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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农药对食物带来的污染，人们开始着手培育天然抗病虫害的农作物。当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增加天然毒素。一批新的抗病虫害的马铃薯出现了，它们的确不需要农药，但是后来发现，它们会使人得病，于是不得不从市场上撤下来。无疑，生病的原因就是毒素，正是安第斯山脉的农夫花了几百年的时间选育所除掉的物质。演化生物学提示，对待新培育的抗病植物，我们要像对待人工杀虫药一般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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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新的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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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了自然环境中广泛存在的毒素以及我们对它们的适应过程，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新的毒素及其医学意义。这些新的毒素，比如DDT，之所以成为一个特殊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比那些天然的毒素更加有毒，而是因为它们与我们在演化过程中已经适应的天然毒素有着截然不同的化学结构。我们体内没有准备好相应的酶来处理氯苯或者有机汞化合物。我们的肝脏对许多植物毒素早有准备，却不知道怎样对付这些新的毒素。此外，我们也没有天生的倾向来避开这些新的毒素。多亏了演化的武装，我们能够闻出常见的天然毒素，进而避开它们。用心理学的术语讲，天然毒素有诱发厌恶反应的倾向。但是，我们却没有什么机制来避开人造毒素，比如，DDT就无嗅无味。我们也不知道躲避有潜在致癌危险的同位素，因为用氢或碳的放射性同位素合成的糖与普通的糖一样甜，我们没有天然的手段来区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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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环境因素会引起什么结果，殊难预料。例如，汞在填充的牙齿中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学术界有过很多回合的争论。最近，乔治亚大学的安米·塞默（Ame Summers）及其同事发现，汞合金填充物引起了肠道内耐药细菌数量的增多，这似乎是因为汞筛选出了耐汞基因，而耐汞基因对某些抗生素也有耐药性。这一发现的临床意义还不十分清楚，不过它已经暗示，新的毒素可能通过目前尚不明朗的机制影响我们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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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已经无法在现代环境中依靠自己的天然反应察觉有害物质，我们转而依赖公共卫生机构去评估这类危险，并采取措施保护我们。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避免对这些机构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其一，在大鼠身上得到的结论在人身上的可信度有多少？我们并不清楚；其二，对环境危害采取行动还涉及许多政治难题。不懂科学的立法人员可能通过法律禁止食物中含有任何可能致癌的物质，然而，这类物质在许多天然食物中早就存在了。相反，政治压力还可能使某些明显的毒素逍遥法外，从尼古丁到二英。事实上，没有哪种食谱完全不含毒素。我们祖先的食物，像今天的食物一样，都是权衡利弊之后的一种妥协。这是从演化的视角思考医学得出的不太受欢迎的结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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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诱变剂和致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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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变剂，顾名思义，是会引发基因突变的物质。它们也有可能导致癌症，或者将遗传缺陷传给后代。致畸物，会干扰正常组织发育，并引起新生儿缺陷。诱变剂、致畸物以及其他具有短缺效果的毒素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分界。诱变剂，比如福尔马林、亚硝胺和电离辐射既可以马上引起麻烦，也可以在几年之后引起癌症或者先天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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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了解毒素的害处非常重要，但人们对有害物质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是有差异的，正所谓“此人之肉，彼人之毒”。我们将在过敏反应一章里详细讨论个体差异的问题。易受伤害的程度（vulnerability）因年龄和性别而异。人体的解毒能力在成年阶段和幼年阶段也有显著差异，特别是胚胎和胎儿的发育期。原则推理和实验证据都支持，代谢活跃的组织比处于休眠状态的组织更易受伤害，快速分裂的细胞比休止期细胞更易受伤害，有待分化的细胞比已分化的细胞更易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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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有理由推测，胚胎和幼体组织比成人组织对毒素更加敏感。图6—1是我们推测出的人类胚胎发育期易受伤害的变化规律。从受精卵的形成开始，到器官形成和组织分化的旺盛期，胚胎越来越容易受伤害，等到分化达到峰值，胚胎的抵抗力开始逐渐增强，临近分娩时，其抵抗力才逐渐趋近于成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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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不同胎儿期的毒素易伤性（vuln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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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稍后将再次谈到这幅图，但是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个传统医学中的经典谜题：妊娠反应，即所谓的晨吐。它常常是妊娠开始的第一个可靠的信号，对于之前有过这种经历的妇女来说，这一点尤其肯定。这种恶心与伴随的倦怠和厌食程度不一，却非常普遍，以至于被认为是妊娠的一种正常反应。对某些女性而言，这意味着难受好几个星期，对另外一些妇女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把妊娠当作一种病，我们自然就认为这是一种“症状”，然而妊娠并不是一种病。妊娠反应使孕妇痛苦，我们有必要设法使她们感觉更舒服一些。不幸的是，让人们舒服的做法并不一定都改善了健康，或者照顾到长期利益。在第1章和第2章中，我们已经说过，自然选择没有使人们快乐的意图，而是维护我们的长远利益，因而常常需要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在打算消除一种症状之前，我们应当首先了解它的起源以及可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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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有一位笃信适应主义工作程序的生物学家最近对晨吐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马姬·普罗费认为，像晨吐这样几乎是普遍而自发的现象不大可能是病理性的。她注意到胎儿的易伤害期几乎完全与晨吐的发生期相吻合。她提出一个关键的假说：妊娠早期的恶心、呕吐和厌食可能是为了限制孕妇的食物，目的在于使胎儿接触毒素的机会减到最小。早期妊娠的胚胎，对母亲来说是一个很小的营养消费者，一个比较正常的妇女就算吃得少些也足以维持幼小胚胎的营养需求。这个时候，她愿意接受的是比较清淡的、没有强烈气味的食物。她厌恶的不仅是调味品中的植物毒素，也包括霉菌和细菌产生的毒素。对丈夫来说好吃又好闻的羊排可能使他怀孕中的妻子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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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费收集了大量的证据支持她的假说。一个例子是她发现了毒素浓度与引起反胃的味道之间的相关性。另外一个观察是，那些没有孕吐的女性更容易流产或者生出畸形儿。当然，该理论还需要更多的演化学以及医学证据的支持。我们设想，如果普罗费的假说能够成立，这种现象不大可能只是人类独有的。这是不是哺乳动物，尤其是草食动物中出现的普遍现象？新怀孕的兔子是否吃得更少，在选择食物上是否更加挑剔？研究野生动物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途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而且可行的研究：是否有某种毒素对正常的成年动物伤害寥寥，却对胎儿的发育危害严重？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其余有待研究的问题包括：最可能伤害胚胎的常见毒素有哪些？胚胎期的哪些食物与生出畸形儿有相关性？解毒酶在个体之间的差异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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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呕吐药镇吐灵（bendectin）事件给普罗费的假说提供了一个旁证。不难理解，孕妇请求医生帮忙缓解她的晨吐。医生明白妊娠期用药的危险性，一般都十分谨慎。当时镇吐灵经过动物实验，无副作用，因此镇吐灵被广为使用。在“反应停”的悲剧发生之后，人们吸取了教训，对镇吐灵可能存在的副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许多互相矛盾的证据也一直是最高法院辩论的议题。遗憾的是，没有哪项研究引用过普罗费的假说，把妊娠晨吐对胎儿可能的保护作用考虑进来。也许，抑制晨吐的药物之所以引起先天性缺陷，在于它间接地增加了有害食物的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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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普罗费的假说是正确的，这意味着孕妇对任何药品和毒品都应该非常谨慎，不论是用于治疗还是纯粹追求舒适。胎儿酒精综合征也许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每年有数千婴儿受累。吸烟也会引起一些问题，此外还有咖啡、香料，以及一切味道强烈的东西。不妨说，最好不要吃任何药物。研究也许能够发现那些会引起明显缺陷的药物，但是其他作用不大明显的药物呢？保险起见，最好还是都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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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避免毒素之外，孕妇应当怎样对待晨吐呢？“尊重它。厌恶食物是为了保护胎儿。不要勉强去吃你不喜欢的东西，不要理会那些劝你试着吃一点的话。宁可得罪一些人，也不要给婴儿带来风险。”但是，痛苦怎么办呢？有两位男性作者说得轻松：“接受它，它是为了一个健康家庭的长远利益所需要的代价。”我们认为这并非理想之计。我们固然可以理解这种不愉快的反应，但是仍然希望能够缓解孕妇的痛苦。我们希望有一天，产科医生能够拿出一张孕妇应当避免的食物清单。有了这种知识，同时又找到了一种安全有效的药阻止恶心、呕吐，孕妇便可以放心地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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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传统文化里，有些人，特别是孕妇，会吃一种黏土。虽然一般认为这是用来补充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的，但是黏土还能缓解胃肠道不适，因此在现代医药中用于止泻药。有些黏土，例如前面关于橡树籽问题中提起过的，可以牢固地结合某些有机分子，包括毒素。换句话说，它缓解症状的原理可能就是除去有害的毒素——这是一条最佳途径。不幸的是，黏土不大可能用来申请专利。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大可能有一家公司投入巨资去开发、试验一种得不到专利保护的产品。专利制度既保护了科学研究的成果，也限制了科学研究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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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婴儿慢慢长大成儿童的阶段，他们都倾向于厌恶蔬菜。他们尤其不喜欢气味强烈的蔬菜，诸如洋葱、西兰花，它们含有较多的植物毒素。哪怕是最娇气的孩子，在他们长到青少年或接近成年的时候，也开始尝试新的食物。从演化生物学的观点来理解这一现象，可以认为它是有益的——在石器时代，这可以避免儿童摄入有毒植物。现代的儿童和成人都享受着经过驯化的低毒蔬菜，但是这仍然没有改变儿童对蔬菜的天然防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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