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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11 我不确定是否赞同托马塞洛的全部观点。我受到苏珊·米尼卡所做的猴子实验的影响,那些猴子无疑可以进行社会学习,至少在精心设计的对蛇产生畏惧的情况下是如此。学习不是一种通用机制;它是针对每个输入信息而特别设置的,甚至黑猩猩也可能对一些输入信息进行模仿学习。而且,即使托马塞洛设法搪塞灵长目动物文化传统中的模仿——猴子学会洗去甘薯上的沙子,黑猩猩互相学习砸开坚果的方法——他也很难证明海豚不能考虑彼此的想法。毋庸置疑,人类移情和模仿能力所达到的程度是无与伦比的,就如同我们使用符号交流的能力所达到的水平一样——但这只是程度差异,而不是类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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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13 尽管如此,程度差异也可由于文化的棘轮效应扩大为难以逾越的鸿沟。让我们承认托马塞洛的这种观点是对的,当模仿者理解模仿对象的想法时,当他有心智理论时,模仿即成了某种更加深刻的东西。让我们也承认这种想法是对的,在某种意义上,向自己表达一个想法即可产生一种表述,这种表述又可以通过符号系统得以表达。也许这就是促使人类比黑猩猩习得更多文化的原因。因此,模仿成了罗宾·福克斯(Robin Fox)和李奥纳·泰格(Lionel Tiger)所称的文化习得装置的第一个候选者。16还有其他两个前景不错的候选者:语言和动手能力。有趣的是,这三者似乎都汇合于大脑的同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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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15 1991年7月,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在帕尔玛的实验室里得出一个引人瞩目的发现。他记录猴子大脑中的单个神经元,设法弄清楚是什么导致了神经元的激发。通常情况下,这类实验在高度人工控制的条件下进行,让基本上不能动的猴子做既定的任务。里佐拉蒂并不满意这些人工设定,他想记录正常生活的猴子。他的实验由喂食开始,试图将每个动作与每个神经元反应关联起来。他开始猜测,一些神经元记录了行为目的而非行为本身,但他的同事对此不屑一顾:支持这个猜测的一些证据太过轶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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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17 因此,里佐拉蒂又把实验的猴子们放回到一个受到更多人工控制的仪器中。通过时不时地给猴子递一些食物,里佐拉蒂和他的同事们注意到,当猴子看见一个拿食物的人,它的一些“运动”神经元似乎会做出反应。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认为这只是巧合,猴子一定同时也在移动。但是,有一天,他们记录到一只猴子的一个神经元,只要实验者以某种方式拿着食物,该神经元就会被激发;而且该猴子是完全静止的。接着,实验者把食物递给猴子,当猴子以同样的方式拿着食物时,这个神经元又一次被激发了。“那一天,我开始确信这个现象是真实的,”里佐拉蒂说,“我们都非常兴奋。”17他们发现了大脑中有一个部分,既可表述行为,又可表述该行为形成的意象。里佐拉蒂将这个神经元称为“镜像神经元”,因为它有种不同寻常的能力,既可反映知觉,又可反映行为控制。之后,他发现了更多的镜像神经元,其中每一个在主体观察和模仿一个高度设定的动作时都很活跃:例如,用大拇指和其他手指抓握东西。他做出结论,大脑中的这个部分可以使一个感知到的手部动作配合一个已完成的手部动作。他相信自己看到了“人类模仿机制的进化先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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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19 此后,里佐拉蒂和他的同事们运用大脑扫描仪对人类重复这个实验。当志愿受试者既观察又模仿手指动作时,其大脑中有三个区域得以激发:这又是一个“镜像”活动。其中一个区域是颞上沟(STS),位于与知觉相关联的感官区。当受试者观察一个动作时,一个感官区域得到激发,这并不奇怪;但令人吃惊的是,该受试者之后做这个模仿动作时,同样的区域也很活跃。人类模仿行为的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如果让一个人模仿右手动作,她常常会用左手来做该动作,反之也成立。(试着告诉一个人她的脸颊上有东西,并同时触摸自己的右脸。这个人有可能会触摸她的左脸以示回应。)与此一致,在里佐拉蒂的实验中,与用左手模仿左手动作相比,志愿受试者用右手模仿左手动作时,其颞上沟会更加活跃。里佐拉蒂总结出,颞上沟“感知”主体自己的动作,并让它与观察到的动作的记忆相匹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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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21 近来,里佐拉蒂的团队发现了一个更奇怪的神经元,它不仅在执行和观察某个动作时被激发,而且听到该动作时也会得到激发。例如,他们发现,当受试者看见或听见花生破壳时,有一个神经元会做出回应,但它对撕破纸的声音却没有反应。这个神经元一听到花生破壳的声音就会有反应,而并非只回应视觉意象。声音的重要性在于让该动物知道,它已成功地破开了一颗坚果,这一点很有意义。但是,这些神经元敏感至极,以至于它们仅仅通过声音便可“表达”一些行为。这已非常接近于找到一个心理表征的神经元表现:在这里,心理表征指的是这个名词短语“花生破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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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23 里佐拉蒂的实验让我们几乎能描述出一种文化神经学,即使只是以最粗略的方式。它就像一套工具,至少可构成文化习得装置的一部分。会找到一组构成这种“器官”设计的基因吗?在某种意义上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大脑回路的特定内容的设计无疑是通过DNA遗传的。它们也许不是大脑中某个部分所独有的,其独特性在于大脑特定内容设计的基因组合,而非基因本身。大脑中将会产生汲取文化的能力。但是,这只是对“文化基因”(meme)[2]这个短语的一种解释;我们也能发现与设计基因完全不同的一组其他基因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建造文化习得装置的轴突导向基因将受到长期的抑制。替代它们的将是一些操作和修改突触的基因,一些分泌和吸收神经传递素的基因,等等。当然,这些基因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它们是在真正意义上将外部世界的文化传递到大脑中的装置。它们是文化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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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25 近来,安东尼·摩纳哥(Anthony Monaco)和他的学生塞西莉亚·赖(Cecilia Lai)发现,有一个基因突变可明显导致言语和语言障碍。这也许是第一个可通过语言来改善文化学习的候选基因。很久以来人们便知道,严重的语言障碍在家族中世代相传,与智力几乎没有关联。它影响的不仅是说话的能力,还有在书面语言中总结语法规则的能力,甚至还包括听到和理解他人言语的能力。当这一特征的可遗传性首次被发现时,有人称这个基因为“语法基因”。这让一些人大为光火,认为这种描述是决定论的罪过。但是,如今可以确认,7号染色体上的确有一个基因,在一个大家族和另一个稍小一点的家族中造成了言语障碍。该基因对人类正常的语法和说话能力的发展,以及喉部的运动控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该基因是叉头框P2基因,或简称为FOXP2,其任务是打开其他基因——它是一个转录因子。当一个人的FOXP2受损时,他就无法发展出完整的语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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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27 黑猩猩也有FOXP2基因,老鼠和猴子也不例外。仅仅拥有该基因并不能使人会说话。事实上,该基因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体内都是相似的。斯万特·帕珀(Svante Paabo)发现,在数千代的小鼠、猴子、红毛猩猩、大猩猩和黑猩猩的体内都有FOXP2基因,因为它们共有同一个祖先,该基因只有两个变化可改变其蛋白质产物——一个变化出现于小鼠的祖先,另一个出现于红毛猩猩的祖先。然而,也许拥有该基因独特的人类版本就是言语的先决条件。自人类与黑猩猩展开进化分离以后(仿佛是昨天的事),就已有两个变化改变了蛋白质。而且,来自少量沉默突变的证据巧妙地说明,这些变化发生的时间并不久远,它们也是“选择性清除”的对象。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将基因的其他版本迅速抛置一边。在20万年前的某个时候,FOXP2基因的一个突变版本在人体内发生了一个或两个关键的变化,这个突变版本由其主人复制给子孙后代,也就是如今人类的祖先。因而,人类这个物种中的FOXP2基因只有这一个版本,所有之前的其他版本都已被清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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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29 在蛋白质构造的第325个位置上(共有715个),两个变化中至少有一个,以一个精氨酸代替一个丝氨酸分子,它几乎彻底改变了这个基因的开启和闭合。它可能允许该基因首次在大脑中某个区域开启,这又转而允许FOXP2做出新的事情。记住,动物进化是通过给同样的基因赋予新的任务来实现的,而并非是长出新的基因。必须承认,没有人确切知道FOXP2究竟做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它如何让语言得以产生,因此我也只是在做推测。仍然有可能的情况是,并不是FOXP2让人类可以说话,而是言语的出现给基因组上帝带来压力。于是,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基因组上帝让FOXP2产生突变:该突变是结果而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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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31 但是,既然我已越过已知世界的边缘,那么我就和盘托出我对FOXP2如何促使人类说话的最好猜测吧。我猜想,在黑猩猩体内,该基因有助于将负责控制手部活动的大脑区域和大脑中各个感知区域连接起来。在人体内,它额外的活动期允许它连接到大脑中其他区域,包括负责控制嘴部和喉部活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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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33 我这么想是因为,也许FOXP2和里佐拉蒂所说的镜像神经元之间有某种联系。在里佐拉蒂做的抓握实验中,志愿者的大脑中的一个活跃区域,称为44区,对应着猴子大脑中发现镜像神经元的区域。该区域属于有时被称为“布罗卡区”的一部分,这使情况更为复杂了,因为布罗卡区是人脑的“语言器官”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猴子和人类大脑中,该区域不仅负责舌头、嘴唇和喉部的活动(这就是大脑该区域中风的人无法说话的原因),还负责手和手指的活动。布罗卡区同时负责言语和手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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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35 此处,有一条解开语言本身真正起源之谜的重要线索。近年来,一个非同凡响的观点在许多科学家的思想中成形。他们开始猜测,人类语言最初是由手势而非言语传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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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37 这个猜测的证据来自许多不同的方面。首先,有这样一个事实,猴子和人类大脑中负责发出“喊叫”的区域,与人类大脑中产生语言的区域完全不同。一般猴子或猿发出的全部声音有几十多种,一些用以表达情感,一些用以指代特定的捕食者,等等。它们都由大脑中靠近中线的一个区域指挥。该区域也指导人类的呼喊:恐惧地尖叫、高兴地大笑、吃惊地喘息以及不由自主地骂喊。一个人会由于颞叶中风而不能说话,但他仍可以流利地呼喊。事实上,一些失语症患者仍可以起劲地叫骂,但他们却不能活动自己的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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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39 与之不同,“语言器官”位于大脑的左侧,跨过颞叶和额叶之间的大裂谷——大脑外侧裂。这是一个运动区,在猴子和猿类大脑中用以控制手势、抓握和触摸,以及脸部和舌部运动。大多数的大猿类在做手部运动时偏爱用右手,于是黑猩猩、倭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大脑左侧的布罗卡区更大一些。24大脑中的不对称——在人类大脑中更为明显——其出现的时间必定早于语言的产生。语言由左脑控制,并不是因为左脑越长越大可以容纳语言,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语言接受左脑掌管是因为一个人所做的主要手势也是由左脑控制的。这是一个美好的理论,却很难解释以下这个事实。成年人学习手语时的确使用左脑;但以手语为母语的人却同时使用左脑和右脑。语言的左脑有专门用途,在说话方面比在手语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与手势理论预测的情况恰恰相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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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41 支持手势语言首位的第三条线索是,人类有通过手部活动而非声音来表达语言的能力。人们说话时或多或少总会使用一些手势——即使是在打电话时,或那些生来就失明的人在说话时也会如此。失聪者所使用的手语曾被认为是用手势模拟动作的一出哑剧。然而,1960年,威廉·斯多基(William Stokoe)意识到,手语也是一门真正的语言:它使用抽象的符号,具有内在的语法体系,其复杂程度绝不亚于口头语言,有句法、词形变化和语言所有的其他要素。手语的其他特征也与口头语言十分相似,例如,学习两者的最佳时间都是在幼年时的关键期,两者都是以同样的建构方式习得的。事实上,如同口头的洋泾浜语只有在孩子这一代学会后才可转变为有完整语法的克里奥语一样,手语亦是如此。说话只是语言器官的一种输送机制,对此最后一个证据是,如果失聪者中风影响的大脑位置和引发听力正常者说话障碍的中风所患位置相同的话,这些失聪者的手部也会“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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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43 然后,化石记录也可以说明一些情况。在500多万年前,人类祖先与黑猩猩祖先进化分离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两足站立。直立行走伴随着骨骼大规模的重组,发生在100多万年以前,之后才有大脑扩大的迹象。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解放双手去抓握物体或做手势,远远早于他们开始以不同于其他猿类的方式思考或说话。手势理论的一个美妙之处在于,它即刻就可说明为什么人类拥有语言,而其他猿类却没有。双足直立解放的双手不仅可以用来拿东西,也可用于交谈。大多数灵长目动物的前肢都忙于支撑身体,无暇顾及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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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45 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语言取代了猿群和猴群中的互相理毛——这是一种维持和发展社会关系的方式。事实上,猿类运用灵活的双手在同伴的毛中找出虱子,可能至少与他们用双手摘果实一样频繁。在以大型社会群体生活的灵长目动物中,互相理毛成为一件它们会花大量时间去做的事。狮尾狒会用20%的清醒时间给彼此理毛。邓巴说,人类自古以来也生活在大型群体中,于是有必要发明一种类似梳毛的能让许多人同时建立社会关系的方式:语言。邓巴注意到,人类使用语言不仅为了交流有用的信息,更主要是为了社会闲聊:“地球上这么多的人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在意义不大的闲谈上,这到底是为什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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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47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想梳毛-闲谈的观点:如果第一批早期原始人使用手势闲聊,那么他们一定会忽略本来要给对方梳毛的任务。如果你用手交谈,你就不能一边梳毛一边嚼肉。我忍不住想要说,手势语言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一种个人卫生危机,若想解决这个危机,他们就必须进化到不再满身都是长毛的程度,而且开始穿上可更换的衣服。但是某个犀利的评论家一定会谴责我只是在讲故事,所以我收回刚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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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49 根据少量化石记录,我们了解到,与手指灵活度不同,说话出现在人类进化中较晚的时期。1984年,人们在肯尼亚发现了有160万年历史的纳利奥克托米人的骨架,其颈椎空间只能容纳一根狭窄的脊髓,和猿类的差不多,其宽度只有现代人的一半。现代人需要一根宽脊髓来提供神经给胸部,从而紧密控制说话时的呼吸。27人们在之后发现了其他直立人(Homo erectus)的骨架,其喉部和猿类的高度相似,但它可能无法适应复杂的言语需求。言语的特征出现得如此之晚,以至于许多人类学家忍不住推测,语言是一个近期的发明,大约在7万年前才初露头角。28然而,语言和言语不是同一回事:句法、语法、递推和词形变化也许在古时候已经出现,只不过它们通过双手而非声音得以表达。也许,不到20万年前发生的FOXP2基因突变,并非代表人类创造出语言的时刻,而代表了人类用嘴和双手来表达语言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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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51 与之不同的是,人类手和胳膊的特征在早期的化石记录中就得以体现。350万年前的埃塞俄比亚人露西已拥有长长的拇指,手指根部和手腕处的关节也已经改变,这些变化让她可以用拇指、食指和中指一起抓握物体。她的肩部也有变化,可以让她举手过肩投掷东西;她直立的骨盆可以让她绕着体轴快速扭动身体。这三个特征都是人类抓握、瞄准和投掷小石块的技能所必需的——这已超出黑猩猩的能力之外,它们的投掷只是些随机瞄准的低手位动作。29人类的投掷是一项不同寻常的技能,需要许多关节的旋转在时间上精确配合,而且发出动作的时间也要准确无误。计划这样一个运动所需要的不只是大脑中的一组神经元的活动;它还需要大脑中各个区域的协调。也许正如神经科学家威廉·加尔文(William Calvin)所言,正是这个“投掷计划者”发现,自己适合执行由早期语法规定的按次序发出手势的任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由弓状束连接的大脑外侧裂的两边,与语言相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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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53 无论是投掷、制作工具还是手势,它们中的一个首先让大脑中的外侧裂周边区域在偶然间预先适应了符号交流,毫无疑问手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正如神经学家弗兰克·威尔逊(William Wilson)所抱怨的,我们很久以来一直忽视了人手是人脑的一个塑造因素。手语研究的先驱者威廉·斯多基提出,手势可以代表两种不同类型的词:基于形状的物体和基于运动的动作,由此区分出名词和动词,这在所有的语言中都广为存在。如今,人们发现颞叶与名词表征功能相关,跨过大脑外侧裂的额叶与动词表征功能相关。它们的同时出现将符号和记号组成的原始语转变成为真正有语法的语言。而且,也许是双手,而非声音,首次将它们结合到一起。直到后来,也许人们为了可以在黑暗中交流,才让语法渗透到说话中。斯多基在2000年完成一本有关手的理论的著作后不久便去世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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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55 你大可以在历史细节上吹毛求疵,我也不是手语假设的冥顽信徒,但我认为这个故事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将模仿、双手和声音展现在同一幅图中。这些都是人类发展文化的必要特征。模仿、动手和说话是人类格外擅长的三件事。它们不仅对文化极为重要:它们就是文化。文化意味着以人工制品来表达行为。如果歌剧是文化,那么《茶花女》就是模仿、声音和手指灵巧度的精妙结合(手指灵巧度体现在制作和弹奏乐器方面)。这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符号系统,于是心智就可以在思想上,以及在社会交谈和技术方面展现任何东西,从量子力学到《蒙娜丽莎》,再到汽车。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带来了其他心智的思想:它们使记忆外在化。它们使人类从社会环境中习得更多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的期望值以外。离我们很远并很久的某个人所拥有的词汇、工具和思想,都是每个如今出生的人所能继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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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57 无论手的理论是否正确,许多人都同意,符号使用在大脑扩展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文化本身可得到“继承”,并可选择基因改变来适应自身。在基因-文化协同演化理论方面研究最多的三位科学家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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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59 这是一个由文化引导的过程,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历史中发挥作用,可轻易导致人类心理倾向的根本改变。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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