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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比20年前斯密的观点更进了一步，它意味着无论思维的本质和它与脑的关系有多么高深莫测，最终都可以通过创造一个合适的机器来解释思维。在赫胥黎看来，至少在他的知识发展到的这个阶段来看，物质是可以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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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达尔文去世。在这之后，进化生物学家们对脑和心智之间存在物质联系这一点似乎丧失了信心。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家乔治·罗曼斯将是达尔文理念的继承者（现在除了历史学家外已经没有人记得他了）。但罗曼斯很快就形成了一种与泛心论相去不远的观点，认为所有物质都是有意识的，并且不认为自然选择是生物适应的驱动力。罗曼斯不仅认为“人类没有能力解释心智和物质之间的联系”，他甚至质疑自然选择是否能够解释复杂的本能。罗曼斯对掘土蜂的例子尤其感到惊叹。这种蜂会挖洞，并把一只被自己麻醉瘫痪的毛毛虫埋在自己的卵旁边。这使罗曼斯怀疑大自然“是否可能仅仅通过偶然的变异形成这样的本能”。[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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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英国心理学先驱康威·劳埃德·摩根（Conway Lloyd Morgan）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著作中则颇有信心地认为，这种行为可以通过自然选择形成。摩根指出雏鸟不需要学习也能啄食谷粒，因为雏鸟的神经系统“组织化程度很高，谷粒的刺激可以使神经系统的各个部分有机而协调地运作，从而使雏鸟啄食谷粒，这种协调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知识或经验”。[30] 劳埃德·摩根关于意识本质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他在1901年概述了他所谓的意识的“双面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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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安全的一种假设是，从物理学和生理学角度上看起来的复杂的分子扰动，从心理学角度上看则是一种意识状态。这两者是同一自然现象的不同方面。为什么这样的现象会有两个如此不同的方面，我们一点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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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法国哲学家并没有被说服（他们什么时候被说服过？）。他们认为，无论脑能做什么，它都不负责产生思想。这些哲学家追随笛卡儿，认为思想是一种非物质的实体。1883年，亨利·柏格森宣称：“如果思想存在于脑中，那么它就会在脑中占有一块位置。如果是这样的话，通过解剖手术就能找到这个位置……但思想并不存在于脑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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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精神病学先驱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ey）注意到了在一些科学家中蔓延的信心危机，并试图稳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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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物质不论以多复杂的状态或组织形式存在，都不可能产生意识，不可能有感觉，不可能会思考，这种说法只是当前人类智慧的自以为是。而且如果顺着这种逻辑推演下去，这种观点得出的结论将是我们会囿于已有的概念，不可能形成任何新概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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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现在还不能理解某个特定的现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都不能理解它。认为有些事情我们永远无法理解，这就破坏了科学的全部意义，因为科学就是用来解释目前无法解释的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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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到十年，莫兹利的信心便消失了，就连他也陷入了当时的普遍情绪中。他猜测存在一种“无处不在并能传递精神的以太”，这种以太不是物质，但能以某种方式与物质相互作用。当以太在感知对象和脑中扩散时，感知就产生了，而当物体产生的波动通过以太扩散到脑中时，脑中就会产生意识。莫兹利在1883年指出，心智不过是“由脑那褶皱卷曲、极其复杂而精妙的结构所调控的有规则的波动”。[33] 莫兹利谦虚地表示，如果他的理论得到适当的阐述，它“无疑能解释一切”关于宇宙的问题。与此同时，除了援引他所谓的“超越想象的快速原子颤动”外，他实际上并不能真正用这种说法来解释意识。在“超越想象的快速原子颤动”这一点上，他或许是对的，但没有必要引入一个连接所有物质的“传递精神的以太”的假设。这个假设没有增加任何知识，也没有做出任何可以被检验的预测，只是把莫兹利的观点带向了一个猜测性的、非唯物主义的方向。大约在同一时间，本着同样的精神，神经病学家约翰·休林斯·杰克逊（John Hughlings Jackson）提出，“我们并不是说心理状态是脑的功能，而只是说心理状态是在脑运转的过程中出现的”。[34] 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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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0年前，达尔文就发现没有必要进行莫兹利所热衷的那种揣测。休林斯·杰克逊的疑惑也没有影响到他，因此他一直都在思考脑和心智的角色。达尔文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证明自然选择也作用于脑，进而作用于行为和心理活动上。不管脑结构和心智功能之间有什么联系，这种联系都是自然选择作用的焦点。通过直接塑造生命的形式，自然选择可以产生心理和行为上的结果。此外，无论脑如何运作，在人类心智的神秘现象和我们动物“亲戚”的内心世界之间，是一个从“近亲”延伸向“远亲”的连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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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疑惑的浪潮席卷欧洲时，这些洞见都被遗忘了。在达尔文去世后，他的伟大见解的影响力逐渐消退。这非常不幸，因为达尔文的观点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它们原本可以大大增加许多有关脑的突破性进展的影响力。这些进展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增加了我们对脑功能的理解。其中的每一项进步，都对现有的脑功能解释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关键的问题，无论是模糊的机械隐喻，较老的液压概念，还是人们对脑活动以电为基础的认识。面对这些新的想法和发现，科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关于脑功能的观念，包括重新审视他们使用的词语、他们想象出的隐喻以及他们表达这些想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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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bercrombie, J. (1838), Inquiries Concerning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ruth (London: Murray),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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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s://www.biodiversitylibrary.org/title/50381#page/52/mode/1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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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arrett, P., et al. (eds.) (2008), Charles Darwin’s Notebooks, 1836–1844: Geology, Transmutation of Species, Metaphysical Enqui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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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üller (1843), https://www.biodiversitylibrary.org/item/105993#page/53/mode/1up;Richards, R. (1987), Darwin and the Emergence of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Mind and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94; Swisher, C. (1967),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41: 24–43,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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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段类比源自法国医生皮埃尔—让—乔治·卡巴尼斯在18世纪90年代的一次演讲。19世纪后半叶，德国动物学家卡尔·沃格特宣称“心智活动仅仅是脑的功能，或者简单粗暴地说，思想之于脑，就如同胆汁之于肝脏或尿液之于肾脏一样”，这种表述从此变得非常著名。见：Vogt, C. (1855), Köhlerglaube und Wissenschaft: eine Streitschrift gegen Hofrath Rudolph Wagner in Göttingen (Giessen: Rider), p. 32; Cabanis, J. (1815), 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 vol. 1 (Paris: Caille et Ravier), pp.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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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arrett et al. (2008), pp. 291,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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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林奈学会成立于1788年，得名于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是一个研究生物分类学的协会。林奈学会出版动物学、植物学以及其他生物学期刊，同时也研究分类学本身的历史沿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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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artridge, D. (2015), Bi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116: 2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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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arwin, C. (2004),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London
:Penguin), p. 17; Bizzo, N. (1992),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5: 1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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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hadwick, O. (1975), The Secularisation of the European Mi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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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yndall, J. (1875),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February 1875, pp. 422–40, p.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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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arrington, A. (1987), Medicine, Mind, and the Double Bra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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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nonymous (1875),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 February 1875, pp. 501–4, p. 503.见：Tyndall, J. (1874), John Tyndall’s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Assembled at Belfast, with Additions (London: Longmans, Green) 以及 Popular Science1875年2月期上的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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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Finkelstein (2014), p. 165; Finkelstein, G. (2013), Emil du Bois-Reymond
:Neuroscience, Self,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London: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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