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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鼻外科的内亚克医生一开始就告诉我，他做的大部分鼻腔疏通手术都相当于“把一车道变两车道”。水槽下水道堵塞时，我们寻求的疏通办法得兼顾安全和高效，如果情况不严重，一瓶管道通就能解决，解决不了的话，找管道工上门。鼻子堵了也一样。喷剂、洗剂和抗过敏药物能迅速缓解轻症，可严重的慢性阻塞就只能找大夫处理。这样的比喻我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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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亚克的建议，不管是谁一旦鼻子出现慢性的轻度堵塞，可以先尝试“管道通”方案，比如，用生理盐水冲鼻，可同时辅以低剂量类固醇类药物喷剂，这样的疗法花费无几，也不用麻烦别人。对于可能需要接受鼻腔重建手术的病人，内亚克建议局部冲洗加中高剂量类固醇，有5%～10%的患者使用该方案后无需进一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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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堵塞发展为更为顽固的鼻窦感染，内亚克的处方是一个气囊。在这个方案中，患者的鼻窦将被置入一个小气囊，气囊进入鼻窦后缓缓充气。这种疗法叫作“鼻窦球囊扩张术”，扩张鼻腔空间以利于分泌物与炎性介质排出，以及空气的进入。在一项未发表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内亚克发现，28名接受了该项手术的患者里有23名无需进一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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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情况中，问题的根源并非鼻窦，而是鼻孔。鼻孔过小，或是吸气过程中鼻孔容易凹陷，都会对空气的正常流动形成抑制，从而引发呼吸问题。由于这种现象甚为普遍，研究者们给了它一个学名——“鼻瓣膜区凹陷”，同时还有官方认定标准，叫作“科特检查法”：把食指置于一侧或双侧鼻孔边轻轻将脸颊向外推，使鼻孔略为放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感觉吸气更顺畅，则表明鼻孔可能过小或过薄。这个问题大多数情况下可由侵入性最低的外科手术解决，有时只需一个通气鼻贴如“鼻舒乐”或是使用鼻腔扩张器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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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简易对策都不管用，就得钻头出场了。现代人大约有四分之三存在肉眼可见的鼻中隔偏曲，也就是分割左右鼻孔的骨骼和软骨组织不位于正中，同时大约有一半的人鼻甲存在慢性炎症，鼻窦内层的海绵体血管组织过于肿大，导致无法用鼻子顺畅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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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问题都会引起长期的呼吸困难，炎症发生概率也因此增高。要矫正或是切除这些组织，外科手术是十分有效的手段。不过，内亚克医生说，手术必须在极为审慎和保守的前提下进行，毕竟鼻子是一个无比考究的器官，器官内部各结构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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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内亚克医生说，绝大多数的鼻部手术都是成功的。患者术后醒来，取下夹板，撕掉胶带，鼻子再也不堵了，鼻源性头痛消失了，不用张嘴呼吸了。人生就此重启，呼吸第一次这么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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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只是“绝大多数”。如果手术切除了过多鼻腔组织，尤其是鼻甲，鼻子就无法正常地对吸入的空气进行过滤、加湿、净化甚至感知。对于极少数这类不幸的病患而言，每一次吸气都速度过快，这种可怕的病症就是“空鼻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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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这种病症，我接触了几位罹患空鼻症的病人。彼得是西雅图航空企业的一位激光技师，和我交流了好几个月。彼得为了解决轻症鼻塞预约了外科手术，可在违背他个人意愿的情况下，医生通过两次手术切除了他四分之三的鼻甲。第一次术后，他产生一种窒息感，睡眠也很困难。医生告诉他那说明切除得还不够，于是进行了第二次手术。这次术后，情况越发糟糕了。几年后的彼得，每一次呼吸都像是一把刀子直捅脑仁，就好像空气是从高速气泵发射出来似的。医生不承认出了任何问题，给彼得开了些抗抑郁的药物，叫他经常锻炼。有段时间彼得甚至想过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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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千里迢迢去拜会其他空鼻症患者，想搞清楚这种既残酷又令人不解的症状。我了解到彼得的经历并非孤例：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正遭受着更糟糕的情况。他们可能是学生、企业高管，或者是患有慢性鼻窦炎、厌倦了服用抗生素的母亲。他们去医院检查完鼻子，顺便接受了手术。手术醒来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许多鼻腔组织被切除了，有时这违背了他们的意愿。每一次呼吸，他们都感到更加喘不过气，更让人焦虑。疼痛和干燥笼罩着他们的呼吸道。其中许多人被告知，不舒服的感觉会很快消失。然而情况往往只会变得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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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名空鼻症受害者的经历都是相似的，他们抱怨呼吸困难、失眠、精神抑郁，等等。他们越使劲呼吸，就越感到喘不过气来；而周围的人，医生也好，亲朋也好，都理解不了。他们觉得既然能吸进更多空气，或者能更快吸进空气，难道不是好事吗？现在我们才知道，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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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6年里，内亚克医生有5%的病人——来自7个国家25个州的将近200名病人——来到斯坦福大学是为了确认自己是否患上了空鼻症，或者患上了何种程度的空鼻症，以及有什么办法能帮他们恢复正常呼吸。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筛选检查，如果符合手术条件，内亚克会将消失的软组织和软骨重新填回他们的鼻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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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推测，将近五分之一接受了下鼻甲切除术的患者面临罹患不同程度空鼻症的风险。内亚克医生认为这个数字完全是虚高，鼻腔小手术后主诉呼吸困难的病患显然并不多，但即便概率只是万分之一，空鼻症的故事也已经把我吓得不轻，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为了治鼻塞而对自己动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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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往更深处、更低处寻找可能性，那便是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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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呼吸暂停和鼾症、哮喘以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所有这些都和口腔的堵塞有关。口腔的事，没有谁比牙医更了解了。我咨询了多位专治口腔堵塞的医生，他们教了我自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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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着镜子张嘴观察自己喉咙的后方，能看见一条穗状的肌质结构，像蝙蝠似的从软腭往下悬垂，这就是悬雍垂（小舌）。如果能清晰地看到悬雍垂位置较高，则说明气道阻塞的可能性极小。悬雍垂的位置越低，气道阻塞的可能性就越大。在阻塞几乎确凿无疑的情况下，悬雍垂可能根本无法被辨别。这种方法叫作“弗里德曼舌位高度分级”，用于迅速判定呼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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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悬雍垂之外，还有舌头。如果舌头与臼齿交叠，或者舌侧有“贝壳边”牙印，则说明舌头过大，平躺睡眠时易堵塞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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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是脖子。脖子越粗，气道越易受阻。男性颈围超过43厘米，女性超过41厘米，气道阻塞的风险显著升高。体重越重，鼾症和睡眠呼吸暂停发生的概率就越大，体重指数（BMI）虽然重要，但并非唯一的评价指标。比如，许多举重运动员会受到睡眠呼吸暂停和慢性呼吸问题的困扰，使他们气道受阻的不是厚厚的脂肪层，而是肌肉。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消瘦的长跑运动员甚至婴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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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阻塞的源头并不是脖子、悬雍垂或舌头，而是口腔。口腔的大小与胖瘦无关。气道阻塞有90%都和口腔内的舌头、软腭及其他软组织有关。口腔的空间越小，舌头、悬雍垂等就越容易阻塞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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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气道阻塞的方法有很多。迈克尔·盖尔伯是纽约一位颇有名望的牙科医生，是治疗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焦虑症和其他呼吸相关问题的专家。我走访了他位于纽约麦迪逊大道的诊所，当时他正在接待一位女病人，治疗每天进行，持续有一阵了。据盖尔伯说，他的许多病人情况都比较特殊。这些人一般三十出头，生活优渥，自幼身体健康，但近几年开始出现疲劳、排便问题和头痛等情形，咀嚼吞咽时耳朵有疼痛感。初级保健医生误诊了他们的症状，给他们开抗抑郁药物，这当然是不起作用的。于是他们尝试使用CPAP——持续气道正压通气，让空气在压力的作用下强行通过受阻气道抵达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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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度到重度睡眠呼吸暂停患者来说，CPAP是他们的救星，无数人在CPAP的帮助下终获安眠。不过盖尔伯说，他的病人不太习惯睡觉时佩戴呼吸面罩，而且他们大多本身并没有被临床诊断为睡眠呼吸暂停患者。睡眠诊断报告显示他们睡觉时呼吸没有问题，可他们就是越来越疲惫，越来越健忘，越来越虚弱。盖尔伯告诉我说，这些患者也许没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但他们都存在严重的呼吸问题。“他们上我这儿来的时候，一个个都跟行尸走肉似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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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伯和他的团队有时采取切除扁桃体和腺样体的办法，这在儿童患者身上效果尤其明显：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有一半在切除扁桃体和腺样体之后症状消失，不过手术的效果并不持久，几年后可能出现气道阻塞和相关问题。无论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CPAP还是其他手段都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长期预后，因为它们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口腔对于面部而言空间过于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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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伯的治疗还包括头部和颈部的姿态矫正，用各种小装置将下颌向远离呼吸道的方向牵引。多数时候这些方法能奏效。他给我看了一些患者的照片，矫正前后判若两人。不过我算不上“行尸走肉”，至少目前还没到那地步。我的气道阻塞程度要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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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伯说，其实对于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而言，防患于未然才是上策，就相当于“熵减”，逆转呼吸道的无序状态，防止睡眠呼吸暂停、焦虑和其他各种慢性呼吸疾病随着我们的生长而发生。所谓的预防，就是让口腔空间由小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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