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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和勒杜意识到，NG和PS的例子表明，左脑半球的心智对右脑半球的推理过程一无所知，但它会编造出一些看似符合情理的东西，试图解释它无法理解的行为。加扎尼加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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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左脑半球什么也不知道，但它不能接受自己直言一无所知。它会猜测、搪塞、合理化、寻找因果关系，最终总会找到一个符合情况的答案……这就是我们的脑整天在做的事情。它从我们不同的脑区和环境中获取信息，然后用这些信息总结出一个说得通的故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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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读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你只能和裂脑患者的左脑半球对话——一般来说，右脑半球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自己的感受。也许右脑半球也在试图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它无法表达出它想出的晦涩答案，因为它无法控制语言的产生。虽然最近有一些研究提示，这类患者脑的左右半球间仍然可以发生一定程度的信息整合，但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一个公认的基本发现——如果你分裂了脑，你就分裂了心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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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患者能够相当正常地生活，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感官世界没有严格地划分成由左右两侧脑单独控制的区域。用行话来说，听觉刺激是同侧的（左耳信息传入左侧的脑），而触觉信息是由两侧脑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处理的。就像你我一样，在正常情况下患者会不断地转动他们的头和眼睛，将视觉信息传递到脑的两侧。现实世界不是心理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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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和他的同事还研究了更复杂的道德反应。他们给裂脑患者讲故事，故事中一个角色的行为（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无意的）伤害了另一个角色，然后让患者对听到的故事做出道德判断。[41] 脑完好的人认为蓄意伤害更应该受到谴责，但当口头询问裂脑患者时，他们对蓄意伤害和意外伤害持相似的看法。他们无视故事中的人物信奉的观念，仅仅基于有害的结果这一点来做出负面的道德判断。这意味着要做出恰当的道德判断，我们脑的两个半球都是必要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些研究涉及语言表达，而这主要是左脑半球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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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右脑半球是如何看待道德判断的，研究人员向一位裂脑患者展示了一系列视觉的、非语言的道德戏剧。右脑半球的反应和脑部完整的受试者的反应一样，而左脑半球则是像对上一个实验中的故事那样做出基于结果的判断，表现得“倾向于……编造虚假的解释”。[42] 这似乎表明裂脑患者的左脑半球往往会做出不恰当的道德判断，而右脑半球则会采取更为常见的道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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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裂脑病人会有一种怎样的生活感受，这可能是最奇怪的事情了。具有语言能力的左脑半球似乎不知道手术前后的情况有什么不一样，也不知道它失去了什么。很难说清右脑半球在想什么，因为它通常不能控制语言，但很明显，这些患者确实拥有两种不同的心智，有着不同的观念和能力，而且每个心智似乎对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很满意，没有奇怪的感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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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再加上对脑部完整受试者的心理调查，催生了一种流行但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们脑的左右两边是高度分化的，有着不同的能力和思维方式，“左脑”和“右脑”这两个不准确的术语常常被用来表达这种差异。这大错特错了。裂脑患者有两个心智是手术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两个心智或者两个不同的脑。然而，根据一些流行的说法，我们都有一个与我们的性格相关的主导半球，“右脑”更有“创造性”，“左脑”更有“逻辑性”，有人还认为这与性偏好有关。这些都不是真的。[44] 事实上，除了语言能力位于左脑半球和情感反应倾向由右脑半球负责外（这一点在我们的灵长类近亲身上也可以观察到），两侧脑的功能并没有明确的根本性差别。[45] 脑不是作为两个分开的部分各自运行的，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在运行。通过某种我们未知的方式，意识在本质上实现了统一，但它在裂脑患者中可以被分割，并引发加扎尼加和同事发现的那些怪异结果。这两个半球之间的差异有力地支持了现行的假设——心智是从脑的结构中产生的。任何对心智与脑之间联系的非唯物主义解释，比如埃克尔斯关于脑以某种方式“探测”非物质性心智的说法，都必须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当两个半球分开时，会出现如此不同的两个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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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裂脑患者的研究虽然意义重大并且令人兴奋不已，但这样的研究即将走向自然消亡。患者的年龄都已经相当大，新的抗癫痫药物也意味着现在已经很少开展胼胝体切断手术。裂脑患者的病痛和慷慨配合为我们提供了一扇探究脑的窗口，但这扇窗口很快就会关闭了。关于裂脑患者脑中发生的事情的全部意义，我们至今仍然不完全清楚。加扎尼加花了半个多世纪研究这些问题，但仍然没有完全理解。他在2014年写道：“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让人念念不忘：一个人可以分裂心智，这意味着什么？”[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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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扎尼加第一次介绍他惊人的裂脑实验结果时，人们对他的看法并不那么充满敬畏。资深心理学家威廉·埃斯蒂斯（William Estes）当时对他说：“棒极了，现在我们有两件无法理解的事情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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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60岁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离开了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迁往加利福尼亚的索尔克研究所研究神经科学。克里克不仅睿智，而且和诸多顶级期刊有密切的来往，这使他能够在这些期刊上发表他的思想，因而对这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8] 神经病学家和作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曾说，与克里克会面“有点像坐在一座智力的核反应堆旁边……我从未有过如此炽热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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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变研究方向不到一年后，克里克受邀为《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一期特刊撰写了一篇文章，同期受邀的作者还有休伯尔、维泽尔、坎德尔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神经科学家。[49] 虽然克里克从来没有从事过有关脑的研究，但由他来负责写这期特刊的最后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告诉读者（以及其他作者），科学界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克里克没有明确提到意识，但认为研究者应该专注于发展“与大型复杂系统的信息处理直接有关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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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以身作则，很快转向视觉系统（特别是视觉注意）的研究，将这个主题拆分成易于驾驭的几个方面。他在1984年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篇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家安妮·特雷斯曼（Anne Treisman）工作的启发，但充满了推测性的假设。论文就像炸响的鞭炮一样引起了广泛关注。克里克在论文中大胆地预测，这些假设“适用于所有哺乳动物以及其他系统，比如人类的语言系统”。[50] 顺着特雷斯曼的思路，克里克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可以将注意视作聚光灯：脑会逐次地聚焦在视觉场景的不同元素上，这一功能应该可以在神经元的活动中检测到。克里克提出，“探照灯”是由丘脑的网状复合体（reticular complex）控制的，因此有可能在这个脑区检测到与注意相关的活动。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克里克是对还是错（他错了），而是在于他正在发展一种走近意识的方法——选择一个被明确定义的方向，然后寻找它的神经基础。如果一些相对简单的东西能够被理解，那么更大的问题也有望最终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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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在1990年被明确提出，当时克里克发表了他与年轻的德国理论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弗·科赫的第一批合作成果。两人的合作一直持续到2004年克里克去世。在一篇标题带有典型克里克风格的论文《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理论》（Towards a Neurobiological Theory of Consciousness）中，克里克和科赫提出了一种方法，据说可以找到他们所谓的“意识的神经关联因素”的所在位置。[51]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意识”指的是知晓（awareness），那种我们体验世界的神奇方式。然而克里克并没有立即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因为他认为用目前的知识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相反，他认为通过寻找觉醒状态的关联因素（可以存在于任何动物中），也许就能发现意识出现的先决条件。至于膜电位和突触强度的变化是如何转变成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我们作为个体产生的印象的，这将是以后才能回答的问题。很久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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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并不涉及有关意识工作机制的假设，它只是认为生理过程和心智是紧密相关的。但这并不能让哲学家们满意，他们指出克里克的出发点和基本假设——心智在某种程度上与神经活动是同一个东西——与寻找相关性存在冲突。毕竟，相关性不是同一性。[52] 这凸显了哲学家和科学家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对于克里克来说，我们是如何体验这个世界的，以及为什么会以我们现有的方式体验世界，这些并不是他能立即解决的问题，但从原理上讲，建立神经元活动和觉醒之间的相关性是可能的。科学关注的是可行的东西，是可以对假设进行检验的实验，而不是像哲学家喜欢的那样，非要建立一个逻辑绝对严密，可以抵御所有可能反驳的框架。克里克和科赫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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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关于意识的神经理论能解释有关意识的一切，至少一开始不能。我们将首先尝试构建一个粗略的框架来解释一些主要的方面，并希望这样的尝试能催生更广泛和更细化的模型。[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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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克里克和科赫的意图是避免暗示在我们的脑中有某种小人在观察着正在发生的事情，然而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1991年出版的书《意识的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 ）之所以对他们的文章提出批评，正是这个原因。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对意识的哲学兴趣开始复兴，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丹尼特的这本书正是这个复兴浪潮的一部分。[54] 克里克和科赫写道：“意识的功能之一，就是呈现各种底层计算的结果。”丹尼特那充满哲理的眼中闪出精光，直击靶心：“呈现结果。”他重复道：“但是呈现给谁？女王吗？……然后又发生了什么呢？”[55] 丹尼特声称，克里克和科赫是典型的神经科学家，他们专注于小问题，而回避意识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从字面上看，丹尼特的批评有理有据，但这种批评源于哲学家和科学家在方法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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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的出发点是一个唯物主义假设：我们感觉和感知的一切“实际上不过是大量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行为”。[56] 正如他所强调的那样，这个假设在当时没有绝对的证据（现在仍然没有），但与其他对立的观点（都认为心智是非物质的）相比，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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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希望通过艰苦的科学研究和细致的实验，我们最终能解释“我们脑的行为的所有方面”。虽然他没有幻想过第一轮攻击就能攻陷这座堡垒，但他的时间表或许仍然过于乐观了：“我不认为这会很快实现，但我确实相信，如果我们发动攻击，这个目标有可能在某一天达成，也许是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57] 21世纪已经过去五分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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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觉醒的神经关联因素究竟是什么以及它位居何处，克里克的具体建议中没有一个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58] 2004年去世前，克里克与科赫合作，撰写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篇论文。克里克在论文中提出，这些关联因素的一部分位于屏状核（claustrum）。这是一层薄薄的、我们知之甚少的细胞，位于大脑皮层之下，与大脑皮层和海马等邻近结构有错综复杂的连接。由于它的复杂性，克里克和科赫猜测屏状核可能是产生意识的整合发生的关键位置。论文的结束语也是克里克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后几句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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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状核的神经解剖学特点与其在快速时间尺度上整合信息的整体作用是相容的。需要进一步的实验来研究这一点，特别是如果这个结构在意识中起关键作用的话。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所以为什么还要等下去呢？[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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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证据表明屏状核与意识状态的某些方面有关，但科赫现在承认，这个结构不是意识的神经关联因素所在的位置。[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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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的工作引发了一轮研究，但对于产生觉醒的区域，以及它在神经元活动方面的形式是什么，科学界现在仍然不清楚。研究者目前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相当宽泛，最精细也不过是认为意识的水平主要由脑干和基底前脑（basal forebrain）决定，而它的内容（被感知的东西）是由大脑皮层、下丘脑等进行处理的。这本身就既能提供信息，又会令人困惑。小脑是一个比大脑皮层更致密的结构，有更多的神经元，但它通常被认为不参与意识的过程。这个谜团突显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一组神经元的活动会产生意识，而另一组却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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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意识的早期研究中，研究者的兴趣都集中在大脑皮层的额叶区，但对于某些研究者来说，这种兴趣如今已经被对大脑皮层后部的“热区”（hot zone）的关注所取代。但其他一些人对此并不赞同。[61] 回望历史，对于意识位居何处，研究者曾提出过许多可能的位置，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一个这样的位置能扛得住实验性研究的检验。如果意识活动真的是位于某个特定的位置，那么现在就认定脑的后部或者额叶皮层的某个区域是意识的真正居所，这显得太轻率了。[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