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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我所收集的数据令人印象深刻，我不得不怀疑，如果排除了那些临床试验中减弱安慰剂效应的因素，这些数据可能更加触目惊心。如果研究人员认为安慰剂效应是一种值得期待的积极因素，也许我们会在临床试验中看到更高的百分比，然而大多数研究人员并非如此。相反，临床试验的组织者和医学研究人员[3]在否定安慰剂效应的道路上乐此不疲。毕竟，一种药品需要使患者获得优于安慰剂对照组的药效方才能被批准投放市场。为了筛选出那些具有“极度安慰剂反应”的药品，临床试验对象均服用惰性药剂作为对比，只要有人获得了明显疗效，该药品当即被从研究中剔除，就这样，许多随机、双盲、具有明显安慰剂性质的药品被当作“失败品”而提前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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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大部分新药的研究人员没有与大型医药公司串通，在临床试验中我们会看到更高比例的安慰剂反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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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每个人都会对安慰剂产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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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考虑安慰剂效应时，我发现自己产生了这样的疑虑：若我是一个临床试验的患者，我拿不准自己是否会对安慰剂产生反应。毕竟，我是一名医生，且在临床试验中，我是一名研究人员。我自认是个明白人，所以我认为自己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是否正在接受真正的治疗。如果我怀疑自己服用的是安慰剂，那么它应该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帮助，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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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开始思考：是否有特定类型的患者比其他人更易对安慰剂产生反应？是否有任何数据可以证明，客观上存在能够描述患者对安慰剂响应情况的经典模型？是否有些性格特点或智力因素可以预示哪些人在接受安慰剂治疗时能够获得更显著的疗效？是否高智商人群对安慰剂的响应率更低？是否有些人更容易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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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已经对此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最初假定能够对安慰剂产生明显反应的患者为低智商人群或更加容易“神经过敏”的人群，但接着他们就发现，只要条件适合，几乎每个人都会对安慰剂产生反应。我们都是易受影响的，即使你的身份是医生或科学家。事实上，某些研究表明，高智商人群甚至更易对安慰剂产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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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一结果当作喜讯，其原因在于，若积极的信念能够治愈身体的创伤，每个人就拥有了同等的机会从中受益。并不仅仅只有易上当的人们是这样，机智的人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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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产生的疗效是否仅仅存在于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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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究的继续，我已经不十分清楚我到底在研究什么。很明显，我所收集的证据看上去很可信。当患者——不仅是那些易上当的人，而是所有患者——相信他们能够好转，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体验到了明显的病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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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能完全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可以做出如下论断：症状的缓解仅仅存在于你的脑海中。毕竟，如果不是思维感知，那么什么是痛苦？如果不是一种心理状态，那么什么是抑郁？即使对于某些确定的病症，如哮喘和结肠炎，你也可能会察觉到自己能够呼吸更顺畅或认为你的肠胃不适有所减轻。也许你的内心感受已经改变，但身体上并未产生任何可测的生理反应，也许那仅仅是你认为如此，这已经足够使你感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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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心理力量确实能够治愈身体，一定会有某些途径能够证明身体确实产生了反应，并不只是症状的减轻，而是通过生理可测的方法，并能够进行科学的研究。因此，我的下一阶段研究任务是探寻足够的证据证明安慰剂效应并不仅存在于脑海，而是能够切实改变身体的生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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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表的受安慰剂影响的临床试验成百上千，想在其中找到一个确切的结果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主要是因为在我所接触到的大多数研究中，那些病症，如头痛、背痛、抑郁和性欲减退等都难以定量分析。当患者感受到上述病症的好转时，不得不说，他们的主观性太强了，并没有客观的测试证明这些结果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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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终我还是找到了证据来证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身体会对安慰剂产生响应，从而产生切实的生理变化。当患者接受了安慰剂治疗，一系列变化产生了：血压降低，病疣消失，溃疡治愈，胃酸改善，结肠炎症消失，胆固醇下降，经过牙科处理后下颚肌肉放松且肿胀减弱，帕金森氏综合征患者的脑部多巴胺指标上升，白细胞活动增加，脑部病痛患者的病灶区域可以通过成像手段观测到明显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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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现让我确信，安慰剂并不是仅仅改变了人的感官，它们同时改变了机体的生化系统，使得整个研究变得越发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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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效应对于生化系统的影响不知不觉中使我们质疑关于疾病的整个研究体系，但在我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之前，我试图研究，是否存在其他解释能够说明为什么病人会对安慰剂同时产生生理和心理反应。是否真的是积极的信念使身体产生变化，还是存在其他因素影响了患者的结果？我所探寻的下一阶段将引导我走进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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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效应的五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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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临床研究人员谈到安慰剂效应，他们通常指的是这样的整个系列事件：将患者置于特定临床环境，对他们进行治疗处理，且患者了解他们所接受的要么是目标研究治疗方法、要么是安慰剂，再对患者进行制定时间范畴的观察。现在让我们弄清楚安慰剂有哪五种解释说法，进而从中选取合适的角度来对之前所了解到的现象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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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解释——也是我们愿意接受的一种——就是，患者之所以能够产生病情缓解和生理变化，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必将如此。根据知情同意原则，病人知道他们有可能接受安慰剂治疗，但很多接受安慰剂的病人认为他们正在接受真正的治疗（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因此他们期待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换而言之，使你产生不同感受的信念真的能让你感受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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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积极的信念也许并非产生生理变化的唯一原因。第二种解释是条件反射。我们对于巴甫洛夫（Pavlov）[4]的经典狗实验[5]都知之甚详。巴甫洛夫的狗并不只是在看到史酷比美食[6]时会分泌唾液，当它听到伴随的铃声时同样如此。安慰剂效应也许遵循着同样的工作规律。如果你习惯于从某人那里得到包着白色糖衣的真正药片，并因此而病情好转，那么即使从他那里得到的是包着白色糖衣的糖片，你也许会习惯性地感觉到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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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解释是，临床试验的患者接收到了情感上的支持。研究安慰剂效应的哈佛大学教授托德·凯普查克（Ted Kaptchuk）经常在期刊和媒体采访中表明观点，他认为，受信赖权威机构的悉心照料才是安慰剂效应等同于乃至更甚于积极信念的原因。临床试验的患者不仅仅接受治疗，同时还会感受到来自于白衣天使们的关注和支持，有时还有抚慰，而白衣天使的形象一直以来代表着健康和康复。我们都渴望被关注、被倾听以及被爱，仅此即可使病症缓解，并刺激身体产生生理反应。这再次验证了心身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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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能够对安慰剂产生反应的第四种解释是，一部分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偷偷地寻求其他的治疗方式，使得试验数据产生混乱。如果安慰剂组的患者病情好转，很可能他私下采用的其他治疗方式才是真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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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解释是，某些患者病情好转是因为病情的自愈。毕竟人体是一个具有自然康复能力的机体，一直努力达到整个生化系统的动态平衡。即使患者被遗忘在无人问津的角落，其中一部分患者的病情也可能自行好转。尽管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但是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病情的自发缓解现象是安慰剂效应的唯一解释。阿斯比约恩·罗加森（Asbjrn Hróbjartsson）博士和彼得·葛采（Peter Gtzsche）博士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了标题为“安慰剂是否无能为力？”（Is the Placebo Powerless?)的文章，指出除非研究中还存在对未治疗对照组[7]的观测结果，否则安慰剂效应并不能被直接证明，而大多数研究并非如此。在上述研究中，他们发现，当对未治疗对照组进行研究时，几乎不存在任何有指向性的安慰剂效应，这就意味着，病情的好转并非是积极信念或悉心照料的结果，而是由于病情的自愈。然而，这一结果因其设计缺陷而备受指责，其他研究人员认为，在研究不同种类疾病的众多不同类型的报道中，进行安慰剂对照组的对比，相当于将苹果和橘子放在一起比较，试验数据很容易引起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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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病情自愈理论在临床研究中的确能够说得通——即使在没有安慰剂的情况下依然如此。但这难道不是更加雄辩地证明了人体是能够自然康复的吗？如果未治疗对照组都能够观察到一部分患者的病情好转，难道这不是证明了人体知道怎样进行自我治疗吗？即使我们坚称安慰剂不存在作为还击[8]，我们不能否认，未能解释的病情自愈现象发生了。鉴于那些临床试验外自愈的患者并未被医疗保健系统所关注，这一现象也许比我们想象中更为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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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安慰剂引起的生理变化并不仅是积极信念的结果，但安慰剂效应无疑证明了心身的联系，说明人体具有天生的自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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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效应的生理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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