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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对顺势疗法的元分析研究结果提出质疑，导致《柳叶刀》杂志发表声明，宣称这是“顺势疗法的末世”和“接近事实的真相”。但我还是想要指出，那些评论家提到这项研究，把它称为“为与补充疗法做区分而对数据进行扭曲的常规疗法实例”。若我们想要用经实践检验的医学体系来对那些不易采用常规手段进行分析的医疗方法进行评估，我们必须在分析结果时具有开阔的思维，尽管对于这些治疗方法，我们没办法完全理解。仅仅因为我们不了解其中的生化体系运行机制，就对这些方法具存偏见，这种态度无疑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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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始终牢记，很多研究目前远未到完美无缺的程度。问题常常在于，有些人在进行研究时，想要进行完全双盲的实验，而这无论对患者还是实施者，都非常困难。尽管有些假针灸采用了足以乱真的“穴位针”，能够把针灸师都糊弄过去，但其他的很多对照试验也只能骗骗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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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事情就被糊弄过去了。研究表明，当医生得知病人接受的是哪种疗法时，他们会在无意中与病人交流，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常规医学临床试验中都采用双盲设计，使研究人员和病人都不清楚究竟接受的是不是安慰剂治疗。这种区别使得对于补充和替代疗法的很多临床研究充满了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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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真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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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被支离破碎的数据所迷惑。尽管目前尚不能对很多补充和替代疗法的机理进行生理学解释，但若我们能从生化体系的角度给出一个说得通的解释，是否还有必要刨根问底、追究其中具体的工作机制呢？我们知道，当病人在一个放松的环境中躺在手术台上，细心的医护人员专注于处理病情时，能够有效地减少病人的压力反应。因此我们习惯于每天散步，特别是在身体状况不佳时。我们同样知道，放松反应能够使人体产生有利的激素变化，进而恢复到其正常的生理平衡状态，促进人体的自我修复功能。我们还需要知道更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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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常识中，我们将那些功效不如安慰剂的疗法称为“庸医的把戏”，但我们是否忘记了治疗的真正目的呢？我建议我们在对疗效进行评估时需要重新审视评价标准。只要患者能够感到明显好转，不管疗效是否超过了安慰剂，这不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吗？难道缓解病状、治疗顽疾不是其最终目标吗？我们究竟是怎样达成这一目标真的那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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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很激进，但我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些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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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医学杂志》的编者评论中，耶鲁大学教授戴维·施皮格尔（David Spiegel）博士对持怀疑态度的人提出了批评，怀疑论者认为，若补充和替代疗法的功效主要来自于安慰剂效应，那么这些疗法就应该归入骗术的范畴；但戴维博士指出：“若那些替代疗法医学体系能够在既往发展中对病症的常规疗法及医患互动的仪式化规律有所认识，这是否值得现代医疗体系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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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疗法的安慰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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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只有补充和替代疗法所获得的疗效可能主要来自于积极信念、悉心照料及其产生的放松反应。研究结果表明，心理疗法可能是通过同样的方式使患者受益。当然，得到心理疗法治疗的患者比未接受治疗的患者康复更快，这已经得到了临床数据的验证，但这一结果是否真的是心理疗法自身的功效？还是说心理疗法产生的放松反应源自患者的积极信念以及治疗师给予的关爱和支持？在放松状态下，身心不是更容易康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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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进行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对15名饱受焦虑和抑郁之苦的大学生进行治疗，其对照组接受的是大学教授的治疗，这些大学教授并未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培训。两组患者的病情改善情况相近，并未因心理治疗师的专业程度而表现出明显的区别，这一结果发表于《普通精神病学档案》（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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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人类学家亚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博士认为，将心理疗法的成功归因于安慰剂效应并不是否定其实际疗效。他将其视作一种补充疗法：“心理治疗可能是一种放大的安慰剂效应……但即使如此，鉴于其开发出一种极具功效的医疗进程且在常规医疗康复中补充其不足，它也值得被肯定，而不是备受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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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疗法的安慰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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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信仰疗法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我们对于信仰治疗师也许会存在同样的真伪之辩。好好地想一想，众人远道而来，只为相信有人能够治愈他们；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虔诚地朝圣，拥有相同的积极信念。信仰治疗师通过一些仪式化的程序和动作，如爱的拥抱、抚首礼、冥想、草药、圣水等来强化这种信念，就会激发人体产生放松反应和自我疗愈，科学家称其为“巨型安慰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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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以卢尔德（Lourdes）[14]的治愈圣水为例，看看这种巨型安慰剂效应。卢尔德为自我疗愈提供了完美的展现平台。朝圣的人们常常在抵达时已经精疲力竭，因而内心处于一种饥渴状态。在卢尔德的圣坛处，神圣符号分列其中，治愈仪式庄严隆重，朝圣之人虔诚肃穆。这种圣洁极具感召力，给人加倍的力量和希望。仅此一项——圣水必能驱走顽疾的信念——就足够激发放松反应，从而促使人体自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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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堂深谙此道，并致力于去除任何可能被认为是“狂热”的治疗手段。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这种疗效来自于神赐，而不是心理力量引起的自愈。为了万无一失，教堂请医生来判断各个自愈实例是否可以算作“神迹”。自1858年以来，只有68个病例严格符合他们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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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2年，臀部长有恶性肿瘤的维托利奥·米其林（Vittorio Michelin）被维罗纳（Verona）[15]医院接收。不到10个月，他的臀部几乎完全塌下去了，股骨历历可见，只留下了一些不牢靠的软组织，为了腿部支撑而不得不打石膏。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前往卢尔德进行了数次圣浴，他形容每次圣浴时都能感到一股热流在其身体内游走。1个月后，他如获新生，X光检查结果显示，肿瘤明显减小，他的医生对其恢复过程倍感好奇。不久后，肿瘤完全消失，股骨也开始再生；没到两个月后他就能够再次直立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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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桑塔里诺（Anna Santaniello）的奇迹是有记录的倒数第二个验证卢尔德圣水功效的案例。安娜患有严重的心脏疾病和风湿性关节炎，饱受气喘和风湿性心内膜炎之苦，使她难以开口且不良于行；她同时存在脸部和嘴唇发绀（cyanosis）[16]以及四肢肿胀。在别人的搀扶下，她艰难地没入圣水，结果症状消失了，一名医生为其检查，确认了其病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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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2011年3月，56岁高龄的瑟奇·弗朗索瓦（Serge Francois）声称获得了最后的圣迹。在罹患椎间盘突出并发症、几乎不能挪动左腿后，他于2002年前去朝圣，并迅速恢复了行动能力。在十年后，他仍能够正常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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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剖疾病》一书中，卡曾斯医生说：“在各个宗教文献中充斥的所谓的‘奇迹般的治愈’都提到了患者的能力，他们通过适当的激发和刺激，使患者主动参与到跟疾病和伤残对抗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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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医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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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护人员，我们虔诚地祈祷，只为能够得到使病人康复的机会。我们具有使病人放松的能力，使其成为治疗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依赖药物和手术。我认为，如果我们没能够激发病人的自我恢复机制，我们既伤害了他们也伤害了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能够挺身而出，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我们在治疗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往往决定了病人生死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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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是用爱进行治疗，辅以一点点药物。是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拉大了我们和病人之间的距离，在治疗过程中，关爱似乎缺失了。在过去，医生常常接到家庭医疗服务请求，坐在床边安抚病人，而现在，我们在无菌室与病人匆匆会面，患者不停地接受各项检测，放射性测试甚至取代了接触性的身体检查。在去除了倾听、爱抚、悉心照料和专注治疗的康复力量后，我们除了单一的技术还能为患者提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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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面对健康危机，你一定要找准你所需要的医疗护理方式，仅仅去看最好的外科医生或是到名医专家处会诊并不够。尽管当你想增大康复概率时，专业医疗技术是很方便的，但你同样需要确保医护人员能够提供真诚的关爱。你并不是仅仅需要一个能够引导你进行治疗的人，而是一个信任你的完整团队，他们的工具箱为你提供适合你的工具，帮助你的身体做好发生奇迹的准备。当你筹建你的医疗团队时，你同样需要他们进行良好的彼此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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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师苏珊·福克斯（Susan Fox）将这样的合作医疗团队称为“治疗圆桌会议”。这一圆桌会议是一个全体医护人员参与、彼此合作的进程，且每个人具有相同的话语权。在圆桌会议上，病人而不是医生具有最高权威。当医生被邀请参与圆桌会议时，并不是请其前来发号施令、否定他人观点、不尊重其他人，最主要的是，不能罔顾病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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