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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难题仍然有望被解决。赫布在魁北克会议上概述了一种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后来被证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40年后，克里克也独立地提出了这种方法。赫布在会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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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能想到的人类所知、所感和所做的一切，我们不应该试图设计出一种足以解释这一切的理论。对于难题的各个方面，我们应该致力于解释那些可能有机会解释清楚的方面，而不是去担心理论是否在某些方面不足以涵盖这个系统的所有已知特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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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意识是由神经元的活动产生的。1953年早些时候，约翰·埃克尔斯出版了著作《心智的神经生理学基础》（Neurophysiological Basis of Mind ）。在这本书中，他追随自己的博士导师谢灵顿，提出心智是一种非物质实体，只是以某种方式与脑相互作用，这事实上是在重复3个世纪前笛卡儿二元论的观点。[15] 埃克尔斯的观点在成书前已经于1951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他当时提出假说，认为大脑皮层神经元的密度在某种程度上使它成为一个探测器，能探测到非物理性的现实：“由于活跃的大脑皮层具有这种独特的探测功能，时空上的‘影响力场’得以发挥作用，而心智通过运用这种‘影响力场’与脑建立联络。”[16] 埃克尔斯认为，念力（psychokinesis）和其他可能存在的超感觉能力“相当重要”，为他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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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埃克尔斯提出的方法，其他科学家显得并不热情。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那篇论文——不是《自然》杂志愿意宣扬的论文——只被引用了10次，引用者大部分都是历史学家。在1953年魁北克会议进入尾声时，霍拉斯·贾斯帕（Horace Jasper）接受了将心智与脑活动联系起来是存在困难的这一点，然后尖刻地总结道：“埃克尔斯博士试图通过离开物理世界和进入精神世界来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17] 埃克尔斯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曾与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共事过一段时间。他终生都是二元论者，不过曾多次改变自己观点的细节，以同样斗志满满的笃定态度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后续版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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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埃克尔斯同时代的最伟大的人物中，有一位最终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怀尔德·彭菲尔德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那就是“最高级中枢的活动与精神状态是同一个东西，或者说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方面”。[19] 然而在他于1975年去世前不久，彭菲尔德说：“为了单纯以脑活动为基础来解释心智，我努力了很多年，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采纳我们的存在由两类基本元素组成的假设，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也更加符合逻辑）。”彭菲尔德的理由是，“尽管有了新的方法，如使用电极刺激、对清醒患者的研究以及对癫痫发作的分析，目前仍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单凭脑就能实现心智的功能”。[20] 但仅仅因为暂时还没有针对意识的解释，并不能得出盛行的唯物主义框架是错误的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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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随着吉尔伯特·赖尔的著作《心智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ind ）的出版，具有哲学头脑的心理学家（和有心理学头脑的哲学家）开始关注意识的本质。1956年，牛津大学心理学家乌尔林·普雷斯（Ullin Place）提出，意识是脑中的一个过程的观点是一种“合理的科学假设”，并坚持认为单单从哲学的角度去否定这一假说是不合理的。[21] 3年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哲学家杰克·斯马特（Jack Smart）发展了普雷斯的观点，为一个生命力长久的猜想奠定了哲学基础，这个猜想认为，意识和脑过程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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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十分困难，学界对意识的科学兴趣开始减弱，以至于美国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23] 在1962年提出，“我们应该把‘意识’这个词禁用一二十年”。[24] 不管米勒提出建议时有多严肃（他在他的书中使用这个词超过了80次，包括专门用一整章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第二年发表的一篇关于脑功能的重要综述中，综述作者回顾了超过1000篇科学论文，但设法避免了使用“意识”这个术语。[25] 虽然没有提到这个词，但根本的问题仍然存在。综述强调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研究结果，它们从根本上挑战了我们有关人脑工作机制的观点，并且至今仍然令人深感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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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精神外科的流行主导了美国精神病学领域，这造成了不少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可怜的亨利·莫莱森的案例。但影响还不止于此。在一些患者中，只需切开连接左右脑的结构——胼胝体，就可以让严重的癫痫得到缓解。患者的情况通常会有显著的改善，没有任何明显的不良反应，这导致人们认为胼胝体只是某种结构性元素。[26] 然而，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动物实验表明，如果脑的这部分被切断，就会发生极其怪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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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斯佩里的学生罗纳德·迈尔（Ronald Myer）研究了猫的视觉学习，探索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左侧视野的视网膜信号会投射到右脑半球，而右侧的信号则投射到左脑半球，这使仅向脑的一侧呈现一个视觉刺激成为可能。迈尔的研究显示，如果一只猫的胼胝体被切断，它的表现乍看起来仍然显得相当正常，但当他用一种非常特殊的程序来测试猫时，异常就显现出来了。迈尔发现，如果首先训练猫基于左侧视野的刺激执行一项任务，然后再在右侧视野进行测试，猫会表现得就好像它从来没有接受过训练一样。与正常的猫不同的是，胼胝体被切断的猫的左脑半球不知道右脑半球学到了什么。胼胝体的存在使各种习得的信息能从一个脑半球传递到另一个脑半球。在胼胝体被切断的动物（斯佩里形象地将它们称为“裂脑”动物）中，这种传递就不可能发生。1961年，斯佩里总结了他的发现：“因此，裂脑猫或裂脑猴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拥有两个独立脑的动物，它们可以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这两个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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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相当令人惊叹。与感知和学习相关的脑活动既不特异定位于某个特定的位置，也不依赖于整个脑的活动。感知和学习的能力可以平等而且独立地存在于脑的每一半中——脑可以作为一个或两个不同的神经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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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佩里1961年的论文中隐藏着更广泛并且令人不安的暗示。他没有提到人的胼胝体被切断后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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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的澳大利亚报纸漫画，解释了动物裂脑实验。图中对眼罩使用的描绘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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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年后，在斯佩里的另一名学生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的努力，以及一位名叫WJ的48岁男子（患有严重的癫痫）的热心帮助下，这个问题得到了令人惊骇的答案。[28] 一定程度上由于这项工作，斯佩里在1981年与休伯尔和维泽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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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全名为比尔·詹金斯（Bill Jenkins）[30] 的患者WJ接受了胼胝体切断手术，以缓解他严重的癫痫发作。对于参与其中的科学家来说，这也是一个发现脑基本工作机制的机会。WJ完全理解这次手术的双重意义，并在手术前慷慨地说：“你们知道吗，即使手术不能缓解我的癫痫发作，如果你们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这也会比我多年来做过的任何事情都更有价值。”[31] 手术6周后，加扎尼加去WJ的家里探访了他。他看起来已经彻底康复了，癫痫发作也得到了显著的缓解。加扎尼加随后开始了一项长达数十年的研究，探究裂脑对患者的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刚开始的时候，加扎尼加让WJ接受了一些简单的测试，包括把闪烁的图像投射到屏幕上，这些图像仅仅位于他的左侧或右侧视野中，因此WJ只有一侧脑能够看到这些图像。[32] 这些早期实验的记录非常精彩。在第一次测试中，加扎尼加短暂地向WJ的右侧视野展示了一个盒子的图像，这只能被WJ的左脑半球看到，而左脑半球是控制语言的一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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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你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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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一个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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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好，我们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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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加扎尼加向WJ展示了一个不同的图像，而且只让他的右脑半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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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你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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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什么也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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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什么？你什么也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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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什么也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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