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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的例子就清晰地体现出这种现象。此现象称为弗林效应，由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发现，它发现人类的平均IQ测试分数在过去的每十年中稳步增加至少5分。这表示环境的确影响了IQ；它暗示着，与我们的祖父母相比，我们可称得上全都摇晃于天才的边缘，这似乎难以置信。不过，现代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无论是营养、教育还是心理激励，都使得每一代人比其父母获得更高的IQ测试分数。因此，有那么一两位营养学家（不是弗林）自信地说，基因的作用比想象中要小。但身高的类推情况表明这并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由于营养更好，每一代的身高都比他们的父母高，但没有人会提出因此基因对身高的影响比想象中少。实际上，现在更多的人的身高已充分发挥了其潜能，身高相对差异的遗传度可能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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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林现在认为，他所理解的这种效应，参考自欲望激发能力的这种观点。在20世纪里，社会逐渐赋予孩子们更多的奖赏，以激励他们去学校中追求知识上的成就。由于得到了回报，他们的反应便是更多地运用大脑中的一些部分。以此类推，篮球的发明激励了更多的孩子来锻炼篮球技能。结果，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篮球打得更好。同卵双胞胎的篮球技能相似，因为他们在能力上的起跑线一致，又对这项运动有着同样的渴望，于是带来了同样的练习机会。到底是欲望还是能力，这不是单方面可以决定得了的。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个孩子和另一个孩子有着相同的基因，因而将来也可能获得同样的经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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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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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年时期，弗朗西斯·高尔顿终究没能逃过曾俘获很多杰出之士的诱惑。他写了一本乌托邦式的作品。像自柏拉图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以来所有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一样，这部作品中描绘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愿意去那里生活。它有力地提醒了人们一点，这个主题贯穿于整本书中，即人性形成原因的多元论。高尔顿在阐述遗传因素在人性中的强大力量方面是对的，但他认为因此后天培育毫不重要，这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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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的这本书创作于1910年，他那时已80多岁。书名为《不能说在哪里》（Kantsaywhere），它是以一位名叫唐纳修（Donoghue）的人口统计学教授的日记形式来叙述的。唐纳修来到了这个“不能说在哪里”的地方，这里由一个完全实行优生政策的委员会所统治。他结识了奥古斯塔·全花哨小姐（Miss Augusta Allfancy），她正打算参加优化人种学院的一次荣誉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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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在哪里”里的优生政策由“默默无闻”先生（Mr.Neverwas）创立，他留下所有的钱用于优化人种。那些因拥有遗传天赋而在优化人种测试中得分突出的人将会得到各种奖赏；那些仅仅考试及格的人只获许少量繁殖后代；而那些没能通过测试的人将被送到劳动营里，虽然任务不是特别繁重，但他们必须永远单身。不合适的人如果进行繁殖，那就是对国家犯罪。唐纳修陪同奥古斯塔参加各类聚会，在聚会上会见那些可能成为她伴侣的人，因为她要在22岁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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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是幸运的。梅休因出版社（Methuen）拒绝出版这本书。高尔顿的侄孙女伊娃（Eva）也尽力不让此书流传于世48，她意识到这本书将会给世人带来多少难堪。只不过，她那时没有预料到，高尔顿描述的极权统治社会竟成了对20世纪的恐怖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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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及什么使我们成为人（原书第4版） 第4章 疯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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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词是未知之神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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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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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决定论”是一个被滥用的术语，尤其以基因决定论为甚。基因被描绘成为无情的命运之龙，它诡计多端，想要迫害代表自由意志的少女，唯有后天这个高贵的骑士可以解救她。20世纪50年代，在纳粹暴行的余波影响下，这种观点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在哲学探索中的一些角落里，它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登上了舞台。在精神病学方面，早在1900年左右，反对生物学解释的观点便已经引领潮流，当时高尔顿赢了那场人类一般行为是否具有遗传性的争论。鉴于后来发生的事，这种摇摆至后天决定论的观点竟然首先在说德语的国度里产生，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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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精神病学研究领域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前的核心人物是埃米尔·克雷佩林。他出生于1856年，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慕尼黑接受培训，成为一位精神病专家，但他并不喜欢这个培训经历。他的视力不好，很厌恶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死亡的大脑切片。那时，精神病学这门学科为德国所专有，它的创立基于这样的观念，心理疾病的原因可以在大脑中找到。如果心智是大脑的产物，那么心智的混乱可以追溯至大脑中一些部分的功能紊乱，就如同心脏病是源于心脏中某些部分出了问题。精神病学家要像心脏病手术医生一样，来诊断和治疗生理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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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佩林完全推翻了这样的推理。在经历一段时间学术上的漂泊以后，他于1890年在海德堡安定下来，开创了一种划分精神病人的新方法，不是基于他们目前的症状，更不用说大脑的表现了；而是基于他们的个人经历史。他用不同的卡片来给不同的病人做记录，从而了解他们的过去。他提出，不同的精神病有着互不相同的病情进展过程。只有长期收集每个病人的信息，你才可以区分出每种症状各自的特征。诊断是预后之子，而不是预后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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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精神病专家们目睹越来越多的人遭到一种特殊的精神折磨。患者都很年轻，大多是20多岁，遭受以下的痛苦：妄想、幻觉、情感冷漠和社交麻木。克雷佩林第一个仔细描述了这种疾病，将其称为早发性痴呆，或早熟式疯癫。1908年，克雷佩林的追随者尤金·布鲁勒（Eugen Bleuler）把这种病症命名为“精神分裂症”，相比之下这个名字在会意方面略弱一些。当时到底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突然之间大量增多，还是研究者们首次注意到这些有精神分裂的人，然后带他们离开家庭并送到研究机构，这一点直到今天仍有诸多争议。平衡各方面证据，我们得出，尽管仍然存在一些误解，但在19世纪里，精神疾病患者确实大量增加，精神分裂症在这个世纪中叶以前都是一种罕见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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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有很多种形式，严重程度变化不一。但无论怎样，这种病的主旋律始终保持一致。精神分裂症患者总觉得自己的思想在吵闹。在过去这被叫作幻听，但如今它通常可以理解为，仿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患者头脑中植入一个窃听装置。他们还会想象其他人可以读出他们的思想，于是倾向于将每件事都拟人化，以至于会以为电视新闻播报者也在给他们传递秘密信息。妄想式精神分裂让患者产生各类稀奇古怪的阴谋论，因而会导致他们拒绝治疗。考虑到大脑功能失调的方式有很多种，这样一个连贯的模式说明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而不是各类相似病症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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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佩林将早发性痴呆和另外一种病症区分开来，后者的特征是情绪摇摆于狂躁和抑郁之间，他将其称为躁郁症；如今这叫作双相情感障碍。每一种疾病的特点在于其发病过程和结果，而不是目前的病状。它们仍然很难通过大脑中的可见差异得到区分。克雷佩林说，精神病治疗应该放弃剖析大脑结构，并要了解发病原因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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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还不能从临床上按照发病原因来将这些疾病归类，并区分出不同的病因，那么我们对病因学的认识就必然还是模糊和矛盾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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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底病因是什么呢？人类经验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最显著的因素：基因、偶然事故、疾病感染、出生年月、老师、父母、环境、机遇和巧合。有时候一个因素的影响会很突出，但并非始终如此。当你感冒了，主要因素是病毒；但当你患上肺炎时，病毒又只算得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你通常由于遭受饥饿、体温下降或压力而使免疫系统下降后才会患病。那这就是“真正”的原因吗？同样，像亨廷顿氏舞蹈病这样的“遗传病”，确实完全只由一种基因突变所导致；环境因素对这样的结果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但是，苯丙酮酸尿症，一种因不能代谢苯丙氨酸而引起的精神发育迟滞，既可以说是基因突变所导致，也可以说是由于饮食中的苯丙氨酸所造成的——它既可以理解成是先天疾病，也可以是后天疾病，关键在于你偏向哪一方。当多种基因变化和多种环境因素掺和到一起的时候，可想而知这个模式有多么复杂，精神分裂症的情况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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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一章里，通过探索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我希望让“原因”这个概念变得混淆不清。部分原因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精神分裂症仍是一个开放式问题，许多相互对立的候选解释囊括了一切可能性。你仍然有理由相信，基因，或病毒，或偶然事件是这种精神错乱的首要原因。但是随着精神分裂科学研究的深入，关于其病因的概念就愈加混乱。我们越是了解这种疾病，就越使病因和症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环境影响和基因影响似乎同时起作用，它们彼此需要，直到可以清楚地确定出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在先天和后天对立之前，我们先要面对原因和结果之间的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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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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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方面，我想传召的第一个证人就是精神分析学家。在20世纪中叶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主宰了这一研究课题。20世纪初，克雷佩林的关于精神病因的不可知论直击精神病学，留下了一个真空地带，它注定会由弗洛伊德主义者来填补。克雷佩林显然对精神病的生物学解释不以为然，加上他重视个人经历的重要性，于是他开拓了精神分析之路，强调一个人儿童时期经历的事件是后来患上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的一个发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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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70年，精神分析呈现出燎原之势，这更多地归功于宣传推销，而不是成功的治疗。通过和病人聊他们的童年，精神分析学家们给予他们人性的关怀和同情，这在之前从未有过。这使精神分析学家们很受欢迎，因为当时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深度巴比妥催眠、胰岛素麻醉、前脑叶白质切除和电击惊厥，这些疗法都令患者非常痛苦，它们容易成瘾并且危险性高。通过重视患者的潜意识以及童年记忆中被压抑的部分，精神分析学家们给了精神病学“一张离开精神病院的票”。的确，它如今服务那些与其说是有病不如说是不开心的人，而那些人也乐于花钱来买一个机会，躺在睡椅上详细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在美国，私人诊所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且获利颇高。这成了精神分析学家的推动力，激励他们逐渐从事精神病治疗，并开办自己的心理诊所。到了20世纪50年代，即使是精神病医生的培训也以精神分析为主。解决个人的精神问题的关键在于患者的个人经历，尤其这个病因是社会性的或“心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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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当时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式，“谈话”疗法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总会发生这样的事，精神分析走过了头，开始抨击精神疾病的其他解释，指责它们不仅没有必要还大错特错——不论是在道德上还是事实上。精神病的生物学解释成了异端邪说。如同所有有力的宗教，精神分析巧妙地重新定义了怀疑论，将其作为进一步的证据以支撑自己的论断。如果一位医生给患者开镇静剂，或对精神分析说持有怀疑态度，那么他就会说成是患有神经官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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