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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表明,不快乐的人更易生病。以抑郁为例,它会增加癌症的患病率,是心脏疾病的主要原因,还与多种疼痛紊乱有关。焦虑被证明会增大患癌症的概率,增加颈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而这往往是中风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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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甚至会影响对生活的期望值。“主观幸福”的人比其他人的寿命平均超出10年之久。快乐还会影响健康的其他方面,包括干细胞移植的成功率、血糖控制、艾滋病患者的病情发展程度、中风、心脏手术以及髋骨折的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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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积极的心态,如快乐、正能量、对生活的满意度、希望、乐观以及幽默感等,无论对健康人群还是病人,都能够降低死亡率,延长寿命。事实上,快乐以及相关的心理状态能够减弱心脏病、肺病、糖尿病、高血压和伤寒感冒的患病率以及病情严重程度。根据在荷兰进行的一项对于老年患者的研究,在9年的时间内,积极的精神状态使成年人的死亡率降低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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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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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项名为格兰特研究(The Grant Study)的开展,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使快乐和健康的关系变得显而易见。格兰特研究是对积极向上、天赋异禀的哈佛大学大二学生进行的跟踪调查(这3个班的学生被认为身体和心理健康均处于最佳状态,并被视为未来的希望),通过观察他们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关注他们的健康状况、情绪、社会关系和成绩,进而预测为什么有些人会过着快乐、健康、成功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则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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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格兰特研究选择合适的调查对象,阿莉·波克(Arlie Bock)团队从医学记录、学术记录以及专家的个人推荐中仔细筛选,在1942、1943和1944年入学的268名哈佛学生接受了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生理学者、医生和波克所安排的系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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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对这些学生进行了全面的医学检查,从各器官的功能到阴囊的长度再到脑电图测到的大脑活跃程度;社会工作者记录他们的尿床习惯、怎样接受性教育以及家庭动态;心理学家对他们进行了罗夏墨迹测验、笔迹分析和多项心理学的评估。所有的结果都显示“正常”甚至“有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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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从哈佛毕业后,波克以及其他研究人员继续对他们接下来的生活状况进行跟踪调查。这些人接受了大量的身体检查、阶段性的访谈以及调查问卷,从而为回答“怎样才能使人过得健康、快乐和成功”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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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学生在毕业后参加了战争,很多人忍受着随之而来的战场后遗症。尽管他们面临着挑战,但多数人还是非常成功。他们中有4个人成了美国参议院议员,一位成了畅销小说家,一位成了《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一位成了内阁成员,还有一位成了总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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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出现了一种倾向。截止1948年,这些人中有20位表现出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当他们50岁时,1/3的人出现了心理问题。事实表明,在这些优秀大二学生的光辉外表下,某些无法预料的因素潜藏在其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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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特兰大》(Atlantic)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波克说道:“当我们选出他们的时候,他们还都很正常,一定是精神病专家把事情搞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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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表现出的抑郁与身体健康状况密切相关。那些在50岁诊断出抑郁的人们,超过70%在63岁之前去世或罹患慢性病;而那些对生活非常满意的人,他们的患重病率及死亡率仅为其他人的1/10.上述发现已经去除了如酗酒、抽烟、肥胖以及家庭病史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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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者会比悲观主义者更健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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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活出最乐观的自己》(Learned Optimism)一书的作者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开始研究是否乐观主义者比悲观主义者寿命更长,此前他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乐观主义及其对生活和健康的作用。经过多年时间,他研究了人们的解释风格,即如何解释生活中的好事和坏事。就如同表现出的那样,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待生活中持续的、遍布的好事和坏事的区别都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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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者认为坏事是生活的常态[3]、是无处不在的[4]、个人的[5]以及持续的。当你认为那些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坏事是持续的、无处不在的和个人的,你就会常常不快乐,并最终生病。悲观主义者同样认为,坏事是他们自身失误的结果;而在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好事只是暂时的特例,且不受他们控制。与之相反,乐观主义者则全然不同。他们认为坏事才是暂时的特例,且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而好事才是持续不断的、无处不在的,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努力而达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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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格曼及其同事查阅了格兰特研究的数据,来探寻解释风格和患病率之间是否存在联系。首先,他们必须确定,是否在整个时间段内乐观主义者跟悲观主义者都是固定的。他到底是“有时乐观主义,还是一直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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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现,尽管乐观主义会随时间改变,但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他们对坏事的解释风格相对固定。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改变。本章最后将详细论述怎样变得更加乐观以尽情享受乐观对健康带来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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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认识到对坏事的解释风格在一段时间内相对固定时,塞利格曼及其同事克里斯·皮特森(Chris Peterson)便对格兰特研究的数据进行了追踪。他们发现,当年龄达到45岁时,格兰特研究中的悲观主义者已经不如乐观主义者健康。悲观主义者从更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生病,且病情也更为严重。到60岁时,悲观主义者病得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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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者在接受冠状动脉旁路手术后康复得更快、免疫功能更强、活得更久,在面对癌症、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衰竭时,他们的情况更好。在一段时间内,想法积极人群的死亡率仅为想法消极人群的45%。[6]积极的态度还会影响人的抗感染能力。在一项研究中,健康的志愿者被问及他们的人生态度,然后使其着凉并接受流感病毒感染,那些乐观开朗的志愿者比其他人的康复能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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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对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进行了对比。研究乐观主义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劳拉·库布赞斯基(Laura Kubzansky)对1300位男性进行了10年的跟踪研究,发现乐观主义者的心脏病患病率仅为悲观主义者的一半。二者的差异是如此巨大,几乎与抽烟与否造成的差异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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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者更容易受到抑郁的影响、更容易在事业上遇到阻碍、快乐的体验更少、在人际交往中更容易面临挑战且更容易生病。研究表明,乐观主义者比悲观主义者感染的病菌更少,他们有着更强的免疫功能、更低的血压、寿命更长,且不容易得心血管疾病。在一项研究中,悲观主义者的患病率和看医生的次数均为乐观主义者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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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人生态度已被证实能够保护心脏。对于“情绪活力”指标更高的患者,其冠心病的患病率比低指标患者要低19%。甚至,那些自信、自我认知更积极的人在面对压力时,更不易产生心血管反应,恢复得更快,且皮质醇的基础指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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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够治愈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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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一名医学学生时,我照顾过一个名叫乔(Joe)的小男孩,他已经到癌症晚期了。乔从未见过他的父亲,当他处于化疗中期时,他向父亲写了一封请求信,向父亲告知了他的病情,请求他父亲能够飞到佛罗里达州相聚。他的母亲知道他父亲的地址并答应送出这封信,令乔快乐的是,他的父亲回信答应来医院看他,完成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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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苦苦等待父亲的到来时,他的治疗情况不甚理想。但乔是个乐观主义者,他相信自己能够康复,认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来了解他的父亲,因为自他记事以来父亲就非常令他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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