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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加扎尼加回忆，那一刻他的脉搏兴奋地加速跳动，他突然出了一身汗。就像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那样，WJ一侧的大脑似乎不知道另一侧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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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个问题：左脑半球控制着语言，所以只有左侧的脑才能回答加扎尼加的问题。加扎尼加想看看在右脑半球中是否发生了什么。在WJ说他什么都没看见后，加扎尼加向他展示了一组卡片，卡片上印有物体，然后让WJ猜猜哪张图片上的图像此前被投射到屏幕上展示过，并指出那张卡片。WJ用他的左手（由他看到图像的右脑半球控制）准确无误地指向了正确的卡片。这个惊人的结果表明，WJ的两个脑半球现在各自独立地存在（加扎尼加用了不那么带感情色彩的术语“精神控制系统”）。[33] 两个脑半球，一个能说话，另一个不能，但两个都能听、能看、能识别物体并对问题做出回应。加扎尼加回忆道：“哦，这就是科学发现的美妙之处！”一个多世纪前的1860年，古斯塔夫·费希纳提出，如果你把一个脑切开，你会得到两个脑，而不是一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扎尼加为费希纳提出的理论找到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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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在最初的几个月里，WJ的两个脑半球会发生冲突——当他拉裤子或系皮带时，他的双手会以不同的方式工作。[34] 这给最初的实验造成了麻烦，两只手在一项任务中相互竞争，常常无法给出答案。[35] 这些冲突后来逐渐平息了下来，显然是因为两个脑习惯了共用一个躯体。WJ最终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尽管我们很难想象他的脑中究竟在发生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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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简直非同寻常。不仅动物的脑可以被无害地一分为二，而且人脑似乎也是如此，甚至人的心智也是如此。每个脑半球本身就足以产生心智，尽管它们的能力和观念略有不同。你的心智，从一个变成了两个。不妨在计算机上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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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最初的观点认为，右脑半球无法使用语言，后来的研究表明这种想法过于简单了。有时右脑半球也能识别文字，甚至能在有限的程度上控制言语。[36] 虽然左脑半球被认为是唯一负责语言生成的区域，但一名患者的右脑半球却可以口头回答简单的问题。科学界目前仍然不清楚这种信息传递是如何发生的，但它可能是通过完整的皮层下结构进行的，这表明我们的两个脑半球之间存在与意识无关的联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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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实验中，加扎尼加向一位名叫NG的女性患者的右脑半球闪过一张裸体女性的照片。虽然她的左脑半球报告说她什么也没看见，但她先是偷笑了一下，看起来很尴尬，最后开始咯咯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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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你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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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哦，我不知道。你的机器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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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的左脑半球不知道这个玩笑的意义，但她的右脑半球知道，并且让她笑了起来。[38] 她的右脑半球产生了情感反应，而左脑半球虽然经历了这种反应，却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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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和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还研究了一位名叫PS的年轻患者。如果他们将带有指令（站立、伸展、大笑等等）的图像呈现给右脑半球，PS就会服从。当他们问PS为什么会这样做时，他的左脑半球会捏造出一些理由——他需要伸展一下身体，或者他认为实验者很有趣。当他们同时向每个脑半球展示不同的图像，然后让PS挑出一张印有与此前展示给右脑半球的图像相关联的图像的卡片时，每只手（由对侧的脑半球控制）都能挑出相应的卡片。但是当被问及为什么他的左手选择了它挑中的那张卡片时，PS的左脑半球（它没有看到投射到右脑半球的图像）会给出一个迂回的解释，为两张牌之间杜撰一个虚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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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和勒杜意识到，NG和PS的例子表明，左脑半球的心智对右脑半球的推理过程一无所知，但它会编造出一些看似符合情理的东西，试图解释它无法理解的行为。加扎尼加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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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左脑半球什么也不知道，但它不能接受自己直言一无所知。它会猜测、搪塞、合理化、寻找因果关系，最终总会找到一个符合情况的答案……这就是我们的脑整天在做的事情。它从我们不同的脑区和环境中获取信息，然后用这些信息总结出一个说得通的故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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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读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你只能和裂脑患者的左脑半球对话——一般来说，右脑半球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自己的感受。也许右脑半球也在试图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它无法表达出它想出的晦涩答案，因为它无法控制语言的产生。虽然最近有一些研究提示，这类患者脑的左右半球间仍然可以发生一定程度的信息整合，但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一个公认的基本发现——如果你分裂了脑，你就分裂了心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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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患者能够相当正常地生活，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感官世界没有严格地划分成由左右两侧脑单独控制的区域。用行话来说，听觉刺激是同侧的（左耳信息传入左侧的脑），而触觉信息是由两侧脑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处理的。就像你我一样，在正常情况下患者会不断地转动他们的头和眼睛，将视觉信息传递到脑的两侧。现实世界不是心理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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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和他的同事还研究了更复杂的道德反应。他们给裂脑患者讲故事，故事中一个角色的行为（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无意的）伤害了另一个角色，然后让患者对听到的故事做出道德判断。[41] 脑完好的人认为蓄意伤害更应该受到谴责，但当口头询问裂脑患者时，他们对蓄意伤害和意外伤害持相似的看法。他们无视故事中的人物信奉的观念，仅仅基于有害的结果这一点来做出负面的道德判断。这意味着要做出恰当的道德判断，我们脑的两个半球都是必要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些研究涉及语言表达，而这主要是左脑半球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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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右脑半球是如何看待道德判断的，研究人员向一位裂脑患者展示了一系列视觉的、非语言的道德戏剧。右脑半球的反应和脑部完整的受试者的反应一样，而左脑半球则是像对上一个实验中的故事那样做出基于结果的判断，表现得“倾向于……编造虚假的解释”。[42] 这似乎表明裂脑患者的左脑半球往往会做出不恰当的道德判断，而右脑半球则会采取更为常见的道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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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裂脑病人会有一种怎样的生活感受，这可能是最奇怪的事情了。具有语言能力的左脑半球似乎不知道手术前后的情况有什么不一样，也不知道它失去了什么。很难说清右脑半球在想什么，因为它通常不能控制语言，但很明显，这些患者确实拥有两种不同的心智，有着不同的观念和能力，而且每个心智似乎对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很满意，没有奇怪的感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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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再加上对脑部完整受试者的心理调查，催生了一种流行但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们脑的左右两边是高度分化的，有着不同的能力和思维方式，“左脑”和“右脑”这两个不准确的术语常常被用来表达这种差异。这大错特错了。裂脑患者有两个心智是手术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两个心智或者两个不同的脑。然而，根据一些流行的说法，我们都有一个与我们的性格相关的主导半球，“右脑”更有“创造性”，“左脑”更有“逻辑性”，有人还认为这与性偏好有关。这些都不是真的。[44] 事实上，除了语言能力位于左脑半球和情感反应倾向由右脑半球负责外（这一点在我们的灵长类近亲身上也可以观察到），两侧脑的功能并没有明确的根本性差别。[45] 脑不是作为两个分开的部分各自运行的，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在运行。通过某种我们未知的方式，意识在本质上实现了统一，但它在裂脑患者中可以被分割，并引发加扎尼加和同事发现的那些怪异结果。这两个半球之间的差异有力地支持了现行的假设——心智是从脑的结构中产生的。任何对心智与脑之间联系的非唯物主义解释，比如埃克尔斯关于脑以某种方式“探测”非物质性心智的说法，都必须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当两个半球分开时，会出现如此不同的两个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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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裂脑患者的研究虽然意义重大并且令人兴奋不已，但这样的研究即将走向自然消亡。患者的年龄都已经相当大，新的抗癫痫药物也意味着现在已经很少开展胼胝体切断手术。裂脑患者的病痛和慷慨配合为我们提供了一扇探究脑的窗口，但这扇窗口很快就会关闭了。关于裂脑患者脑中发生的事情的全部意义，我们至今仍然不完全清楚。加扎尼加花了半个多世纪研究这些问题，但仍然没有完全理解。他在2014年写道：“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让人念念不忘：一个人可以分裂心智，这意味着什么？”[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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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扎尼加第一次介绍他惊人的裂脑实验结果时，人们对他的看法并不那么充满敬畏。资深心理学家威廉·埃斯蒂斯（William Estes）当时对他说：“棒极了，现在我们有两件无法理解的事情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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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60岁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离开了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迁往加利福尼亚的索尔克研究所研究神经科学。克里克不仅睿智，而且和诸多顶级期刊有密切的来往，这使他能够在这些期刊上发表他的思想，因而对这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8] 神经病学家和作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曾说，与克里克会面“有点像坐在一座智力的核反应堆旁边……我从未有过如此炽热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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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变研究方向不到一年后，克里克受邀为《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一期特刊撰写了一篇文章，同期受邀的作者还有休伯尔、维泽尔、坎德尔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神经科学家。[49] 虽然克里克从来没有从事过有关脑的研究，但由他来负责写这期特刊的最后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告诉读者（以及其他作者），科学界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克里克没有明确提到意识，但认为研究者应该专注于发展“与大型复杂系统的信息处理直接有关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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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以身作则，很快转向视觉系统（特别是视觉注意）的研究，将这个主题拆分成易于驾驭的几个方面。他在1984年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篇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家安妮·特雷斯曼（Anne Treisman）工作的启发，但充满了推测性的假设。论文就像炸响的鞭炮一样引起了广泛关注。克里克在论文中大胆地预测，这些假设“适用于所有哺乳动物以及其他系统，比如人类的语言系统”。[50] 顺着特雷斯曼的思路，克里克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可以将注意视作聚光灯：脑会逐次地聚焦在视觉场景的不同元素上，这一功能应该可以在神经元的活动中检测到。克里克提出，“探照灯”是由丘脑的网状复合体（reticular complex）控制的，因此有可能在这个脑区检测到与注意相关的活动。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克里克是对还是错（他错了），而是在于他正在发展一种走近意识的方法——选择一个被明确定义的方向，然后寻找它的神经基础。如果一些相对简单的东西能够被理解，那么更大的问题也有望最终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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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在1990年被明确提出，当时克里克发表了他与年轻的德国理论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弗·科赫的第一批合作成果。两人的合作一直持续到2004年克里克去世。在一篇标题带有典型克里克风格的论文《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理论》（Towards a Neurobiological Theory of Consciousness）中，克里克和科赫提出了一种方法，据说可以找到他们所谓的“意识的神经关联因素”的所在位置。[51]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意识”指的是知晓（awareness），那种我们体验世界的神奇方式。然而克里克并没有立即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因为他认为用目前的知识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相反，他认为通过寻找觉醒状态的关联因素（可以存在于任何动物中），也许就能发现意识出现的先决条件。至于膜电位和突触强度的变化是如何转变成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我们作为个体产生的印象的，这将是以后才能回答的问题。很久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