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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握梦的关键,我们需要回到基本议题上,也就是大脑本身。我们需要试着确定,白天清醒和夜间做梦这两种非常相似,同时又有许多有趣差异的意识类型,在潜在的大脑加工过程上有哪些明显不同的特点。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个体大脑的内部世界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大脑是如何让做梦的人暂时脱离他们当下的物理环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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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梦时,肌肉处于瘫痪状态,这就解释了一种常见的噩梦类型,即想要疯狂逃跑的同时,却莫名其妙地固定在原点跑不了。而且,在清醒时也会出现一种极为罕见的情况,当异乎寻常的强烈刺激出现时,比如在爆笑或性高潮时,有些人会突然间完全陷入睡梦中!22 当我们醒着的时候,这种机制有时会以一种更为温和的形式出现。当我们处于极度兴奋或恐惧时,因为腿部肌肉放松,你可能会感到无法移动,因此会“两腿发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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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如恐惧等极端情绪的影响下,不只有人类会丧失行动力,僵住完全可能是一种适应性反应,通过限制行动来保护自己不被吃掉,比如当老鼠闻到猫的气味时就会僵在原地。不知何故,当你处于一种强烈而高度紧张的情绪状态时,本能直觉认为你最好别动,这也与极端情况下的做梦相关联,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反过来的:做梦会导致无法移动,也就是无法逃避即将到来的危险。可能性之一是,在极端危险或激动的情境下,人无法采取适当的行动,因此在他们能够做出恰当反应或至少能评估处境之前,最好什么都别做。然而我们需要记住,既然没有足够认知能力来思考这种问题的原始动物也会这样行动,那么这种机制很可能最开始就是存在的,之后随着进化逐渐适应了人类更复杂的需要。但这个机制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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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理论认为,睡着时,前额叶脑区使运动系统失灵。由于阻断了这条通路,大脑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被转移到刺激与感知有关的后部脑区,但此时并没有正常的感觉输入。24 可话又说回来,我们依旧不明白为何这种“转向大脑后部的活动”不能在无梦睡眠中发生。所以,除非还存在另一个尚未被确认的、具有限制性并仅仅针对梦的开关,否则这一理论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到底是什么让梦成为一种如此特殊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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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解释是,丘脑作为感觉传入的主要中转站,在睡眠中像神经元闸门一样猛地关上了,使感觉信号无法通过。然而我们都知道,刺耳的闹钟声完全能 穿透任何可能存在的障碍。因此,不能用大脑暂时地把感觉完全排除出去的现象定义做梦。或许归根结底,对于已经活跃的意识来说,感觉信息只是额外可供选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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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神经生理学家鲁道夫·理奈斯(Rodolfo Llinás)和同事丹尼斯·帕尔(Denis Paré)所提出的正是这一反其道而行的观点。他们提出,对于正常脑功能来说,感觉输入只是一种附加的奢侈品,恰巧在人清醒时被迫投入使用,但与做梦无关。25 理奈斯和帕尔继续道,在所有其他方面,清醒和做梦本质上是等同的大脑状态,他们极有可能是基于同一个特定的神经回路,即常被使用、广受欢迎的丘脑皮质环路。他们想出了一个更详细的版本,认为实际上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环路:一个具备非特异性的激励或唤醒功能,而另一个负责修饰某些具体的内容,其中包括感觉信息。因此,基本的意识从来都不是外部驱动的,而是大脑的一个基础的内在特征,只是偶尔会受到感官及其输送的外界信息的调节。理奈斯和帕尔也进一步提出疑问,为什么在至关重要的丘脑皮层系统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环路连通性与直接感觉信息输入的转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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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已经看到,没有理由认为丘脑皮层环路是意识的关键。26 将做梦状态视作意识的默认设置的想法确实很有趣,但作为其基础的神经理论基本构造并不成立。首先,意识不太可能仅仅由一套丘脑皮层环路支撑,两套也远远不够。毕竟,一小片没有实体的丘脑皮层环路几乎不可能有主观、内在的体验。其次,唤醒本身绝不等同于有意识,脑死亡的病人也可以产生唤醒节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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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不应直接比较理奈斯和帕尔,以及霍布森和弗里斯顿的这两套大相径庭的理论,这不太公平,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前者对做梦的状态进行了神经生理学的描述 ,而后者提出了更多功能性的、抽象的解释 。但是,这两种理论都不是完全具有说服力的,因为两种场景都没能真正解释梦的所有方面。比如为何在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谱系中,做梦在进化出晚熟特质的物种中更为显著?又比如,除去丘脑皮层环路这一看起来并非核心机制的区域外,是否有其他脑区在做梦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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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另一个候选脑区是大脑皮层上顶叶、枕叶和颞叶三个脑区在解剖学上的交叉处(POT),28 这片脑区位于大脑后部,与心理意象的产生相关。29 若大脑皮层的主要区域受损,比如与视觉有关的区域,这会导致梦中视觉意象的内容减少,但若是在功能复杂的交叉脑区出现一点点损害,梦可能就会完全被消除。然而,只是简单知道事情可能在哪里 发生,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如何或为什么 发生。脑区之间简单的抑制或激活就可以充当一个万能开关,切断所有外界输入的信息,让大脑独自工作,这似乎不太合理。毕竟,不可否认的一个难题是,做梦者的生活和经验反映在他的内在世界中,提供了一种与真实的、清醒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主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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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梦反映的是现实生活,还是内在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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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梦中的大脑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物理变化?为什么梦与清醒时的经验有着不同的主观感受?怎样产生了这种感受?它究竟是过去的回声,反映我们此前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的事物,还是一个纯粹来自内部的新的幻想世界,并因此独立于外部世界?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这种内外的对立可以改头换面,变为这样一个问题:梦是一种有效的自下而上的神经元过程,与原初知觉的神经元机制密切相关,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反映一种复杂想象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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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科学观点出现了分歧。在其中一个阵营里,睡眠专家霍布森认为,这种现象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是由于乙酰胆碱能在较高的中心释放,不受同一化学家族中其他调节剂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梦是知觉的一种基本的,甚至有些扭曲和简化的形式。这种观点在许多方面似乎都很正确,梦确实 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知觉体验。例如,有面部知觉障碍的患者不会梦到面孔。30 同理,七岁后失明的人在梦中仍然能唤起视觉表象,31 就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早期的视觉经验影响了之后对环境的表征,因此仍然具有产生视觉表象的潜力。同时,那些在很年幼时失明的人“看”不到他们的梦,32 再次表明做梦者可以看到的内容与他们清醒时的生活方式和经历显著相关,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那么,我们的大脑中又有什么样的时间延迟机制,能让我们梦到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或者遇到某些人很久之后又梦到他们?也许,虽然这些记忆不是最近的,但它们可能与近期发生的事情(比如可能刚好就在昨天)表现出相同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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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为了更彻底地探查这一自下而上的情境,京都的研究者试图“解码”梦的视觉内容。每当被试的脑电图(EEG)显示出特定轮廓时,他们都会被唤醒,并报告刚才睡着时的视觉体验。研究者用这种方式收集了两百多份梦境报告,每位被试总共参加了三十到四十五个小时的实验。虽然有一些梦异常炫酷,比如梦里见到名人,但大多数时候,被试报告的梦与日常生活有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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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梦的内容现实与否其实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些频繁出现的关键概念。我们的策略是寻找报告中频繁出现的术语,例如“女性”、“男性”、“汽车”和“电脑”。然后,研究者在被试清醒时给他们展示相应物体的照片,通过这种方法给每个物体形成一种相应的大脑扫描的特征,可以与被试被唤醒之前的脑扫描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梦中每个特定的视觉体验,都与日常刺激知觉形成的脑扫描活动模式相关。真实清醒生活中的成像模式与梦中相应地一一匹配,并且能够足够准确地预测做梦者会报告什么。因此,这项研究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做梦和日常感知可能在更高的视觉区域共享“神经表征”,即神经元网络。看起来,梦的内容确实反映了个体自下而上的脑细胞网络,而起因来自个体此前的感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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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一种相反的观点。众所周知,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时代起,便有人认为梦其实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源于大脑中更复杂精巧的脑区,这些脑区负责我们最奇异和个性化的内部思维过程。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基于他把人的心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本我(原始本能的生殖和破坏冲动的来源)、自我(将上述冲动诠释为具体、合理的信息)以及超我(附加的、起约束作用的道德过滤器)。弗洛伊德认为,梦揭开了本我的面纱,给这股隐蔽驱力提供了一个呈现的空间。然而,这些欲望可能太让人不安了,心灵只能将这些让人不舒服的内容转化为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象征形式,结果便是出现了各种古怪而难以理解的梦境。此外,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梦的记忆如此不可靠的原因是,超我一直在保护意识的心智免受自身潜意识残酷现实的影响。所以,在这里梦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源于心灵内部复杂的心理机制,而不是一个简单直接地加工乏味的外部世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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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儿童做梦和清醒状态的复杂程度与成人相比有明显的反差。有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的梦没有情感或社会互动,它们是静态的普通场景,例如马在吃东西,孩子不参与其中,而只是观察。34 但如果幼儿的梦直接被感知驱动,那么这些梦应该是活泼生动的,与他们在清醒生活中的认知水平一致。这一研究结果显然支持梦的自上而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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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证明梦境和清醒这两种意识之间可能没有直接联系的证据来自临床神经科学本身,在某些情况下,脑损伤似乎会让人彻底停止做梦,而在所有此类报告的案例中,损伤都位于前脑。因此,如果关键在于大脑皮层,这就意味着梦并非直接与自下而上的过程,即与接收到的感知体验有关,而是由“更高级”的中枢,例如前额叶,以及之前提到的三皮质交界即POT引发的。因此,最可能负责做梦机制运行的解剖学部位是在前额叶与POT间的相互作用 。35 然而,自20世纪中期以来,我们还发现大脑皮层的另外一个区域也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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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彭菲尔德(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率先在癫痫患者清醒时运用了直接的脑刺激技术。36 他的工作之所以在这里尤其重要,是因为他发现,当另一个皮层区(内侧颞叶)暴露出来的脑表面被刺激时,病人偶尔会报告这个过程触发了记忆,但他们的表述是“像一个梦”。与清醒的日常生活中的记忆不同,没有哪个特殊的时空坐标系,能够让个体将这些片段放到他们生活中的一天、一月或一年的情境下。相反,它们更像是在梦中出现那样,缺乏抽象的思考、计算和对未来的计划,而非真实清醒生活中出现的一般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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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像梦一般”的体验是混合了各种特点的、破碎且不合逻辑的叙事,同时与环境脱节。假如是这样的话,一点也不奇怪,梦和清醒生活之间自然会存在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我们能很清晰确定地回忆起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而对梦的记忆通常是苍白无力的。然而,这种心理模式也正是临床精神疾病的特征,例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处于一种近乎谵妄的状态,与周围平常、“接地气”的叙事完全脱节,并且与之相分离。做梦者也会有这种体验。在梦和精神分裂症中,逻辑和推理都严重受损,个体失去对现实的把握。在这两种情况下,微弱的注意力在人、物体或相互没有联系的事件间兜转,缺乏洞察力和自我意识的视角,且常见幻觉和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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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用来评估个体意识的心理状态测试显示,我们很难区分梦的记录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记录,37 关键的区别只在于,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之一是偏执,但在梦中偏执很少见。不过虽然在梦的世界里没有复杂的背景和清晰的叙事,你也不会坚持认为有某个人正在密谋加害于你,但确实 经常会有一种不祥的不安感,感觉危险潜伏在某处,或是一个不怀好意的敌人要冲出来伤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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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特征是伴有强烈的情绪,但只限于特别活跃的一类情绪,例如愤怒、恐惧和喜悦,不会出现那些更依赖价值观和预设的更为平淡,消极的情绪,例如悲伤、羞愧和悔恨等。那么关键的区别是什么?一种可能性是这些“活跃的”情绪并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预先存在的语境,即一个在大脑中已经建立的神经元网络:一个小孩,甚至是一只动物,都会对眼前的情况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反应。在精神分裂症的案例中,情况也类似,即语境和背景不够突出、有力,因此他们的话语中缺乏逻辑,无法解释许多具有精神分裂症思维特征的胡话,只是对正在发生的事做出反应。面对孩子时,也会有相似的情况。相比之下,只有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人可以体验到更多依赖于上下文才能“凸显”的情绪,因为只有当大脑足够复杂,才能提供必要的神经元基础设施(即连通性),给背景赋予预先存在的“意义”来传递这些情绪的特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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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梦和现实世界的基本区别是,在做梦时,感觉和适合这些感觉产生的背景 之间是脱节的。在现实世界的葬礼上大笑是不恰当的,因为大家都这么觉得。而与之相对,在梦中,规范(也就是背景)由做梦者独自设定,只有在醒来回顾梦境时才会感觉是有些疯狂错乱的。其实梦并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准确再现,而是一种强有力的想象形式,它与做梦者清醒时的状态有一种间接松散的联系。因此,再强调一下,做梦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脑的固有连接,但梦中人不是像一个完全清醒的个体那样,对外部世界有一种普通的持续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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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释这种差异,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观点似乎同样无益,尤其是因为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是正确的。然而,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协调以下两方面内容的过程:既能够反映每天清醒生活的明显的、固有的个体大脑网络,又能容纳个体在梦的体验中像各种精神分裂症状一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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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本身与过高水平的功能性多巴胺有关,38 所以释放多巴胺的通路受损会导致梦的丧失,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增加多巴胺的释放则会增加梦出现的频率和生动性,39 尽管快速眼动睡眠本身没有任何变化。相反,给精神分裂症患者开的抗精神病药物,可以作为多巴胺阻断剂,也能减少过度活跃的梦。40 这中间可能发生了什么呢?前脑,特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前额叶皮层,是大脑皮层中唯一能够从更深层脑区中获得大量多巴胺的部位。因此,如果多巴胺过量(我们知道这样会抑制前额叶皮层),那么大脑的基本状态将与精神分裂症相似,处于一种生动又情绪化的世界中,并呈现出逻辑推理的减少。41 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多巴胺抑制了前额叶皮层,42 而这正是一种与做梦相关联的情形。43 但是等一下,我们之前才提到,前额叶皮层的损伤会导致梦的丧失,与这里的结论恰恰相反。44 为什么同一脑区的活动减少却增加了梦?显然,前额叶皮层活细胞被多巴胺主动抑制的状态应该与细胞完全死亡的情况很不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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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梦相关的化学物质可远远不止多巴胺。这里有一条有趣的线索,通往更广阔的神经化学领域:通常疼痛在我们做梦时是被抑制的,46 这解释了服用止痛药吗啡(以古希腊的睡眠之神命名)后产生的“像梦一般”的状态。吗啡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止痛药,因为它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传递系统:阿片类药物[9] 。它们又要如何融入这个理论构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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