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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并非如此。行为遗传学十分清楚地揭示了一些基因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在正常人的经验范围内影响我们的个性。我们中有些人有两个缬氨酸，有些人有两个蛋氨酸，不仅位于BDNF基因，也位于那些影响个性、智力和心智其他方面的基因。有些人的肌肉力量天生比其他人更强，这是由17号染色体上的ACE基因版本所决定。44因此，有些人天生就更善于汲取知识，这也是源于某个未知基因的某个版本。这样的基因变异并不罕见；它们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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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化生物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则丑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正常”基因的变异呢，或给它一个专有名称：多态性？当然，这些“聪明”的基因变体会逐渐将那些“愚钝”的基因变体推向灭亡，迟钝的基因变体会淘汰那些易兴奋的基因变体。在提供生存和体现择偶优势方面，一种基因变体一定会优于另一种。这种优越的变体会赋予他的拥有者更强的能力，从而成为繁殖力旺盛的祖先。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一些基因会以这种方式灭绝。在全人类中，基因的不同版本似乎可以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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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费解的是，人类中存在的基因变异，要比科学预测的更多。回想一下，行为遗传学并非发现什么决定了行为，而是发现什么在变化。答案就是基因在发生变化。与大众想法相反，大多数科学家们喜欢难解之谜。他们的工作就是寻找新的谜题，而不是收集事实。在实验室中穿着白大褂的那些人的人生里总会带着一线希望，去解答一个真正的未解之谜或悖论。这里便有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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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未解之谜，有大量的理论可以予以解释，但没有哪一个完全令人满意。也许，我们人类已经简单地放松了对自然选择的要求，依赖迅速增生的基因变异而维持生存。但是其他动物为什么有同样的基因变异呢？也许有这样一种精妙的平衡选择，它始终眷顾那些罕见的基因变体，以防止它们灭绝。这个想法肯定地解释了免疫系统中的变异性，因为疾病会攻击基因的常见版本，而不会光顾那些罕有的版本。但是，我们不能立刻明显地了解，为什么个性里要维持多态性。45也许婚配选择鼓励了多样性的存在；或者，将来会出现某个新观点对此现象做出解释。对多态性的各种对立的解释，在20世纪30年代里就已经导致演化论者中出现各个派系，至今仍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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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肯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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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这个时候，一本关于行为遗传学的书会在先天-后天争论的两方之间摇摆不定，要么尖刻批评先天论者，要么恶意抨击后天论者。我也许会提出双胞胎研究的动机是含糊的，设计上有缺陷，解释显得愚蠢可笑，而且它可能会鼓动法西斯主义和宿命论；或者我可能会说，这些研究可以适当并合理地矫正白板说疯狂而又武断的观点，这种教条式的理论迫使大众以为天生的个性或心智并不存在，一切都是社会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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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两种观点都持有同情心理。但是我坚决不会被诱使做出此类评论，来给先天后天之争火上浇油。哲学家珍妮特·拉德克利夫·理查兹（Janet Radcliffe Richards）准确地抓住了要点，“如果你跟进这场辩论中任何反对一方观点的说法，你会感到很震惊，因为他们会错误地引用对方的言论，常常脱离语境，将对方所说的话做出最坏的阐释。于是误解盛行于世。”46以我的经验来看，当科学家们互相批判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最错误的时候。当他们断言他们偏好的观点是对的，因而另一种观点是错的时，他们在第一点是对的，但在第二点即是错的，因为两种观点都可能在部分程度上是对的。就如同探险者争论尼罗河源头位于哪条支流一样，他们漏了一点，即尼罗河可能源于两条支流，否则它只是一条小溪。任何遗传学者如果说他发现了基因的某种影响，因而环境一点也不重要，那么他所说的都是无稽之谈。任何一个营养学家如果说他发现了某种起作用的环境因素，于是基因没有任何作用，那么他说的也是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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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的例子就清晰地体现出这种现象。此现象称为弗林效应，由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发现，它发现人类的平均IQ测试分数在过去的每十年中稳步增加至少5分。这表示环境的确影响了IQ；它暗示着，与我们的祖父母相比，我们可称得上全都摇晃于天才的边缘，这似乎难以置信。不过，现代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无论是营养、教育还是心理激励，都使得每一代人比其父母获得更高的IQ测试分数。因此，有那么一两位营养学家（不是弗林）自信地说，基因的作用比想象中要小。但身高的类推情况表明这并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由于营养更好，每一代的身高都比他们的父母高，但没有人会提出因此基因对身高的影响比想象中少。实际上，现在更多的人的身高已充分发挥了其潜能，身高相对差异的遗传度可能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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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林现在认为，他所理解的这种效应，参考自欲望激发能力的这种观点。在20世纪里，社会逐渐赋予孩子们更多的奖赏，以激励他们去学校中追求知识上的成就。由于得到了回报，他们的反应便是更多地运用大脑中的一些部分。以此类推，篮球的发明激励了更多的孩子来锻炼篮球技能。结果，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篮球打得更好。同卵双胞胎的篮球技能相似，因为他们在能力上的起跑线一致，又对这项运动有着同样的渴望，于是带来了同样的练习机会。到底是欲望还是能力，这不是单方面可以决定得了的。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个孩子和另一个孩子有着相同的基因，因而将来也可能获得同样的经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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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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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年时期，弗朗西斯·高尔顿终究没能逃过曾俘获很多杰出之士的诱惑。他写了一本乌托邦式的作品。像自柏拉图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以来所有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一样，这部作品中描绘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愿意去那里生活。它有力地提醒了人们一点，这个主题贯穿于整本书中，即人性形成原因的多元论。高尔顿在阐述遗传因素在人性中的强大力量方面是对的，但他认为因此后天培育毫不重要，这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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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的这本书创作于1910年，他那时已80多岁。书名为《不能说在哪里》（Kantsaywhere），它是以一位名叫唐纳修（Donoghue）的人口统计学教授的日记形式来叙述的。唐纳修来到了这个“不能说在哪里”的地方，这里由一个完全实行优生政策的委员会所统治。他结识了奥古斯塔·全花哨小姐（Miss Augusta Allfancy），她正打算参加优化人种学院的一次荣誉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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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在哪里”里的优生政策由“默默无闻”先生（Mr.Neverwas）创立，他留下所有的钱用于优化人种。那些因拥有遗传天赋而在优化人种测试中得分突出的人将会得到各种奖赏；那些仅仅考试及格的人只获许少量繁殖后代；而那些没能通过测试的人将被送到劳动营里，虽然任务不是特别繁重，但他们必须永远单身。不合适的人如果进行繁殖，那就是对国家犯罪。唐纳修陪同奥古斯塔参加各类聚会，在聚会上会见那些可能成为她伴侣的人，因为她要在22岁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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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是幸运的。梅休因出版社（Methuen）拒绝出版这本书。高尔顿的侄孙女伊娃（Eva）也尽力不让此书流传于世48，她意识到这本书将会给世人带来多少难堪。只不过，她那时没有预料到，高尔顿描述的极权统治社会竟成了对20世纪的恐怖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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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及什么使我们成为人（原书第4版） 第4章 疯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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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词是未知之神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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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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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决定论”是一个被滥用的术语，尤其以基因决定论为甚。基因被描绘成为无情的命运之龙，它诡计多端，想要迫害代表自由意志的少女，唯有后天这个高贵的骑士可以解救她。20世纪50年代，在纳粹暴行的余波影响下，这种观点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在哲学探索中的一些角落里，它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登上了舞台。在精神病学方面，早在1900年左右，反对生物学解释的观点便已经引领潮流，当时高尔顿赢了那场人类一般行为是否具有遗传性的争论。鉴于后来发生的事，这种摇摆至后天决定论的观点竟然首先在说德语的国度里产生，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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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精神病学研究领域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前的核心人物是埃米尔·克雷佩林。他出生于1856年，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慕尼黑接受培训，成为一位精神病专家，但他并不喜欢这个培训经历。他的视力不好，很厌恶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死亡的大脑切片。那时，精神病学这门学科为德国所专有，它的创立基于这样的观念，心理疾病的原因可以在大脑中找到。如果心智是大脑的产物，那么心智的混乱可以追溯至大脑中一些部分的功能紊乱，就如同心脏病是源于心脏中某些部分出了问题。精神病学家要像心脏病手术医生一样，来诊断和治疗生理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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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佩林完全推翻了这样的推理。在经历一段时间学术上的漂泊以后，他于1890年在海德堡安定下来，开创了一种划分精神病人的新方法，不是基于他们目前的症状，更不用说大脑的表现了；而是基于他们的个人经历史。他用不同的卡片来给不同的病人做记录，从而了解他们的过去。他提出，不同的精神病有着互不相同的病情进展过程。只有长期收集每个病人的信息，你才可以区分出每种症状各自的特征。诊断是预后之子，而不是预后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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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精神病专家们目睹越来越多的人遭到一种特殊的精神折磨。患者都很年轻，大多是20多岁，遭受以下的痛苦：妄想、幻觉、情感冷漠和社交麻木。克雷佩林第一个仔细描述了这种疾病，将其称为早发性痴呆，或早熟式疯癫。1908年，克雷佩林的追随者尤金·布鲁勒（Eugen Bleuler）把这种病症命名为“精神分裂症”，相比之下这个名字在会意方面略弱一些。当时到底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突然之间大量增多，还是研究者们首次注意到这些有精神分裂的人，然后带他们离开家庭并送到研究机构，这一点直到今天仍有诸多争议。平衡各方面证据，我们得出，尽管仍然存在一些误解，但在19世纪里，精神疾病患者确实大量增加，精神分裂症在这个世纪中叶以前都是一种罕见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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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有很多种形式，严重程度变化不一。但无论怎样，这种病的主旋律始终保持一致。精神分裂症患者总觉得自己的思想在吵闹。在过去这被叫作幻听，但如今它通常可以理解为，仿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患者头脑中植入一个窃听装置。他们还会想象其他人可以读出他们的思想，于是倾向于将每件事都拟人化，以至于会以为电视新闻播报者也在给他们传递秘密信息。妄想式精神分裂让患者产生各类稀奇古怪的阴谋论，因而会导致他们拒绝治疗。考虑到大脑功能失调的方式有很多种，这样一个连贯的模式说明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而不是各类相似病症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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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佩林将早发性痴呆和另外一种病症区分开来，后者的特征是情绪摇摆于狂躁和抑郁之间，他将其称为躁郁症；如今这叫作双相情感障碍。每一种疾病的特点在于其发病过程和结果，而不是目前的病状。它们仍然很难通过大脑中的可见差异得到区分。克雷佩林说，精神病治疗应该放弃剖析大脑结构，并要了解发病原因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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