的第三届国际艾滋病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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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和他的太太才刚刚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小男孩，现在，他正兴奋地等着分享他的HIV数据。不过，他的兴奋之情没持续多久。他坐着聆听开幕演讲，却十足震惊地看到他自己的数据就在台上，而演讲者正是重要的艾滋病研究人员和国家过敏与感染疾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沃克自称他是“卑微的博士后研究员”，此时心情跌到谷底。他想，应该是一位希望得到建议的同事把数据拿给福奇看，而福奇复制了他们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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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失落地打电话给他的导师，告诉他这个坏消息。他告诉斯库利，有人发表了跟他们很相似的T细胞实验，但没有指出他们的功劳。斯库利说：“别担心。《自然》刚刚接受了你的论文。”沃克的心情马上从谷底恢复过来，他的劳动有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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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在斯库利实验室的工作即将告一段落时，他的导师找他来谈论他的未来。沃克大笑着回忆道：“斯库利说，有一天我会成为著名的免疫学家，我笑了出来。我当时相当肯定他一定弄错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斯库利的看法便得到了印证。沃克成为波士顿麻省总医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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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沃克有办法比较大量的HIV感染者，于是他想看看每个人的HLA特征是否会影响杀手T细胞针对HIV的能力。正好就在沃克研究这些杀手T细胞所扮演的角色时，他碰巧遇到了几个罕见案例。这些人不服用任何药物就能控制HIV，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由于这样的人十分罕见，所以这一群体被称为“非凡控制者”。沃克发现，这一群体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们T细胞的能耐。绝大多数染上HIV的人，T细胞会被大量杀死，但非凡控制者的T细胞却能活下来，因此有办法整理出一套有效的策略，来盯紧和杀死病毒。但这些人的T细胞大军又怎么有办法盯紧和杀死病毒呢？答案似乎在这些人的基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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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发现一个根本原理，解释了免疫系统如何应对HIV，以及要如何才能战胜病毒。他和他的同事必须找出一种办法，复制HIV感染者体内保护免疫系统指挥和突击兵细胞的方式。可是，科学家怎样才能在没有基因优势的情形下，再造一个这样复杂的免疫控制系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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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有个理论，跟何大一所做的事情密切相关。他相信，及早治疗有可能启动在非凡控制者体内所见到的免疫反应。他假设，如果在HIV感染够早期的阶段时使用抗病毒药物，就会将一般人的突击兵T细胞，转变成那些能够控制HIV的人身体里的精英部队。可是，他又要怎么找到一个愿意接受及早治疗，而后治疗又中断的病人呢？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在道德良知之下，中止一个HIV感染者的治疗。在机缘巧合之下，沃克即将认识一位符合这些条件的患者。这是一位在感染非常初期阶段，就接受了一套奇特的抗病毒药物组合的患者：他就是哈恩，第一位柏林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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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病人：艾滋病医疗史的转折 8 来自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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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3年于柏林举行的国际艾滋病大会上（这是史上最令人沮丧的艾滋病会议），耶森正等着听沃克发表演讲。在那前一年，即1992年，沃克发现了一位奇特的患者；这位患者于1978年在旧金山感染了HIV，但是当时他并不知情，而是后来在B型肝炎疫苗试验时，从当时采集的血液样本中检测出来的。奇怪的是，这位男性患者虽然从来没有服用过抗病毒药物，但体内却维持着健康的T细胞水平，而且没有进展成为AIDS。沃克对一种免疫细胞特别感兴趣，这种细胞叫杀手T细胞，是免疫系统的突击兵。这些细胞就像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一样：它们有一套精心调校过的机制，能侦测出有癌症、受到感染，或是因种种因素受到破坏的细胞。一旦它们辨识出哪个细胞必须杀掉，它们就会释放出细胞毒物：这是能够让细胞膜破裂的酶，最后会将细胞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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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杀手细胞辨认癌症细胞或受HIV感染的细胞的方式在很大程度跟个人的遗传有关。免疫系统的指挥官，亦即辅助性T细胞，在其表面有能够辨认入侵者特定部分的受体。但是，这些受体光靠自己无法辨认出病毒或入侵者的片段，它们必须先认识病毒。因此，入侵病毒的蛋白质（即第3章提到的抗原）会由另一种细胞转介给T细胞上的受体，顾名思义，这些细胞就叫作抗原呈现细胞。抗原呈现细胞遇到病毒时，会把病毒吃掉，再将病毒的抗原，放在自己的细胞表面上，就像是征服者会高傲地把敌军手下败将的首级放在棍子上展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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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看到木棍上绑着一颗人头，都会被吓到采取行动，一个被训练成要杀死免疫系统敌人的指挥官更是如此。可是，如果指挥官看到的，只是绑在木棍上的一根手指呢？这就没那么可怕了。每个人的遗传物质，会决定自己的细胞表面要展示病毒的哪个部位。有些人的细胞表面可能会展示一颗头颅（这样子就清楚地表示一定要采取行动），但有些人遇上同样的入侵者，展示出来的却可能只是一根手指。指挥官依然会动员，对入侵者发动攻势，但是不会像看到敌人首级那样，动员出全部的突击兵（我们生物学者对人体部位的描述有时候有点毛骨悚然，敬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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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的反应不只取决于一颗头颅或一根手指，木棍本身也一样重要（挂着敌人首级的东西叫HLA，不过我们就姑且称它为木棍）。这根木棍不只挂着入侵者的首级，更会决定要展示入侵者的哪个部位。每个人木棍里的遗传物质，会决定要把敌人的哪个部位展示给免疫系统看。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展示的部位（是一颗头颅？还是一根手指？）会决定免疫系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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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T细胞上的受体（TCR）、入侵者碎片（抗原），与木棍（HLA）三个分子之间，会发生一项关键的交互作用，图8.1即为这项交互作用的图示。分子之间的结合，决定了免疫系统被动员的强弱。因此，如果我们有一套特别的基因，那么身体将病毒展示给指挥T细胞的受体时，它看起来像是木棍上可怕的人头。我们的指挥T细胞会接收到警示，突击兵细胞就会进入严格戒备的状态。反之，我们的基因也有可能跟我们作对，让展示给受体的病毒碎片，看起来像是一根没有危害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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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建立了我们关于杀手T细胞的见解，以及它们如何在基因动员之下对抗HIV。可想而知，当他遇见一位没有进展成为AIDS的HIV携带者时，他马上就开始想，那个人的T细胞在做什么，以及HIV是怎么样被展示给指挥T细胞的。在当时，很可能没有任何其他的医生会做出这样的联想。虽然沃克并不太清楚这位患者体内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那年夏天，沃克前往柏林的时候，他兴奋地准备报告手上的结果，也更想知道其他医生是否看过类似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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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免疫系统怎么在木棍上展示敌人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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