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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勒和哈特利的观点都遭到了罗伯特·怀特的反对。怀特是苏格兰爱丁堡的一名医生，也是布尔哈夫的学生。怀特认为存在一种非物质的“感知力”，这种感知力通过神经和脑发挥作用，使身体能够运动。1751年，怀特抨击了哈勒关于引起肌肉收缩的是一种力的说法，认为这种观点“是在为无知提供生存空间”。与此相反，他认为应激性不过是灵魂的一种能量罢了。[60] 哈勒对怀特的说法感到恼火。他指出，除非灵魂以某种方式存在于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否则怀特无法解释为什么从身体上分离的一块肌肉在受到刺激后仍然会收缩。[61] 这两位学者不断通过著述展开论战，直到怀特于1766年去世。交锋甚至在怀特去世后也没有停止：在怀特去世后的十几年间，哈勒仍然在继续攻击他已故的对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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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为具有物质基础这种可能性，怀特怀有很深的敌意，因此他不会使用“自主”（automatic）这个词来描述无意识活动。他警告说，这种观念暗示身体是“一个无生命的机器，纯粹凭借其机械结构产生各种活动”。[63] 然而，怀特敏锐地注意到，一些无意识的活动实际上是可以被心智影响的，这表明这些活动并不是真正的机械反应：“因此，当一个饥饿的人看到想吃的食物，甚至只是想到想吃的食物时，嘴里就会分泌大量的唾液。”怀特对我们现在称为“反射”的研究，是以蒙彼利埃和巴黎的医学教授让·阿斯特鲁克（Jean Astruc）的思想为基础的。阿斯特鲁克是一名非同寻常的学者，他不仅是第一部性病学著作的作者，也是将文本分析应用于解读《圣经》的先驱之一，他提出《创世记》的作者不止一人。阿斯特鲁克认为，眨眼、射精和呼吸等无意识行为是由动物精气产生的，精气沿着神经流动，到达脑后折返。当折返的精气到达相应的器官时，就会产生相应的身体动作。阿斯特鲁克创造的“反射”（reflex）这个词就来源于“折返”（reflection）。[64] 在将近一个世纪前，这个过程第一次被笛卡儿描述，此时它有了“反射”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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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的主要贡献是对反射活动生理基础的探索。他证明了脊髓是产生这些反应的必要条件，而且不同的反射与脊髓的不同部分相关，比如下肢的活动就是由脊髓较下方的部分产生的，等等。[65] 和阿斯特鲁克一样，怀特使用接受刺激的神经与参与运动的神经之间的连接来解读这些现象，这些连接似乎位于两种神经在脊髓或者脑中相遇的位置。[66] 尽管在思维的根基这个问题上，怀特是坚决反唯物主义的，但他的研究表明，某些行为的产生可以用身体不同部位间的某种神经连接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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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8世纪有关思维物质的辩论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布尔哈夫的另一个学生——法国人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1747年，拉美特利出版了著作《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 ），这标志着一种看待人类心智和身体的新视角的诞生：身体和心智的所有活动都可以用物质来解释。[67] 拉美特利写道：“灵魂的所有官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脑和整个身体特定的组织方式，因此这些官能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这种组织方式本身。”[68] 因此，拉美特利宣称存在思维物质这种东西：思维物质就是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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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的赞助人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所述，拉美特利在1744年一次发烧时意识到，“思考的能力仅仅是机器组织恰当的产物”。1746年，拉美特利在出版物中试探性地概述了这一想法。他的著作立即遭到法国当局的谴责，随后他机敏地逃到了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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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拉美特利并不气馁，他更深入地思考了心智的物质基础这个问题，并于1747年将这些成果结集成册，在莱顿以匿名的形式出版，书名是《人是机器》。这本书具备了成为畅销书所需要的一切特质：它讲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行文采用了轻松的对话体，书中不仅有笑话，嘲弄了一下权贵，还包含了一些温和的荤段子。这本书立即在法国成为禁书，这不可避免地鼓励了印刷版和手稿版的秘密流通。即使在公认的宽容城市阿姆斯特丹，这本书也成为违禁书，还被刽子手公开焚烧过。尽管此书“恶名昭彰”，或者更有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拉美特利很有市场头脑的莱顿出版商很快又再版了两次。[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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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特利的许多想法听起来非常现代。他认为我们或许可以教会大猿使用手语，因为“从动物到人，没有突然的转变……在人发明词汇和学会语言之前，人又是什么呢？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动物罢了”。[70] 他还声称“四足动物脑的形式和组成与人脑差不多相同……人类在起源上和所有可以比较的方面都与动物非常相似”。这比达尔文的学说早了一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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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拉美特利创作《人是机器》的出发点是讨论精神健康，以及精神健康如何受身体状态的影响。尽管拉美特利提到的一些症状在今天看来很离奇（“有的人认为自己变成了狼人、公鸡或者吸血鬼”），但他描述了各种形式的情感错乱、失眠的可怕后果以及截肢患者经历幻肢综合征[71] 的悲剧，并且对这些病人充满了同情。18世纪后半叶，欧洲人对精神疾病的态度发生了缓慢的转变，拉美特利的观点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种转变在英王乔治三世于1788年被诊断为疯了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然而，虽然一些医生开始更加关注有精神健康问题的病人，但他们对如何治疗身体疾病尚且知之甚少，对如何理解和治疗心理健康问题就更无能为力了。[72] 尽管拉美特利富有同情心，也有听起来很现代的想法，但他也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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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美特利明显的现代性背后，是一些相当古老的思想。他对脑如何运作的解释集中在无意识运动上，并将其称为“人类机器的弹簧”，但他只能用时钟的类比来对此进行模糊的描述。[73] 由于无法解释物质是如何思考的，拉美特利又回到了原来的假设上：这是某种未知的、生命特有的力导致的。他写道：“有组织的物质被赋予了一种动机力，这使它们有别于无组织的物质……这足以解开实体和人类的谜团。”这种观点构建出了一幅关于人脑和身体的非凡景象。拉美特利将人脑和身体视作“一台能自己扭动弹簧的机器——永动机的鲜活案例……人是一组弹簧的集合，这些弹簧能彼此激活”。[74] 正如现代评论家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些生机论的观点表明，尽管拉美特利的书的标题很夸张，但他并没有完全接受唯物主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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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8年2月，拉美特利已经确定无疑将会因为《人是机器》在荷兰陷入水深火热的官司，因此他接受了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邀请，逃往柏林。他成了腓特烈的御医，与伏尔泰和其他激进思想家一起在宫廷任职。在哲学问题上，腓特烈是一名极端自由主义者，他与拉美特利在思维物质这个问题上持相同的观点。腓特烈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思考和运动……是有生命的机器的属性，它们组织起来构成了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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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特利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人，从画像上看，他像是那种你会愿意在酒吧里与之闲聊的家伙。他以轻慢的态度对待宫廷传统，这也让他背负恶名。他会扑倒在宫殿的沙发上睡着；天气热的时候，他会把假发扔到地上，摘掉衣领，并解开外套的扣子。[76] 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不怎么好，保守的哈勒拒绝与他产生任何瓜葛，而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则把他描述为“疯子”“放荡、鲁莽、傻瓜、马屁精”。[77] 1751年11月，拉美特利突然离奇地去世了，年仅42岁。根据伏尔泰的说法，原因是拉美特利吃了一顿“野鸡肉酱，但野鸡其实是假的，实际上是鹰……食物里混了变质的猪油、碎猪肉和生姜”。[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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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上半叶时，拉美特利已经被人遗忘了。人们之所以最近对他的著作重燃兴趣，主要是因为他著作中的部分观点与脑和行为的现代概念存在一些相似之处，而不是因为他对后世科学思想的影响。[79] 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拉美特利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他有关人是机器的观点很快就渗透到了流行文化中，而且正如一些批评洛克的人所预测的那样，色情行业一马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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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场女子回忆录》是英文出版史上最著名的书之一，人们更熟悉的是以该书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另一个书名——《范妮·希尔》。这本书在《人是机器》出版一年后出版，但不到12个月后，作者约翰·克莱兰就被指控腐化国王的臣民，该书随后被禁。由于内容过于露骨，这本书的未删节版直到1970年才得以在英国销售。在书中，年轻的范妮反复使用“机器”这个词来描述她遇到的各种阴茎（确实很多），而勃起通常被描述成是“刺激”引起的。当书中的几个角色进行活塞运动式的性行为时，作者将他们描述为“机器”或者“人机”，而书的主题则是以无处不在的各种性欲为切入点，探讨身体和心智之间的联系。[80] 克莱兰可能读过《人是机器》并对这本书印象深刻，也可能满怀嘲讽地加入了一种违禁哲学的趣味，使自己的这本小书阅读起来更有滋味。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将人视为机器的新观点对文化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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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特利作品的核心是人与机器的类比，尽管阐述非常含糊，但这契合了当时人们对复杂机器和自动机日益增长的兴趣。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小型化技术的发展，意味着笛卡儿的液压动力雕像早已被栩栩如生的发条装置超越。1738年，法国发明家雅克·沃坎森发明了机械长笛吹奏机，令巴黎人惊叹不已。一年后，他又发明了一种用鼓伴奏的管乐器吹奏机，以及一种可以移动、进食和排便的“吃饭鸭”。[81] 在伦敦，钟表匠人詹姆斯·考克斯有一整间画廊，专门用于展示他的自动机，包括他漂亮的机械银天鹅，这件装置目前收藏于杜伦郡的鲍斯博物馆。或许这一时期最具创造力的作品是“作家玩偶”，这是瑞士钟表匠人皮埃尔·雅克—德罗在18世纪70年代制造的一台自动机，由近6000个部件组成。这个了不起的装置目前陈展于纳沙泰尔的博物馆，可以用鹅毛笔书写，玻璃眼睛能随着机械手的移动来回转动，就像它在集中注意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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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认为这些自动机是活的，也没有人认为它们在思考，但它们复现各方面行为的神奇能力表明，它们嘀嗒作响的内部结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柔软的脑和身体是如何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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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8世纪，脑扮演的基本角色在学术界和大众的想象中得到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1734年，英国作家塞缪尔·科利伯宣称：“脑是感觉的中枢（而我们发现感觉是一种思考方式），这一点目前已得到普遍认同。”[82] 这么说有一点夸张，但事情显然就是这样发展的。近半个世纪后，深受大卫·哈特利影响的伟大英国化学家（也是一名不遵从教会教条的教士）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宣称，思维“是神经系统的一种属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脑的一种属性”。[83] 他用约克郡人典型的耿直风格写道：“在我看来，既然我们能得出脑又白又软的结论，就能得出脑会思考的结论。”[84] 普里斯特利甚至拿出了一些有力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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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判断，思维能力和特定状态的脑总是形影不离并且相辅相成。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任何属性都是物质的内在属性。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他的脑严重受损后还能保有思考的能力；每当这种能力受到阻碍或者发生损伤时，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脑也发生了与之对应的异常。因此，我们必然会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中枢。[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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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整个18世纪，科学思想都在发生缓慢的转变，人们从相信一个由机械论解释主宰的宇宙，过渡到了相信一个似乎由各种力和敏感性主宰的宇宙。生机论在17世纪就被宇宙的数学化描述驱逐出了哲学，但此时它卷土重来了。虽然牛顿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机械论的观点非常成功，但这种观点也显示出了局限性：尽管牛顿的引力理论具有巨大的预测能力，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引力是如何起作用的。[86] 引力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只能观察到它，却不能捕获到它，也不能分解出它的组成部分。在生理学领域，人们试图用力学模型解释身体内的热，但实验没有成功。18世纪中期，生机论者给出了更多的解读。他们认为活体中的过程存在某些特别之处，这一点与拉美特利的观点相符。[87] 类似地，有关神经功能和心智本质的观点一直由机械论的类比所主导，但当人们新发现了应激性和感受能力时，这些类比似乎就不够充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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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应激性和感受能力在神经中的表现并不像某种由压强产生的液压力。相反，它们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观察到。1784年，奥地利生理学家乔治·普罗查斯卡声称：“火花潜藏在钢或者燧石中，除非钢和燧石之间发生摩擦，否则不能激发火花。同样，神经力也是处于潜伏状态中的，只有被施加的刺激激发时，才能激发神经系统的活动。”[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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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条件并且非机械的观点引出了一个问题：究竟哪种已知的力能够发挥这种作用？水、空气和振动似乎都不符合要求。但关于这种潜在的力量可能是什么，有一些令人兴奋的线索。这些线索来自一种新现象，它对身体产生了夸张而可怕的影响，而且似乎与生命本身相连。这就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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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哈维（1578—1657），英国医生、实验生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最重要的科学贡献是阐释了血液循环现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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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eno, N. (1669), Discours de Monsieur Stenon, sur l’Anatomie du Cerveau (Paris:de Ninvi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