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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通常情况下，人性中某些特征的遗传度最高，这些特征由众多基因所决定，而不是受单独几个基因行为的影响。而且，越多的基因参与其中，遗传度就越高，这是由基因的附带影响而非直接影响造成的。例如，犯罪就有相当高的遗传度。一些收养的孩子后来留有犯罪记录，他们的行为更像是其亲生父母的，而非养父母的。为什么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特定的犯罪基因，而是因为他们特殊的个性让他们容易违反法律，这些个性是遗传下来的。正如双胞胎研究者埃里克·特克海默（Eric Turkheimer）所言，“难道真的有人认为，那些愚笨的、讨人厌的、贪婪的、冲动的、情绪不稳的人或酗酒的人不会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成为罪犯吗？这些性格特点真的完全不受基因遗传的影响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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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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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双胞胎研究大获成功，但人类行为中的少数特征仍显示出较低的遗传度。幽默感就是一个低遗传度的例子，收养在一起生活的兄弟姐妹有着相似的幽默感，但分开养育的双胞胎的幽默感却相当不一样。人们的饮食偏好也几乎没有遗传度——你的饮食偏好来自早时的经历，而不是由基因决定。（老鼠也是如此）35人们的社会和政治态度也体现了来自共享环境的强烈影响——自由派或保守派父母也会将自己的偏好传给子女。宗教派别也是通过文化而非基因传递的，不过不包括宗教虔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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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智力呢？有关于IQ遗传度的争论自从出现以来便饱受争议。最初的IQ测试设计粗陋并带有文化偏见。20世纪20年代，由于相信智力具有高遗传度，并担心智商低的人过度生育，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下令给心智缺陷者做绝育手术，以防止他们将不好的基因遗传下去。之后，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自此以后，甚至有关IQ可遗传的论断都会遭到尖刻的谴责，反对者会抨击提出者的声誉，并强烈要求他们撤销此言论。第一个遭难的便是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他于1969年在《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后，立刻受到不少攻击。36到了20世纪90年代，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查理·默瑞（Charles Murray）在《弧线排序》（The Bell Curve）中宣称，如果人们都进行选择式婚配，按照和自己相符的智力以及种族来选择，那么社会便可以划分出不同阶层。这个论断引起了一大批学者和记者的又一波愤怒抨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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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怀疑如果你在普通人中展开一次民意调查，你会发现他们很难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改变原有的观点。大多数人相信有“智力”这回事，即是否具有与生俱来的才能来进行脑力活动。他们的孩子越多，就越相信这一点。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相信，可以发掘有天资的孩子的智力，然后将其通过教育的方式传给没天分的孩子。但他们仍然认为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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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养育的双胞胎研究明确支持以下观点，尽管一些人擅长做这些事，一些人擅长做那些事，但仍然有整体智力这回事。这就是说，智力的大多数测量尺度相互关联。那些在综合测试或词汇测试中得分高的人，通常也擅长抽象推理或数字归纳推理的任务。一个世纪以前，统计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首次发现了这一点。他是高尔顿的追随者，以“g”因素来指代一般智力。如今，不同的相互关联的IQ测试中所得到的g因素，仍然是一个有力的标尺，可以预测孩子将来在学校的表现。在心理学领域，对g因素的研究比其他任何研究都要多。多元智力理论总是来来去去，但智力的关联性研究一直是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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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g因素？它是统计测验中得到的一个真实数据，以大脑中的智力活动的方式体现出来。它关乎思维速度或大脑尺寸吗？或者，它是一种难以察觉的东西吗？首先我要说的是，到目前为止，对g基因的寻找只带来了莫大的失望。一些基因在遭到破坏后会造成智障，但它们若只是发生细微的变化，还没有哪个基因能导致智力程度的改变。在智力超凡的人中，研究者们随机调查他们的基因，以求发现在哪些方面与常人的基因不同，可迄今为止，他们只发现一个像样的统计相关性（指的是位于6号染色体的IGF2R基因），以及其他2000多个未经证实的相关性。这就像大海捞针，大海太大，针又太小。一些候选基因，例如可能会影响神经元信号传递速度的PLP基因，却只能在很小程度上解释反应时间的长短，与g因素并没有多少相关性。由此可见，高智力等于高速运行的大脑说法看来没什么前途。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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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以清楚预测智力的物理特征是大脑尺寸。脑容量和IQ的相关性约为40%，这个数字为小脑袋天才和大脑袋傻子的存在留有很大余地，但这仍是一个较强的相关。大脑由白质和灰质组成。2001年，大脑扫描仪已经可以用来比较人们大脑中的灰质容量。在荷兰和芬兰两地分别展开的独立研究中，研究者发现g因素和灰质容量有很强的相关性，尤其在大脑中一些特定部位。两地的研究还发现，同卵双胞胎的灰质容量相关性高达95%，而异卵双胞胎的灰质容量相关性只有50%。这些数据说明有一些东西完全受到基因的控制，它没给环境影响留有多少余地。用荷兰研究者丹尼尔·波斯迪玛（Danielle Posthuma）的话来说，灰质容量“完全归因于基因因素，与环境因素无关”。这些研究虽没有让我们更接近了解哪些属于真正的智力基因，但它们确定了智力基因的存在。灰质由各组神经元组成，这个新发现的相关性说明了，比起普通人，更聪明的人在理论上会有更多的神经元，或者神经元之间有更多的联结。在研究者发现ASPM基因可以通过神经元数目决定大脑尺寸以后（见第1章），g因素的某些基因似乎很快也会浮出水面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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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g因素不是一切。双胞胎研究也揭示了环境对智力的影响作用。和个性不同，智力受到家庭的强烈影响。对双胞胎遗传度的研究、对收养子女遗传度的研究，以及对这两类的综合研究最终汇成同样的结论。IQ大约有50%是“叠加遗传”的，25%是受共享环境的影响，剩下的25%是受个人独有的环境因素影响。因此，智力和个性截然不同，它更容易受到家庭的影响。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的确令你更容易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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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平均数值掩盖了两个更加有趣的特征。首先，你可以找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样本，与平均值相比，他们的IQ相对差异更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非基因的影响。埃里克·特克海默发现，IQ的遗传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地位。在由350对双胞胎组成的样本中，有一些人曾在极端穷困的环境中长大，最富有的双胞胎和最贫穷的双胞胎之间体现出一种明显的差异。在最贫穷的孩子们之间，个人的IQ分数体现的可变度几乎可完全归因于他们共享的环境，而不是基因类型。在富裕的家庭里，事实恰恰相反。换句话说，每年只有几千块钱的生活会严重降低你的智力。但是，每年有4万美元或40万美元的生活，则不会造成人们的智力产生多少差别。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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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现具有显著的政策意义。它暗示，比起减少中产阶级中的不平等，健全穷困人口的安全保障网更有助于实现全社会的机会均等。它也强有力地证实了我之前提及的一点：即使个人成就的相对差异可以完全解释为基因的作用，这也不代表环境就不重要。在大多数样本中，你之所以发现基因有强烈的影响，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非常幸福、相互关心、富裕满足的家庭里。如果没有这些，那基因也无能为力。这一点对个性也同样成立。你的父母不可能因为对你更严厉便改变了你成年以后的个性。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他们曾经把你每天都锁在房间里长达10小时，每周如此，那么你的个性一定会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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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体重的遗传度。在西方社会里，人们有充足的食物，那些体重增加更快的人一定带有刺激他们吃得更多的基因。但是在苏丹或缅甸的一处荒凉之地，极端穷困是普遍现象，人们随时面临饥荒，每个人都深受饥饿之苦，那么那些胖人无疑是那里最富裕的。在这里，体重的相对差异由环境造成，而不是基因。按照科学家们的行话来说，环境影响是非线性的。在两个极端之处，它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在稍微居中之处，环境的微小变化带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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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那些平均数值中的第二个惊喜就是，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基因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共享环境的影响则越来越小。你的年龄越大，家庭背景对IQ值的影响程度就越小，你的基因则起到决定性作用。亲生父母聪明的孤儿，被一对愚钝的父母收养，他也许在学校的时候表现不怎么样，但当到了中年时候，他甚至有可能会成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量子力学教授。而一对愚笨父母留下的孤儿，被双双获得诺贝尔奖的父母收养，也许在学校时表现相对出色，但到了中年时候，他可能会从事一份对阅读技能和思维能力要求都不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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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上看，西方社会里20岁以下的人之中，“共享环境”对IQ相对差异的影响大约为40%。但在年龄较大的人群中，这个百分比骤降为零。反之，在婴儿时期，基因对IQ相对差异的影响为20%；到了儿童阶段，百分比上升为40%；在成人阶段，又升为60%；到中年以后，甚至升为80%。41换句话说，当你和他人生长在同样的环境里，而且你仍处于这个环境中，那么环境的确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它不能持续至你离开共享环境后的阶段。收养子女在童年时期生活在一起时，他们有相似的IQ值。但是当成年以后，他们的IQ值基本上不相关联。对于成年人来说，智力和个性一样，大多受到遗传的影响，部分程度上受到个人经历中独有的因素影响，极少一部分受到成长家庭环境的影响。这是一个有违直觉的观点，它摧毁了以往那种认为基因先起作用，后天影响在后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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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能够反映，孩子的心智经验来自旁人；而成人则自己发起智力上的挑战。“环境”并不是什么僵化的实物，而是由本人主动挑选的一系列独特的影响因素。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套固定基因，将预先设定他倾向于经历某种环境。拥有“运动”基因将令你想在体育场上锻炼；拥有“知识性”基因将让你想要参加智力活动。基因是后天的代理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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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基因又如何影响体重呢？大概是通过控制食欲。在一个富足的社会里，那些最胖的人通常最容易感到饿，因而他们吃得更多。一个因基因而肥胖的西方人和一个因基因而偏瘦的西方人的差别在于，前者更有可能买一个冰淇淋吃。到底是基因还是冰淇淋导致了他的肥胖呢？当然是二者兼而有之。基因导致一个人外出并置身于某种环境带来的影响中，冰淇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当然，在智力方面，情况也是一样。基因影响的是你的求知欲望，而不是能力。它们不会让你聪明；只会让你更喜欢学习。因为你喜欢了，因而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于是你就更聪明。先天只能通过后天来起作用。它只会刺激人们来寻求满足自己渴望的环境因素。环境则放大了这些微小的基因差异，将喜欢运动的孩子推向会给他们回报的运动，将求知欲强的孩子推向会给他们回报的书本。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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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遗传学得到的主要结论似乎极其不合常理。它告诉你，在决定个性、智力和健康方面，先天起了作用，即基因的确重要。但它并没有说这一定要以牺牲后天为代价。它证明了后天也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只不过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目前研究者们还不太能阐明后天是如何起作用的。（环境实验中还没有什么研究能达到先天实验中同卵和异卵双胞胎研究的效果。）在一个重要的方面，高尔顿大错特错。先天并没有主宰后天；它们不是在相互竞争；它们不是对手；先天与后天根本没有相互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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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是，如果西方社会里的智力遗传度已达到很高的程度，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将贴近精英统治这种状态，此时一个人的背景一点儿也不重要。但这也揭示了有关基因的一些令人惊奇的真相。基因变化是在人类行为的正常范围以内。你也许预想，基因就像是维生素C或维生素家族，只有在其功能不良时才会使人在某方面受限。因而，受到损害的基因可能会导致罕见的心智受损，如同它们可能会导致罕见的疾病。严重的抑郁、精神疾病或弱智都可能由罕见的基因变异所导致，但是它们也可能是源于罕见并怪异的养育方式。这样一来，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将会出现，只要你有正常的基因和一个正常的家庭，那大家就会有相同的潜在个性与智力。一些具体的细节就交给偶然事故或环境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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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并非如此。行为遗传学十分清楚地揭示了一些基因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在正常人的经验范围内影响我们的个性。我们中有些人有两个缬氨酸，有些人有两个蛋氨酸，不仅位于BDNF基因，也位于那些影响个性、智力和心智其他方面的基因。有些人的肌肉力量天生比其他人更强，这是由17号染色体上的ACE基因版本所决定。44因此，有些人天生就更善于汲取知识，这也是源于某个未知基因的某个版本。这样的基因变异并不罕见；它们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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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化生物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则丑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正常”基因的变异呢，或给它一个专有名称：多态性？当然，这些“聪明”的基因变体会逐渐将那些“愚钝”的基因变体推向灭亡，迟钝的基因变体会淘汰那些易兴奋的基因变体。在提供生存和体现择偶优势方面，一种基因变体一定会优于另一种。这种优越的变体会赋予他的拥有者更强的能力，从而成为繁殖力旺盛的祖先。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一些基因会以这种方式灭绝。在全人类中，基因的不同版本似乎可以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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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费解的是，人类中存在的基因变异，要比科学预测的更多。回想一下，行为遗传学并非发现什么决定了行为，而是发现什么在变化。答案就是基因在发生变化。与大众想法相反，大多数科学家们喜欢难解之谜。他们的工作就是寻找新的谜题，而不是收集事实。在实验室中穿着白大褂的那些人的人生里总会带着一线希望，去解答一个真正的未解之谜或悖论。这里便有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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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未解之谜，有大量的理论可以予以解释，但没有哪一个完全令人满意。也许，我们人类已经简单地放松了对自然选择的要求，依赖迅速增生的基因变异而维持生存。但是其他动物为什么有同样的基因变异呢？也许有这样一种精妙的平衡选择，它始终眷顾那些罕见的基因变体，以防止它们灭绝。这个想法肯定地解释了免疫系统中的变异性，因为疾病会攻击基因的常见版本，而不会光顾那些罕有的版本。但是，我们不能立刻明显地了解，为什么个性里要维持多态性。45也许婚配选择鼓励了多样性的存在；或者，将来会出现某个新观点对此现象做出解释。对多态性的各种对立的解释，在20世纪30年代里就已经导致演化论者中出现各个派系，至今仍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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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肯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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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这个时候，一本关于行为遗传学的书会在先天-后天争论的两方之间摇摆不定，要么尖刻批评先天论者，要么恶意抨击后天论者。我也许会提出双胞胎研究的动机是含糊的，设计上有缺陷，解释显得愚蠢可笑，而且它可能会鼓动法西斯主义和宿命论；或者我可能会说，这些研究可以适当并合理地矫正白板说疯狂而又武断的观点，这种教条式的理论迫使大众以为天生的个性或心智并不存在，一切都是社会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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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两种观点都持有同情心理。但是我坚决不会被诱使做出此类评论，来给先天后天之争火上浇油。哲学家珍妮特·拉德克利夫·理查兹（Janet Radcliffe Richards）准确地抓住了要点，“如果你跟进这场辩论中任何反对一方观点的说法，你会感到很震惊，因为他们会错误地引用对方的言论，常常脱离语境，将对方所说的话做出最坏的阐释。于是误解盛行于世。”46以我的经验来看，当科学家们互相批判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最错误的时候。当他们断言他们偏好的观点是对的，因而另一种观点是错的时，他们在第一点是对的，但在第二点即是错的，因为两种观点都可能在部分程度上是对的。就如同探险者争论尼罗河源头位于哪条支流一样，他们漏了一点，即尼罗河可能源于两条支流，否则它只是一条小溪。任何遗传学者如果说他发现了基因的某种影响，因而环境一点也不重要，那么他所说的都是无稽之谈。任何一个营养学家如果说他发现了某种起作用的环境因素，于是基因没有任何作用，那么他说的也是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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