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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音乐教授戴维·休伦（David Huron）的话来说，我们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已知的人类文化中，没有哪种文化不曾从事过音乐活动”。55 因此，无论音乐是不是人类心理过程的某种一般特性，如果想要理解音乐是如何影响人类意识的，我们需要首先解决为什么音乐是一种如此“具有普遍性的行为”这一谜题。56 毕竟一方面音乐没有明显的生存价值，另一方面音乐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方式又是那么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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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从在进化上毫无意义的“芝士蛋糕”这个可能性开始。与这一观点相反，对于音乐为什么可能帮助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生存下来这一问题，答案有很多。达尔文本人就曾提出，音乐的产生可能与求偶过程中的性选择有关。并且，在择偶过程之外，音乐的产生还可能与社会凝聚力、团体努力、知觉发展以及运动技能发展有关。57 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将音乐和舞蹈与宗教和故事放在同一个范畴中，它们都是促进“社会凝聚力”的活动。这些行为共同改善着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拥有更高的自我意识和理解力，以及形成社会团体保护我们抵御潜在掠食者的能力。58 然而，有人提出，其他物种在不需要音乐的情况下也可以习得社会技能。对这一明显反例的回应是，动物据此产生的社会凝聚力在范围和复杂性方面远不如人类，我们人类可以应对更加复杂的社会互动，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天赋受到音乐的辅助和支持。那么，也许音乐的意义源自于那些人类所特有的活动，如在篝火晚会上载歌载舞。这些共同的经历强化了合作生存策略59 以及代际间的交流，而在其他物种身上却不曾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这些活动对智人 的生存来讲至关重要，如果他们确实可以捕捉到某些生物学上“普遍的”共同属性，那我们便可以开始理解潜藏在这些“共性”背后的大脑机制，进一步洞察音乐最终是如何影响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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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音乐是人类本质组成部分的第二个原因是：作为一种基本特征，音乐在各文化间的差异未免有些太大了。然而，剑桥大学的音乐学者伊恩·克罗斯（Ian Cross）则认为，所有类型的音乐中都确有 一个共同的要素，即“在某种水平上存在着规律性、周期性的时间组织”。60 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用来打节拍的乐器如拨浪鼓、筛鼓和手鼓成为最先出现的乐器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但为什么体验重复性的节奏如此重要呢？这么做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能回答这一问题，这将帮助我们理解音乐对于人类大脑来说，是否必不可少，以及我们是否应该将音乐视为一种诱发特殊意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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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点认为，大脑在发育早期需要周期性的时间机制来建立一种“运动节律层次”。61 在照料者——婴儿互动中，节律的价值在于：婴儿对照料者周期性的声音和动作进行对应的跟随和回应，这在普通的对话中是无法实现的。一位母亲哼着没有什么含义的儿歌（或是半唱着，或是吟诵着），抓着婴儿的小手随着儿歌的节奏上下晃动，同时让婴儿在自己的膝盖上蹦蹦跳跳，这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景象了。此外，这些无法用语言描述的重复性动作，参与并加强了新生儿大脑中那些重要的特殊神经元连接的可塑性。随着这种基本的感觉运动协调训练，新生儿也将得到人际互动和交流技巧的经验。总体来说，音乐是“人类从婴儿期开始进行社会文化学习的一种自然动力”。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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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每个人都同意对音乐的体验必然要牵涉运动。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如果说“思维是大脑的运动”，那么音乐驱使着这种运动从大脑中解放出来进入身体。尼采说过，“我们用肌肉聆听音乐”，可以想象在令人陶醉的音乐声中，人们即便没有站起身来翩翩起舞，至少也会用脚趾打着节拍或随着音乐轻轻地摇晃身体。最根本的一点是，对音乐的接触和体验使年轻人的大脑获得的发育，是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完全无法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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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音乐如此重要，它在大脑和心灵中留下了什么印记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看一下不同情况的脑损伤对音乐欣赏能力的影响。例如，一位患者在特定的脑区（这一案例中是左侧杏仁核）受损后，对自己最喜爱的音乐失去了情感反应。63 同样的，杏仁核受损的患者在听到一段通常会引起强烈负性反应的音乐时表现出更少的“恐惧”。64 在另一项使用成像技术的研究中，被试被要求听一首音乐，他们知道这首音乐会让他们“爽到发抖”，尽管这一词汇有些奇怪，但被试确实被特定的乐章激发出了明显带有愉悦的颤栗。65 虽然听上去不那么科学，但这种主观感受却伴随着可测量的客观变化，如心率、呼吸和其他唤醒指标。66 另一方面，这项研究允许被试自己选择让他们产生强烈情感的音乐，那在这样一项研究中，为了满足主观性就不可避免地会因为个体化的联系和记忆而无法达到标准化。一言以蔽之，随着这些主观上“爽到发抖”程度的增加，许多大脑区域被激活了（杏仁核、前额叶等），这些脑区分别与奖励、动机、情绪和唤醒以及其他产生愉悦感的功能相关联。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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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这些发现表明音乐可能模拟了生物性奖励刺激，因为音乐可以在腹侧纹状体等区域激活相似的神经回路。众所周知，腹侧纹状体与诸如吃巧克力68 或吸食可卡因等毒品时69 所产生的愉悦性体验有关。70 然而，杏仁核活动的减少表明正性感受的产生同样也可能是基本恐惧反应被阻断所致。有趣的是，音乐被认为是为数不多的能减少该脑区活动的正性唤醒刺激之一。71 因此，音乐产生的“愉悦”可能来自于一对相反的作用：一方面来自于奖励相关脑区和神经回路的正性唤醒，另一方面则同时来自于对与恐惧和其他负性情感相关的神经网络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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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激动人心的活动中，有如此之多的脑区被激活，这不足为奇。没有人真的期望发现一片仅仅被音乐选择性激活的特定 脑区。因此，大脑中音乐处理的秘密可能在于它所招募的相关大脑结构的特定组合，以及对恐惧脑区的抑制。凭借着“一致的”节拍、音调或和声，音乐开启一种重复、稳定的期待和愉悦的循环。现在，我们也可以在音乐相关脑区的那个长长的名单中加入小脑（位于大脑后面的菜花样结构）。小脑似乎是半独立的迷你大脑，它是所有脊椎动物大脑的明显特征，并且由于它与最自动化的那类感觉运动协调相联系，因此被赋予了“自动驾驶仪”的头衔。如果你无意识地随着音乐的节奏敲击脚趾，那么非常有可能是你的小脑让你做出了这样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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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引人注意的发现与该效应相关，即音乐能帮助减轻帕金森病的主要表现——运动功能障碍。这种作用虽然是暂时的，但其效果非常显著。72 为什么会这样？帕金森病患者大脑中与内部“自发”运动相关的核心脑区发生了退行性改变，但小脑得以从这种神经元损坏中幸免于难。因此，众所周知，如果我们让帕金森病患者进行在外部刺激驱动下的运动，比如说把脚放在地板上的标记处或纸上，近乎奇迹般地，他们似乎可以正常行走了。73 音乐可以与这些纸片起到相同的作用，74 尽管是通过听觉而不是视觉。在连续的外部听觉刺激流的帮助下，患者的动作会被锁定并做出对应的反应。另一种可能性是，音乐引发的愉悦感可能会增加帕金森病患所缺乏的关键化学物质——多巴胺的供应，这种可能与之前的解释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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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如果音乐可以引发情感，尤其是可以引发愉悦感，而多巴胺这个特别勤奋且十分受欢迎的神经递质却没有参与其中的话，那将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多伦多罗特曼研究所的瓦莱丽·萨林普（Valorie Salimpoor）博士和她的团队认为，如果音乐可以唤醒欣快感和与渴望物质奖励相似的渴求（涉及多巴胺能系统），那么聆听音乐将会引发大脑释放多巴胺。她的团队随后发现，当被试聆听音乐并达到情感唤醒的顶峰时，内源性多巴胺便会在纹状体处释放。他们还发现，对音乐产生的强烈愉悦感会涉及对奖励物的期待，这会导致多巴胺在另一条解剖通路中释放，这一通路与和快感巅峰相关的解剖通路有着明显的区别。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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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6年，身兼作家、作曲家和哲学家三个头衔的里奥纳德·迈耶（Leonard Meyer）认为，这种“张力”——逐步累积期待，最后得到正面的结果——是情感体验的根源。此外，作为对这一想法的延伸，从不和谐的和弦到流畅动听的音乐的转变，可以解释古典音乐的乐趣所在。76 随着每一个节拍，音乐提供了一种无威胁的期待感，随后则是一种可预料的、重复的反应。在之前的章节中我曾经提到，愉悦和恐惧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决定某种体验最终导致愉悦还是恐惧的差异在于，连续刺激在类型上的连续程度和可预测程度。音乐比其他任何令人感到愉悦的刺激都更能满足这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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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规律进食以及连续品尝食物可能是令人愉悦的，但仅仅对一系列声音进行重复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就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了。音乐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使其成为人类独有的活动？我们人类又是为什么会花费如此之多的时间聆听、演奏音乐，或在音乐中翩翩起舞？我敢说，音乐是可以直接与语言相媲美的，而如果将音乐视为与口语平等且相对的事物，那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音乐给人类带来的独特快乐及其生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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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人们都将大脑右半球的活动与情绪联系在一起，而右侧大脑对音乐敏感这一事实让许多音乐理论家、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将音调与情感联系在一起。这种想法是很合理的，因为音乐中的声调可以被视为人类语言中声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人类语言中声调的作用是用来表达情感内容和韵律的。音乐中的声调可能仅仅是人类普通口语音调的夸大。77 音乐和语言其他的相似之处更为明显：两项活动都是人类所独有的，此外，二者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时期等因素中都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多样性，这比二者间任何明显的共同特征都更为显而易见。二者在表达上都有明确的、依赖于文化的规则和框架，因此它们需要在儿童出生后大脑尚处于年轻状态时习得，因为二者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年龄阶段中产生的。但如果音乐与口语如此接近，我们为什么还要保留音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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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人类必不可少的交流方式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这表明二者之间互相补充，而非单纯的复制。口语最初是为了让少数个体之间进行有效的交流而发展出来的，但音乐的产生则是为了在更大范围的群体中传递信息。此外，口语会话是不可预测且完全独一无二的，但音乐却是可以重复的。并且正如我们看到的，音乐有可以预期的循环，这使人感到安心。然而最重要的是，音乐不像语言那样被限制于只能描述高度具体的事实和观点。而且，音乐更可能在不唤醒特定记忆的情况下产生情感。我们之前说过，听觉在背景依赖中的排序相对较低。正如已故的神经科医师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曾十分雄辩地说道：“音乐没有概念，也不产生命题。它没有图像、符号以及和语言相关的东西。它没有再现的力量。它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关联。”78 休伦甚至更简练地总结道：“音乐永远无法像语言一样具有明确的指涉性，而语言也没有音乐那绝对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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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表达和交流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而语言和音乐分别是表达和交流这枚独特硬币的两面，它们扮演着同样重要而又互不相同的角色，且二者间完全互补。音乐将我们正在经历的体验过程放大、例示或强化。和语言不同，音乐提供了一种停留在此时此地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当涉及那些我们不能通过感官直接感受到的事物时。但另一方面，不像激流泛舟那样直接，音乐是不需加以反应的，音乐中没有预料之外的刺激，让你必须立刻做出行动。即便有什么需要你做出反应，那这种反应也不是报复性的，而是放大你所听到的内容，或是对听到的内容做出反应。你可能会用脚打着节拍，随着音乐一边晃动着身体，一边轻声哼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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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音乐是当下的，并且其互动性还与高山滑雪这类运动不同，那么这种正在经历的体验在多大程度上是“感觉的”，又有多大程度是“认知的”？换句话说，接下来的意识程度有多深——水潭中的涟漪有多广阔？诚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音乐类型，而不同的社会和不同年代的人也会对此做出不同的反应。例如，没有歌词的古典音乐相对缺少明确的背景，而是纯粹只强调聆听，正如我们之前谈过的一种情景，这种情景本身就是注入情感和潜意识的，从特定的、文字的情境中独立出来。它是一块强有力的石头，但不一定是一块很大的石头。石头虽然很小但投掷的力量很大，并且之后更多的小石头接连不断地被投掷出去，正如音乐的节拍和节奏不断重复，这可能引发特殊且脆弱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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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没有注意到这些神经元全部的诡计。现在你正开着车，莫扎特的旋律冲入你的耳朵并在你的大脑中盘旋，变幻出一连串半思维、半感觉的愉快而不合逻辑的感受，而与此同时你的眼睛、手和脚自动地驾驶着，有效地带你穿梭在车流中。突然间，面前的某些事情侵入了你的意识，当你看到办公大楼的那一刻，你用音乐营造出的珍贵的内部世界消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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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的一天 第五章 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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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世界里享受音乐和各种感官愉悦的美妙时光告一段落了。现在你要转身出门，拥抱外面的世界，走进这座在上世纪中叶流行庞大玻璃建筑风格时修建的写字楼。当你踏入这座大厦时，你的灵魂如自由落体般下坠。为何身处这个由玻璃混凝土构成的空间让你感到如此痛苦？你走向自己在办公室的座位，环顾开放式的办公环境，办公桌并在一起，组成长长的一排，而自己的那张与两旁的桌子别无二致。你坐下来，盯着眼前的电脑屏幕，感觉接下来这一天的时间漫长得像永远都过不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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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平均工作超过八小时，1 所以想要检验环境对人类专属精神状态的影响，办公室是个不错的选择。在自然光教室学习的学生比在人工照明教室的学生表现得更好，医院房间的设计会影响病人康复的速度。或许大家对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感到惊讶。但是，虽然有这些来自直觉的深刻洞察，我们却并不真正了解其中的缘由，以及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会带来这些影响。尽管鼓励神经科学与建筑学的交叉研究似乎是常识，但几乎没什么研究尝试用足够严谨的方式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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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明亮的光芒、巨大的声响等直接的感官刺激，对于推动大脑状态从一个时刻到另一时刻的变化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对输入刺激的个性化认知因素也同样重要（即石头的大小和扔石头的力量）。如果说石头的大小相当于长期、局部的神经元连接，而这些连接又是由长期持续的环境驱动的，那么你每天八小时中所处的生活环境对于你的意识塑造便至关重要。如果把头脑简单的大鼠和小鼠转到一个“丰富”的环境中，这种环境都能够在大脑中的神经元和化学物质、复杂的脑回路以及行为等各个层面滋养它们，那么你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类个体，日常工作环境又会怎样影响你的大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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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思考复杂的日常环境对人大脑的影响，会发现环境无疑是多方面、多感官的。对于实验中的大鼠来说，用这种单一的、全或无的方式来看待它们完全没问题，但是无法和人类环境中所谓的“丰富”相提并论。我们很容易创造环境丰富性的范式，把它作为实验室动物的一种实验装置。可对于人类来说，情况就极其复杂了，因为在任何关于丰富性的研究中，都不可能设计出一种“有差异”的控制情境。即使是对于非常愿意做被试的志愿者，把他们长时间关在一个接受人为刺激的环境里，都是不符合伦理的。而且，要让他们与那些环境不丰富的被试产生显著差异，需要的时间太长了，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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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最接近这种用极端环境修改人类大脑的事件，发生在残酷的齐奥塞斯库政权时期罗马尼亚孤儿院里悲惨的受害者身上。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由于禁止堕胎和避孕而导致的出生率攀升，许多儿童被遗弃在孤儿院，其中也有许多残疾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这些孩子遭受了制度化的忽视和虐待，这种可怕的剥夺显然影响了他们的大脑和身心发展。3 许多人在小肌肉群控制、语言和社会情感功能方面出现了显著的发育迟缓。4 在一项对两岁到四岁多的罗马尼亚孤儿进行的调查中，所有人都表现出心理过程上的缺陷，令人惊讶的是，这与入院时间长短、入院年龄及出生体重均无关。环境本身带来的巨大恐惧似乎压倒了其他更微妙的变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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