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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更早的杰罗姆·霍维茨（他构思出新的方式，将癌症阻绝在细胞之外），许特尔清楚地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受到启发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在医学院图书馆的那个寒冬下午。HIV利用细胞的方式有许多种，但是它若要进入人类细胞，则只需要两种东西：CD4和CCR5。因此，目标相当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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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5是一种人类似乎不需要的基因，但HIV绝对需要它。计划相当简单：去掉CCR5。采用的机制也一样简单：干细胞移植。布朗会接受化疗和干细胞移植，以抵抗他体内的癌症。他们眼前正好是绝佳机会。移植的时候，不要随便找一位捐赠者，而是找一位具有Delta32突变的捐赠者。如此一来，干细胞形成全新的免疫系统时，形成的会是T细胞表面不会表现CCR5的免疫系统。这样的话，这些T细胞就能抵抗HIV，而且更好的是，病毒会杀死它们能进入的细胞，这样就会筛选出一套强而有力的免疫系统，能够同时抵抗癌症和HIV。这是一个大胆却精细的计划，许特尔热切地相信这一定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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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夏里特医学院附属医院跟世界上其他许多医院一样，对年轻医生来说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他们知道，永久教职的缺额不多，只有那些在医学治疗和研究方面同样出色的人，才能升迁到这些人人都梦寐以求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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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特尔感受到了这种高压环境的影响。他尽可能为这个计划的细节保密，也尽可能让布朗本人少到医院，因为他知道那些跟他竞争的人，会想办法快速制止一位年轻医生提出的这么大胆的计划。更糟的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自己的上司也隐瞒了布朗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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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柏林夏里特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感染科医生极力反对这件事，许特尔一点都不意外。这些医生认为HIV可以借由CCR5以外的受体进入T细胞，因此在布朗体内移植没有CCR5受体的细胞，无法防止那些利用其他受体的病毒株感染布朗。事实上，由于布朗从好几十年前就已是HIV携带者，他体内很有可能蕴藏了不需要CCR5的病毒株，这些在感染后期比较常出现，没人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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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的HIV病毒株都是利用免疫细胞表面的CCR5受体来感染人类，但确实有少数的病毒会利用另一种受体：CXCR4。利用CXCR4的病毒通常更容易引发疾病，他们会在患者体内加速病毒的进程，快速杀死细胞，并迅速让整个免疫系统受到大肆破坏。CXCR4受体跟CCR5受体一样，会影响细胞在体内移动的方式，但是跟CCR5不同的是，CXCR4在生理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受体，攸关免疫系统如何从骨髓发育，并迁移到末梢血液中。天生没有CCR5受体的人，可以拥有正常、健康的人生。然而，我们没有任何缺少CXCR4却能存活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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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感染科医生会质疑许特尔提出的治疗布朗的方式。虽然去除CCR5一定可以控制住一部分的病毒，但布朗体内很可能有利用CXCR4的病毒，而这种病毒依旧能够生长。事实上，这种方式有可能在布朗体内造成比移植之前更危险的HIV感染。再说，这一切都建立在有办法去除患者细胞表面的CCR5之上，而这又是前所未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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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许特尔没有什么研究案例可以支持他的理论。他指不出CCR5的丧失与抵抗HIV相关的动物模型，他担心，之所以没有这样的动物模型发表出来，是因为实验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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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特尔的主要论点，依据的是15年前发表的论文，但论点的核心并不是建立在某个模型或理论之上，而是建立在人之上：那些数以千计，缺乏CCR5基因，却过着健康生活的人；以及那些数以百计，因缺乏CCR5基因而有办法抵抗HIV的人。许特尔的研究并没有关注那些缺乏CCR5基因，却仍被利用CXCR4的病毒感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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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特尔认为，干细胞移植是另一回事，他们有机会重建免疫系统，让病毒演化的进程倒转过来。他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布朗接受的不只有干细胞移植，还有一套预处理（消融）的疗程，以确保他不会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若要避免这种疾病，患者在接受移植之前要先服药，以降低免疫系统的力量。在抑制免疫系统之外，这种预处理会在骨髓里“清出空间”，杀掉细胞，来让新的细胞增生。在化疗加上预处理后，许特尔相信他们很可能可以“重建免疫系统的进程”，因为他们替换了这么多的细胞，让身体有全新的机会来对抗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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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医院的移植科主任埃克哈德·蒂尔说明了这个案例。许特尔向他的上司隐匿了这个案例好几个月，害怕他的想法和病人都会被抢走；但他知道，现在是揭露他计划的时候。他坐在蒂尔位于一楼的办公室里，感到相当紧张。他望了望窗外，几英尺外就是公园，路上都是患者和家属，在外头享受这凉爽的一天。他虽然资历浅，没什么影响力，但比起年资，他的热忱却难有人出其右。虽然这场手术会非常昂贵，成功概率也不高，但蒂尔总算同意了。他不确定许特尔的计划是否合理，当然也完全不觉得这有可能消灭HIV，可他就是想要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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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合适的捐赠者会是一项挑战。所有可能给布朗捐赠的人，都还要再进行一道筛选手续，定序他们的CCR5基因。只有那些具有突变CCR5基因（即Delta32突变）的人，才会被认定是可能的捐赠者，这也让可能的捐赠者人数大幅减少。这样的实验，在德国以外的地方都很难进行。跟美国不同的是，德国有一个骨髓捐赠者的大型数据库。1991年时，德国的捐赠者登记机构得到资助，来建立一套庞大的捐赠者数据库。光那一年，捐赠者的数量就从2000人增加到超过50000人。如今，德国的ZKRD数据库是全世界同类型数据库中最大的一个，能存取全世界超过1950万名患者的资料。通过这个数据库，75%的患者会在3个月内找到可以匹配的捐赠者；整体来说，有90%的患者能找到合适的捐赠者。相较之下，美国只有65%的患者，一生之中有办法通过全国的骨髓数据库找到捐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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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大海捞针一样寻找突变基因的过程中，德国还有另一项优势：这个突变基因在欧洲出现的比例特别高。14%的欧洲人在他们的基因中携带了这种突变的一个拷贝。这个比例跟世界其他地方比起来，简直高到离奇。另外，全体欧洲人中有大约1%是CCR5对偶基因都有突变。当对偶基因都有突变时，身体就无法制造CCR5蛋白质，HIV就只能被挡在门外，打不开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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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为何欧洲人的CCR5突变会这么常见。CCR5突变，大约是700年前发生的单一突变事件。这算起来是个年轻的突变。相较之下，人类数一数二古老的突变，是85000年前发生的，让我们能够正确地转换植物脂肪酸。有些人认为，造成CCR5突变的是鼠疫大流行。中世纪造成大约1亿人死亡的黑死病，是由鼠疫杆菌造成的。这种细菌会绑架巨噬细胞——一种会表现CCR5的免疫细胞。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细菌进入人体细胞的方式与HIV类似，也是通过CCR5受体。不过，针对小鼠抵抗这种细菌的能力的研究，使用了拥有与缺乏CCR5受体的小鼠进行实验，结果却不认同上述想法。鼠疫杀掉了欧洲1/3的人口，从如此大规模的死亡来看，如果一个小小的突变就有办法控制住细菌，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推论，这个突变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其他理论则聚焦在天花病毒上，这种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机制目前仍属未知。有些证据看起来像是天花病毒利用CCR5来进入人类细胞。无论是因为鼠疫、天花，或其他什么尚未知道的推动力，拥有Delta32突变的人就是具有生存优势，而且这个优势强烈到他们子子孙孙的基因体里也都有这个突变，世世代代传承下来。这种优势暗藏了几世纪，直到AIDS大流行将之唤醒，让这种突变的古老保护力跨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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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夏里特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团队从西欧寻找与布朗完全相配的抗HIV捐赠者，此时，布朗觉得很幸运，因为他的生命中有卢卡斯。他根本不想接受这个吓人的干细胞移植手术，也特别不想自己一个人经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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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病人：艾滋病医疗史的转折 14 同情用药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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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森拥挤的候诊室里，哈恩坐在布朗附近。两人，两位柏林病人，那天下午都与耶森有约诊。两人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在医疗史上有多么重要。此时是1996年，布朗被诊断出罹患癌症还是好几年之后的事。两人都是不久前才刚刚确诊感染了HIV。两人的年龄相近、体格相仿，性格也有共同点：不外向、有些敏感。他们甚至连彼此的名字都不知道。两人坐在候诊室里，跟许多其他病人一样，竭尽所能避免眼神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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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距离耶森以羟基脲治疗他的男友安德鲁已经3年了。不过，这种药物依然是个谜；只有一些口耳相传、未经证实的说法，说这种抗癌药物对HIV有用。耶森使用这种药物的经验有限，但结果是正面的：安德鲁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活着。在德国北部小岛暂居后，他们已经回来了；安德鲁体内的病毒量已经降低、T细胞数量增加，这些都是让人受到鼓舞的证据，说明这样的“介入”成功了。不过，AZT能够在短期内减少病毒、增加T细胞，但之后病毒会突变避过这种药物。所以，安德鲁的治疗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是长期让他活着。不过，安德鲁与耶森的关系倒是没有多长。他们回到柏林后，安德鲁就跟耶森分手了，中断了耶森给他制定的极端新疗法，并离开德国前往了西班牙。安德鲁现今在世界各地到处跑，依然很健康，也常常跟医生约会。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样的创新疗法对他的生存有什么帮助。耶森心碎了，至今仍旧多少还在心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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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耶森相信羟基脲，并公开将这种药物开给一些挑选过的患者。这并不是大型的临床试验，而是小型试验——这种试验至今有时候还会在家庭医生的诊所里出现。这种试验的规模之所以小，有一部分是因为病人必须仔细挑选。他们必须刚刚受到感染，而且要非常有责任感。这种药必须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服用。耶森也需要花费不少心力追踪这些患者，必须确保这些患者约诊时会出现。若他能跟服用这种药物的患者建立起人际关系，会非常有帮助。耶森对于这种药物能怎么跟何大一等人提倡的“早而狠”策略合并深感兴趣，这个策略是为了要击溃病毒，并将之从身体里清除掉。那时仍然没有采用羟基脲的大规模临床试验，但他凭直觉认为这一策略是有意义的。他会在病毒还没有机会深植于体内之前，利用这种强效药物来及早控制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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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森开羟基脲给哈恩时相当谨慎。哈恩在感染初期就被诊断出来，是一位有责任感的学生，并且把耶森聘为他的家庭医生已经一年了。耶森觉得他能相信哈恩。至于哈恩倒是没有对这种实验性药物有什么想法。他没有想要质疑它，对背后的科学也没什么兴趣。他只知道，他染上了可能会致命的疾病，必须服药。他梦想成为“规则中的例外”，希望这种实验性的疗法能够成功，他能成为第一个被治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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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第一次见到耶森时，他体内藏有HIV的时间远比哈恩要久。他一年前就已经被感染了，而且自己不知道。由于早期的症状跟流行性感冒类似，被感染而不自知的情形常常发生。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美国有44%的男同性恋HIV携带者自己不知道已经受到感染。耶森没有想开羟基脲给布朗。毕竟，当病毒已经在体内站稳，能将之清除掉的概率又有多少？布朗拿了另一套非常不一样的抗病毒药物，就离开了。他对于药物没什么意见，但是他不喜欢耶森温暖、和善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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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森的羟基脲试验相当极端，而且与通常由医院进行的、有规范的临床试验也大为不同。在HIV不再被视为死刑后，HIV的临床试验就改变了。这有点像是如果你快要渴死，你什么都会喝，就连自己的尿也一样，同理，早期的HIV试验是非常绝望的孤注一掷。如今美国和西欧的HIV感染者已经不再因口渴而濒死了，他们能够挑选治疗方式，以及要参与哪些临床试验。如今HIV的临床试验通常会有忙碌的感染性疾病专家参与其中，他们必须让所有参与治疗的人都接受架构一模一样的疗程，以便将临床试验的统计数据力量最大化。耶森追求一种完全不同的医疗方式，他将重点放在患者而不是药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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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恩服用羟基脲的时候，想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还小的时候，在电视上看过的一个马桶广告。广告中，前景放了一大碗蓝色的水。一粒像大型药丸一样的马桶清洁剂放进蓝色的碗里，蓝色的水有如魔术一般变得透明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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