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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研究者们认为精神分裂症与大多数人类染色体上的标记有所关联。据推定，只有6个染色体（3、7、12、17、19和21）与精神分裂症没有联系。但是，很少有哪个联系是持久的，而且每一次研究都似乎发现了一种不同的联系。有很多好的理由解释这一点。也许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基因突变。在引发人们患上精神分裂症方面，越多的基因涉入其中，就越可能是不同的基因突变引发了相似的效果。想象一下这个例子，如果你卧室的灯灭了，有可能是因为灯泡坏了，或插头里的保险丝坏了，或是开关跳闸；甚至有可能是停电了。上一次是开关跳闸，这一次可能又是灯泡坏了。因为没能重现开关跳闸与灭灯之间的联系，你就愤怒地将此认定为“假阳性”灯泡，而不是开关跳闸，导致整个卧室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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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可能是两者共同发挥作用。大脑的复杂程度极深，有时不只是三方面或四方面出问题，而是千千万万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基因启动了其他的一些基因，从而又启动了更多的基因，如此下去，即使在最简单的大脑通路中，也有大量基因在起作用。任何一个基因的失常都会使整个通路瘫痪。但是你不能以为，所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体内都是同一个基因失常。导致大脑通路瘫痪的基因越多，就越难复制疾病与某个基因之间的联系。因此，假阳性说法也不一定就会令人灰心，或绝对错误。（尽管有时候是测量上的误差）那些不能建立联系的研究，也不能像一些人所断言，“神经遗传决定论”背后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精神分裂症中基因所起的作用，可以通过双胞胎研究和收养子女研究得到证实，而并非取决于找到或找不到特殊基因。但是，公平地说，联动研究对单基因造成的疾病（例如亨廷顿氏舞蹈病）十分有效，但对精神疾病却是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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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触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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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传召第三个证人。一些科学家没有试图去找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基因有什么不同，而是开始了解他们的大脑的生物化学成分。从这一点出发，他们会推断哪些基因操控这些生物化学构成，于是来调查这些“候选基因”。第一站便是多巴胺受体，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递素”，或者大脑中一些神经元之间的中继系统。一个神经元将多巴胺释放至细胞之间的突触（一个突触是指两个神经元之间一条狭长的间隙），因而这使得邻近的神经元开始传递电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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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5年以后，把焦点放在多巴胺上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年，氯丙嗪首次广泛应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精神病专家被迫在残忍的脑叶白质切除术和无用的精神分析学之间做出选择，此时，这种药对于他们来说如同神赐之物。它确实可以让患者恢复神智。精神分裂症患者首次可以离开精神病院，恢复正常的生活。只是后来这种药物带来了可怕的副作用，与之带来的问题是许多病人拒绝服用这种药物。氯丙嗪导致一些病人的行为控制能力逐渐退化，这有些类似于帕金森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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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这种药物不是好的治疗方法，它似乎也为原因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线索。首先，氯丙嗪和后来的一系列药物都是化学物质，阻碍了多巴胺受体，防止这些受体与多巴胺结合。其次，一些可以增加大脑中多巴胺浓度的药物，如苯丙胺，也会引发或加重精神崩溃。最后，大脑成像显示，受到多巴胺刺激的大脑中一些区域在精神分裂症患者那里是非典型的。精神分裂一定是神经传递素发生紊乱，尤其是多巴胺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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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神经元上有5种不同的多巴胺受体，其中的两种（D2和D3）被证明在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那里是有缺陷的。但是人们再一次失望了，这个研究结果并不十分确定，而且难以再现。而且，最好的抗精神病药物偏向于阻碍D4受体。更糟糕的是，D3基因位于3号染色体，是在联动研究中从未和精神分裂症有所关联的6条染色体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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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的多巴胺理论渐渐退出了舞台，尤其之后研究者发现小鼠表达出错误的多巴胺信号，但没有表现出像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样的行为。最近人们聚焦于大脑中一种不同的信号系统——谷氨酸系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种谷氨酸受体（称为NMDA受体）的活动似乎太少，正如他们的多巴胺太多一样。第三种可能性在于羟色胺信号系统。这方面似乎更成功一些，因为其中一个候选基因，5HT2A，似乎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体内经常出错，而且它位于13号染色体上，这也是联动研究中最常指出的一个染色体。但是，研究结果仍然不够有力，令人失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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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0年的到来，无论是基因与疾病的关系研究，还是搜寻候选基因，都无法告知哪些基因可以决定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度。那时，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即将完成，因此所有的基因都得以展现，就待在电脑的内存里，但是如何找出那些少数起决定作用的基因呢？帕特·莱维特（Pat Levitt）和他在匹兹堡的同事抽选一些死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前额叶皮层，来找寻哪些基因曾异常活动。他们仔细比较了这些样本的性别、已死亡的时间、年龄和大脑酸度。然后他们用微阵列抽选将近8000个基因，并鉴别出那些在精神病患者体内有着不同表达的基因。他们首先发现了一组涉及“突触前分泌功能”的基因。简单地说，这组基因涉及从神经元发出化学信号——像多巴胺或谷氨酸这样的信号。尤其是其中有两个基因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体内活跃度较弱。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基因位于3号染色体和17号染色体上——它们是联动研究认为从未和精神分裂症有所关联的6条染色体中的两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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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次研究中也发现了另外一个基因，它恰好比对着一条合适染色体的位点（位于1号染色体上）。这个基因称为RGS4，在基因的下游一方表现活跃，即在接收化学信号方面表现活跃。在莱维特研究的1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这个基因的活动大幅减少。在动物体内，急性压力会导致RGS4活动减少。也许这解释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个普遍特征，即压力拉开了一系列精神病症状的序幕。在普林斯顿大学才华横溢的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的例子中，他由于遭到逮捕而失去工作，外加没能攻克量子力学中的一个难题，这一切使他濒临崩溃。在哈姆雷特的例子里，他目睹自己的母亲嫁给了杀父仇人，这对他产生的沉重压力，足以把任何人逼疯。如果此类压力抑制了RGS4的活动，而且如果RGS4在精神脆弱的人中本来就很弱，那么压力便会触发精神病。但这并不意味着RGS4是精神分裂症的原因，只能说明，它的失效导致了压力之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更严重的症状——它更像是一种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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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甚至对于这样的推测我们也要持谨慎的态度。微阵列技术挑选的是那些回应这种疾病时会改变表达的基因，以及那些诱发疾病的基因。结果可能与原因相混淆。基因表达的程度并非一定具有遗传性。这是整本书中一直出现的一个重要命题。基因并没有谱写蓝图；它们只是发挥各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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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微阵列所提供的证据至少可以支持来自药物治疗中的一些线索，即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突触病，尽管它不能区分出原因和结果。在大脑中一些区域里，尤其是在前额叶皮层，神经元的结合部位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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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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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传召第四位证人，他相信精神分裂症由某种病毒所导致。他指出，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度很高，但这不是全部。双胞胎研究和收养子女研究留有很多的空间，足以让环境因素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环境因素的影响还不仅限于此。持有此观点的研究者们重视后天的作用。无论遗传学家们最终发现了多少基因，也没有什么可以减少环境的影响。记住，先天不是以牺牲后天为代价；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两者，而且它们共同起作用。也许我们遗传的一切都只是易感性，就如同一些人遗传了对花粉症的易感，但引起花粉症的原因当然是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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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胞胎研究揭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同卵双胞胎兄弟或姐妹只有50对50的概率患上该病。由于两人拥有同样的基因，那一定有些非基因的东西将这个可能性降至一半。此外，假设两人和不同的人进行婚配，并有了孩子。和之前一样，一个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另一个人则没有。那么他们的孩子将会怎样呢？很显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孩子会有相当高的患病风险，那双胞胎中那一个正常的孩子会怎样呢？你也许认为他本人已逃过此病，因此他不大可能将其遗传给孩子们。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他的孩子们所遗传的是同样的风险。这证明，易感基因对于精神紊乱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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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寻找导致精神分裂的基因，搜寻对该病非基因影响的因素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候。1988年，这类研究有了巨大转变；同年，研究者在冰岛人身上首次发现了基因关联。这里提及的也有关北欧人，当罗宾·谢灵顿（Robin Sherrington）在雷克雅未克测试染色体的时候，萨诺夫·麦德尼克（Sarnoff Mednick）正在赫尔辛基精神病院仔细研究医疗记录。麦德尼克试图解释一个有关精神分裂症众所周知的事实，冬天出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比夏天出生的患者要更多。这对于地球南北半球的人都成立，尽管它们的季节互差6个月。这个影响虽不是很大，但它的确存在；而且无论统计数据如何变化，它始终都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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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德尼克凭直觉认为流行感冒大多发生在冬天。也许是流感中的什么东西，预先决定母亲生出来的孩子带有潜在的精神分裂可能性。于是他查阅赫尔辛基精神病院的医疗记录，找寻1957年一场流行感冒带来的影响。可以确定的是，在流感流行期间，那些处于妊娠期中间3个月的母亲生出的孩子，比那些处于妊娠期前3个月和后3个月的母亲生出的孩子，在将来更容易患上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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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麦德尼克又阅读了产科记录，了解1957年流感暴发时一些孕妇的情况，这些孕妇生出的孩子后来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他发现处于妊娠期第二阶段的孕妇，也就是中间三个月，比起处于妊娠期前三个月或后三个月的孕妇，更容易患上流感。与此同时在丹麦，一项历史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支持以上发现：1911~1950年，流感盛行时期出生的孩子在将来更多地患上精神分裂症。而且孕妇患流感风险最高的时候即是她处于妊娠期的第6个月，也就是第23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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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精神分裂症源于病毒的假说得以诞生：孕妇在怀孕期间患上流感，尤其处于妊娠期中间3个月时，这将会损害胎儿还未发育好的大脑，从而决定这些胎儿在若干年后会患上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取决于基因，一些人天生便容易被病毒感染，或在感染病毒方面更容易受到基因效果的影响，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一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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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有趣的线索也许可以支撑流感理论，它来源于“单绒毛膜”双胞胎的故事。大约2/3的同卵双胞胎比起其余同卵双胞胎天生便有着更紧密的联系。他们不仅源于同一个受精卵，还在子宫内的同一个外膜或绒毛膜内部发育，共享一个胎盘。（有少数胎儿甚至在同一个内膜中发育，即“单绒毛膜”双胞胎。）分胎发生得越晚，双胞胎就越有可能是单绒毛膜双胞胎。由于他们在母亲怀孕期间被浸泡在同样的羊水中，也许他们会遇到同样的非遗传性影响。他们甚至通过同一个胎盘吸收血液，也许会面对同样的病毒。研究者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单绒毛膜双胞胎比其他同卵双胞胎在患精神分裂症方面是否更具一致性。然而，这样的数据很难收集。你要找的不仅是双胞胎，而且还是患精神分裂症的双胞胎，他们的出生记录可以并足够详细地显示出他们是否在同一个羊膜囊里。但是，这样的资料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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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些征兆仍然存在。至少有一些单绒毛膜双胞胎体现了镜像的关系，他们的头发旋涡和指纹方向彼此相反，而且会用不同的手写字。此外，单绒毛膜双胞胎的指纹细节也更加相似。指纹大约是在妊娠期的第四个月形成，运用这些特征来初步认定单绒毛膜双胞胎的天生标记，密苏里的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发现，与双绒毛膜双胞胎相比，单绒毛膜双胞胎在精神分裂症上体现出更多的一致性。他推测这可能证明了病毒的作用，因为共享羊水的双胞胎也可能共享病毒。单绒毛膜双胞胎在精神分裂症上的一致性也许显示，他们接触各种不同的偶然事件，不仅仅是病毒感染。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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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病毒感染因子也会触发一系列事件，导致胎儿在将来易感精神分裂症，包括疱疹病毒、弓形虫病，以及从猫身上传染来的一种原虫病。弓形虫会侵入孕妇胎盘，使胎儿变瞎或产生智力障碍。将来它也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症。很久以来人们一直知道，在胎儿发育过程中，其他的一些入侵因素也可能带来胎儿将来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风险，例如产时并发症。有一些事实很难解释，因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生产过程中就更容易患产时并发症。胎儿若是由于先兆子痫而造成在子宫内缺氧，他们将来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是正常情况的9倍。医学界同仁小心翼翼地将其称为出生过程中的缺氧性入侵——近乎窒息——这是一个确定的风险因素。再一次声明，它似乎与基因有所关联。如果你有合适的基因，也许你能度过这次缺氧；或者如果你出生顺利，你也可战胜基因带给你的命运。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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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可以作为一个理由来说明这个事实，即使双胞胎有着相同的易感基因，也未必有同样的患病风险。在出生前或出生过程中，双胞胎中的一个比另一个更有可能经历缺氧。这可能说明了为何他们在后来没有都患上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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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另一个更加有趣的可能性。引起艾滋病的是一种逆转录酶病毒，意味着当你感染上艾滋病的时候，带有这个病毒的基因就会融合进你的一些细胞的染色体DNA中。因为这是在血液细胞中发生，而不是在精子或卵子中，所以这样的基因不会遗传给后代。但是在遥远的过去，而且不止一次，一种类似的逆转录酶病毒曾感染了生殖细胞。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人类基因组包括完整的逆转录病毒基因组的许多不同复本，它们形成了感染性病毒颗粒。它们被称为内源性逆转录病毒（人类内源性逆转录病毒），位于我们的基因之中，是寄生性的入侵者，我们会将其遗传给后代。事实上，这些病毒基因组的简化和缩减版，存在于我们基因组中最普遍的序列中；它们就是所谓的“跳跃基因”，几乎组成了我们DNA的1/4。从DNA层面看，我们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与病毒颇有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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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病毒DNA受到软禁，由一种称为甲基化的机制予以关闭。但是，这样的风险一直存在，一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逃脱出去，产生病毒并从内部入侵细胞。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医疗效果就够糟糕了；但是这有助于考虑，它可能会对先天后天之争造成什么样的哲学上的损害。它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就像其他任何病毒一样，但是它产生于基因内部，并以一套基因的方式由父母遗传给子女。它更像是一种遗传疾病，但表现得像是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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