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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家们为心智的形而上学烦恼时，医生和其他研究者已经解决了一个明显更简单的问题：知觉和身体的运动是如何发生的。[48] 甚至艾萨克·牛顿也参与到了探讨中：在1713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2版的第3卷末尾，牛顿指出，在“所有大型实体”里都能找到“一个最微妙的精神”。身体的运动发源于“这种媒介的振动，它在脑中被意志的力量激发，并从脑中出发，沿着实心、透明并且均匀的神经细丝传至肌肉中，使肌肉收缩和舒张”。[49] 牛顿的观点不是基于任何具体的生理学知识，而是基于他对宇宙如何运作的假设。在缺乏任何实验数据的情况下，这些观点只是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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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有关脑和身体运动之间联系的观点中，很多最具影响力的观点都是通过莱顿大学的医学教授赫尔曼·布尔哈夫（Herman Boerhaave）的教学传播开的。布尔哈夫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医生。1715至1776年间，仅仅是在英国一个国家，他的著作或评论就出版了近一百版，他的一些学生后来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布尔哈夫将斯瓦默丹的杰作《自然之书》（The Book of Nature ）结集成册出版。尽管布尔哈夫知道斯瓦默丹和格利森的研究表明不存在神经液这种东西，但他仍然坚持声称神经中有“汁液”，是“所有汁液中最迅速、最轻快的”。[50] 布尔哈夫宣称，这种“微妙的液体”是由血液产生的。自盖伦以来，人们一直都这样认为。他还认为，斯瓦默丹在青蛙上所做的实验对理解人体的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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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实验不能否定神经液的存在，因为前两个实验并没有产生什么不利证据，而其余的实验只表明，神经的结构在冷血的两栖动物上与在四足动物和温血动物上是不同的。因此，我们不能得出什么有关人体的有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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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哈夫提出的有关身体运动和神经功能的概念是笛卡儿液压驱动观的加强版，乔治·巴格利维[51] 的工作可能强化了这个概念。巴格利维曾在1702年宣称，是脑的搏动推动了神经液的循环（事实上这种脑搏动是动脉搏动的结果）。[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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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年，布尔哈夫的学生、虔诚的瑞士加尔文宗基督徒阿尔布莱希特·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概述了一种看待神经和脑功能的新视角。哈勒描述了活体组织的两个基本特性——应激性和感受能力。哈勒认为身体的活动是由应激性（他使用了格利森提出的这个术语）产生的，当肌肉收缩时可以观察到这种应激性。他认为传递应激性的是一种“收缩力”（vis insita）。这种收缩力在肉体死后仍然存在，这一点从斯瓦默丹用青蛙腿所做的实验中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神经拥有感受能力，传递感受能力的是“神经力”（vis nervosa）。哈勒认为，神经力会随着死亡而消失，而且他的实验表明，通过扎紧神经、损伤脑或者用鸦片治疗病人，可以抑制这种力。哈勒认为，大量的实验表明这两种基本力是完全分开的，他写道：“最具应激性的部分完全没有感受能力，反之亦然，最具感受能力的部分不具有应激性。”[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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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勒后来提出，神经内一定含有某种液体，这种液体产生于大脑皮层，沿着“神经的小管道”流动。他认为，这种“神经的精华液”是“感官和运动的工具，必须有极强的动能，这样才能将感官的印象或者意志的命令毫无延迟地送到目的地”。[54] 尽管哈勒声称知识应该建立在实验而不是类比的基础上，但他对神经功能的理解最终与几个世纪以来的主导思想并没有不同：哈勒所说的神经液与盖伦所说的动物精气并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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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思想家则要更大胆一些。1749年，约克郡的医生大卫·哈特利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提出，振动沿着神经传导，“就像声音沿着河流表面传导一样”。这一观点遭到了布尔哈夫的另一名学生、爱丁堡大学教授亚历山大·门罗的反对。门罗坚信神经中存在液体，而且“神经不适合振动，因为它们的末端……非常柔软并且呈糊状”。[55] 哈特利反驳说，他不相信“神经本身需要以琴弦的方式振动”，因为神经很明显并不是绷紧的，然而他也无法解释振动为什么能沿着柔软、糊状的神经向下传导。[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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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哈特利还是将他的振动理论扩展到了整个脑。他认为知觉在某种程度上诱发了脑的振动，并且这些振动在不同的人身上本质上是相同的。此外，这种振动的定位可以解释学习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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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同时出现时，它们造成的感官的印象会相互靠得很近，因此就这部分感官而言，心智在审视一个对象的时候必然会看到另一个对象，所以响应这些对象的想法此后就一直互不分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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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利的想法后来被称为联想主义（associationism）。这种观点表明，在脑中有物理联系的感觉可以形成记忆。[58] 此外，哈特利还对“自主活动”（比如心脏和肠道的活动）和随意运动进行了区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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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勒和哈特利的观点都遭到了罗伯特·怀特的反对。怀特是苏格兰爱丁堡的一名医生，也是布尔哈夫的学生。怀特认为存在一种非物质的“感知力”，这种感知力通过神经和脑发挥作用，使身体能够运动。1751年，怀特抨击了哈勒关于引起肌肉收缩的是一种力的说法，认为这种观点“是在为无知提供生存空间”。与此相反，他认为应激性不过是灵魂的一种能量罢了。[60] 哈勒对怀特的说法感到恼火。他指出，除非灵魂以某种方式存在于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否则怀特无法解释为什么从身体上分离的一块肌肉在受到刺激后仍然会收缩。[61] 这两位学者不断通过著述展开论战，直到怀特于1766年去世。交锋甚至在怀特去世后也没有停止：在怀特去世后的十几年间，哈勒仍然在继续攻击他已故的对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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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为具有物质基础这种可能性，怀特怀有很深的敌意，因此他不会使用“自主”（automatic）这个词来描述无意识活动。他警告说，这种观念暗示身体是“一个无生命的机器，纯粹凭借其机械结构产生各种活动”。[63] 然而，怀特敏锐地注意到，一些无意识的活动实际上是可以被心智影响的，这表明这些活动并不是真正的机械反应：“因此，当一个饥饿的人看到想吃的食物，甚至只是想到想吃的食物时，嘴里就会分泌大量的唾液。”怀特对我们现在称为“反射”的研究，是以蒙彼利埃和巴黎的医学教授让·阿斯特鲁克（Jean Astruc）的思想为基础的。阿斯特鲁克是一名非同寻常的学者，他不仅是第一部性病学著作的作者，也是将文本分析应用于解读《圣经》的先驱之一，他提出《创世记》的作者不止一人。阿斯特鲁克认为，眨眼、射精和呼吸等无意识行为是由动物精气产生的，精气沿着神经流动，到达脑后折返。当折返的精气到达相应的器官时，就会产生相应的身体动作。阿斯特鲁克创造的“反射”（reflex）这个词就来源于“折返”（reflection）。[64] 在将近一个世纪前，这个过程第一次被笛卡儿描述，此时它有了“反射”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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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的主要贡献是对反射活动生理基础的探索。他证明了脊髓是产生这些反应的必要条件，而且不同的反射与脊髓的不同部分相关，比如下肢的活动就是由脊髓较下方的部分产生的，等等。[65] 和阿斯特鲁克一样，怀特使用接受刺激的神经与参与运动的神经之间的连接来解读这些现象，这些连接似乎位于两种神经在脊髓或者脑中相遇的位置。[66] 尽管在思维的根基这个问题上，怀特是坚决反唯物主义的，但他的研究表明，某些行为的产生可以用身体不同部位间的某种神经连接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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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8世纪有关思维物质的辩论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布尔哈夫的另一个学生——法国人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1747年，拉美特利出版了著作《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 ），这标志着一种看待人类心智和身体的新视角的诞生：身体和心智的所有活动都可以用物质来解释。[67] 拉美特利写道：“灵魂的所有官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脑和整个身体特定的组织方式，因此这些官能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这种组织方式本身。”[68] 因此，拉美特利宣称存在思维物质这种东西：思维物质就是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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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的赞助人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所述，拉美特利在1744年一次发烧时意识到，“思考的能力仅仅是机器组织恰当的产物”。1746年，拉美特利在出版物中试探性地概述了这一想法。他的著作立即遭到法国当局的谴责，随后他机敏地逃到了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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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拉美特利并不气馁，他更深入地思考了心智的物质基础这个问题，并于1747年将这些成果结集成册，在莱顿以匿名的形式出版，书名是《人是机器》。这本书具备了成为畅销书所需要的一切特质：它讲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行文采用了轻松的对话体，书中不仅有笑话，嘲弄了一下权贵，还包含了一些温和的荤段子。这本书立即在法国成为禁书，这不可避免地鼓励了印刷版和手稿版的秘密流通。即使在公认的宽容城市阿姆斯特丹，这本书也成为违禁书，还被刽子手公开焚烧过。尽管此书“恶名昭彰”，或者更有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拉美特利很有市场头脑的莱顿出版商很快又再版了两次。[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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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特利的许多想法听起来非常现代。他认为我们或许可以教会大猿使用手语，因为“从动物到人，没有突然的转变……在人发明词汇和学会语言之前，人又是什么呢？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动物罢了”。[70] 他还声称“四足动物脑的形式和组成与人脑差不多相同……人类在起源上和所有可以比较的方面都与动物非常相似”。这比达尔文的学说早了一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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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拉美特利创作《人是机器》的出发点是讨论精神健康，以及精神健康如何受身体状态的影响。尽管拉美特利提到的一些症状在今天看来很离奇（“有的人认为自己变成了狼人、公鸡或者吸血鬼”），但他描述了各种形式的情感错乱、失眠的可怕后果以及截肢患者经历幻肢综合征[71] 的悲剧，并且对这些病人充满了同情。18世纪后半叶，欧洲人对精神疾病的态度发生了缓慢的转变，拉美特利的观点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种转变在英王乔治三世于1788年被诊断为疯了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然而，虽然一些医生开始更加关注有精神健康问题的病人，但他们对如何治疗身体疾病尚且知之甚少，对如何理解和治疗心理健康问题就更无能为力了。[72] 尽管拉美特利富有同情心，也有听起来很现代的想法，但他也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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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美特利明显的现代性背后，是一些相当古老的思想。他对脑如何运作的解释集中在无意识运动上，并将其称为“人类机器的弹簧”，但他只能用时钟的类比来对此进行模糊的描述。[73] 由于无法解释物质是如何思考的，拉美特利又回到了原来的假设上：这是某种未知的、生命特有的力导致的。他写道：“有组织的物质被赋予了一种动机力，这使它们有别于无组织的物质……这足以解开实体和人类的谜团。”这种观点构建出了一幅关于人脑和身体的非凡景象。拉美特利将人脑和身体视作“一台能自己扭动弹簧的机器——永动机的鲜活案例……人是一组弹簧的集合，这些弹簧能彼此激活”。[74] 正如现代评论家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些生机论的观点表明，尽管拉美特利的书的标题很夸张，但他并没有完全接受唯物主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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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8年2月，拉美特利已经确定无疑将会因为《人是机器》在荷兰陷入水深火热的官司，因此他接受了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邀请，逃往柏林。他成了腓特烈的御医，与伏尔泰和其他激进思想家一起在宫廷任职。在哲学问题上，腓特烈是一名极端自由主义者，他与拉美特利在思维物质这个问题上持相同的观点。腓特烈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思考和运动……是有生命的机器的属性，它们组织起来构成了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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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特利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人，从画像上看，他像是那种你会愿意在酒吧里与之闲聊的家伙。他以轻慢的态度对待宫廷传统，这也让他背负恶名。他会扑倒在宫殿的沙发上睡着；天气热的时候，他会把假发扔到地上，摘掉衣领，并解开外套的扣子。[76] 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不怎么好，保守的哈勒拒绝与他产生任何瓜葛，而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则把他描述为“疯子”“放荡、鲁莽、傻瓜、马屁精”。[77] 1751年11月，拉美特利突然离奇地去世了，年仅42岁。根据伏尔泰的说法，原因是拉美特利吃了一顿“野鸡肉酱，但野鸡其实是假的，实际上是鹰……食物里混了变质的猪油、碎猪肉和生姜”。[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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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上半叶时，拉美特利已经被人遗忘了。人们之所以最近对他的著作重燃兴趣，主要是因为他著作中的部分观点与脑和行为的现代概念存在一些相似之处，而不是因为他对后世科学思想的影响。[79] 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拉美特利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他有关人是机器的观点很快就渗透到了流行文化中，而且正如一些批评洛克的人所预测的那样，色情行业一马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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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场女子回忆录》是英文出版史上最著名的书之一，人们更熟悉的是以该书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另一个书名——《范妮·希尔》。这本书在《人是机器》出版一年后出版，但不到12个月后，作者约翰·克莱兰就被指控腐化国王的臣民，该书随后被禁。由于内容过于露骨，这本书的未删节版直到1970年才得以在英国销售。在书中，年轻的范妮反复使用“机器”这个词来描述她遇到的各种阴茎（确实很多），而勃起通常被描述成是“刺激”引起的。当书中的几个角色进行活塞运动式的性行为时，作者将他们描述为“机器”或者“人机”，而书的主题则是以无处不在的各种性欲为切入点，探讨身体和心智之间的联系。[80] 克莱兰可能读过《人是机器》并对这本书印象深刻，也可能满怀嘲讽地加入了一种违禁哲学的趣味，使自己的这本小书阅读起来更有滋味。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将人视为机器的新观点对文化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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