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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名空鼻症受害者的经历都是相似的，他们抱怨呼吸困难、失眠、精神抑郁，等等。他们越使劲呼吸，就越感到喘不过气来；而周围的人，医生也好，亲朋也好，都理解不了。他们觉得既然能吸进更多空气，或者能更快吸进空气，难道不是好事吗？现在我们才知道，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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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6年里，内亚克医生有5%的病人——来自7个国家25个州的将近200名病人——来到斯坦福大学是为了确认自己是否患上了空鼻症，或者患上了何种程度的空鼻症，以及有什么办法能帮他们恢复正常呼吸。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筛选检查，如果符合手术条件，内亚克会将消失的软组织和软骨重新填回他们的鼻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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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推测，将近五分之一接受了下鼻甲切除术的患者面临罹患不同程度空鼻症的风险。内亚克医生认为这个数字完全是虚高，鼻腔小手术后主诉呼吸困难的病患显然并不多，但即便概率只是万分之一，空鼻症的故事也已经把我吓得不轻，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为了治鼻塞而对自己动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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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往更深处、更低处寻找可能性，那便是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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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呼吸暂停和鼾症、哮喘以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所有这些都和口腔的堵塞有关。口腔的事，没有谁比牙医更了解了。我咨询了多位专治口腔堵塞的医生，他们教了我自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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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着镜子张嘴观察自己喉咙的后方，能看见一条穗状的肌质结构，像蝙蝠似的从软腭往下悬垂，这就是悬雍垂（小舌）。如果能清晰地看到悬雍垂位置较高，则说明气道阻塞的可能性极小。悬雍垂的位置越低，气道阻塞的可能性就越大。在阻塞几乎确凿无疑的情况下，悬雍垂可能根本无法被辨别。这种方法叫作“弗里德曼舌位高度分级”，用于迅速判定呼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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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悬雍垂之外，还有舌头。如果舌头与臼齿交叠，或者舌侧有“贝壳边”牙印，则说明舌头过大，平躺睡眠时易堵塞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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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是脖子。脖子越粗，气道越易受阻。男性颈围超过43厘米，女性超过41厘米，气道阻塞的风险显著升高。体重越重，鼾症和睡眠呼吸暂停发生的概率就越大，体重指数（BMI）虽然重要，但并非唯一的评价指标。比如，许多举重运动员会受到睡眠呼吸暂停和慢性呼吸问题的困扰，使他们气道受阻的不是厚厚的脂肪层，而是肌肉。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消瘦的长跑运动员甚至婴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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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阻塞的源头并不是脖子、悬雍垂或舌头，而是口腔。口腔的大小与胖瘦无关。气道阻塞有90%都和口腔内的舌头、软腭及其他软组织有关。口腔的空间越小，舌头、悬雍垂等就越容易阻塞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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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气道阻塞的方法有很多。迈克尔·盖尔伯是纽约一位颇有名望的牙科医生，是治疗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焦虑症和其他呼吸相关问题的专家。我走访了他位于纽约麦迪逊大道的诊所，当时他正在接待一位女病人，治疗每天进行，持续有一阵了。据盖尔伯说，他的许多病人情况都比较特殊。这些人一般三十出头，生活优渥，自幼身体健康，但近几年开始出现疲劳、排便问题和头痛等情形，咀嚼吞咽时耳朵有疼痛感。初级保健医生误诊了他们的症状，给他们开抗抑郁药物，这当然是不起作用的。于是他们尝试使用CPAP——持续气道正压通气，让空气在压力的作用下强行通过受阻气道抵达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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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度到重度睡眠呼吸暂停患者来说，CPAP是他们的救星，无数人在CPAP的帮助下终获安眠。不过盖尔伯说，他的病人不太习惯睡觉时佩戴呼吸面罩，而且他们大多本身并没有被临床诊断为睡眠呼吸暂停患者。睡眠诊断报告显示他们睡觉时呼吸没有问题，可他们就是越来越疲惫，越来越健忘，越来越虚弱。盖尔伯告诉我说，这些患者也许没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但他们都存在严重的呼吸问题。“他们上我这儿来的时候，一个个都跟行尸走肉似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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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伯和他的团队有时采取切除扁桃体和腺样体的办法，这在儿童患者身上效果尤其明显：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有一半在切除扁桃体和腺样体之后症状消失，不过手术的效果并不持久，几年后可能出现气道阻塞和相关问题。无论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CPAP还是其他手段都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长期预后，因为它们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口腔对于面部而言空间过于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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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伯的治疗还包括头部和颈部的姿态矫正，用各种小装置将下颌向远离呼吸道的方向牵引。多数时候这些方法能奏效。他给我看了一些患者的照片，矫正前后判若两人。不过我算不上“行尸走肉”，至少目前还没到那地步。我的气道阻塞程度要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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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伯说，其实对于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而言，防患于未然才是上策，就相当于“熵减”，逆转呼吸道的无序状态，防止睡眠呼吸暂停、焦虑和其他各种慢性呼吸疾病随着我们的生长而发生。所谓的预防，就是让口腔空间由小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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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期的口腔正畸装置都不是用来矫正牙齿的，而是用来使口腔扩张、气道打开。19世纪中叶，许多儿童有先天腭裂和狭窄的“V”形牙弓，嘴巴小到吃饭、说话和呼吸都有困难。1859年，有一位精通雕塑的牙医诺尔曼·金斯利为了帮助这些患儿，制作了一个矫正器，用以将下颌往外牵引，达到增加口腔后方空间、打开咽喉的目的，效果颇令人满意。20世纪伊始，又有一位法国外科医生皮埃尔·罗宾自己着手设计矫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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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把他发明的装置叫作“功能性矫正器”，由一个塑料保持器和一个双头螺丝组成，能将上颚向外推送。只需使用几周，病人的口腔就变大了，呼吸得到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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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矫正器的发明带领了一股风潮，由此催生了另一种矫正器，用以矫正畸形的牙齿。如果有足够的生长空间，牙齿自然能排列整齐。这些扩张矫正器帮助口腔恢复它应有的大小，为牙齿开辟宽阔的“操场”。总之，此后二十年间，口腔扩张变成了常规操作，在整个欧洲的普及更是持续了好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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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治疗手段拼技术、费工夫，疗效取决于牙医的水平，而且佩戴矫正器既痛苦又难看。对于更多患者来说，口腔的问题在于深覆牙合，而牙医并没有办法把下颌往外拉，于是他们便寻找途径，让上颌向内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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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40年代，牙医的普遍做法是通过拔牙，将其余牙齿用各种头戴保持器、牙箍等正畸器具扳齐。牙齿数量少，操作更方便，效果也更稳定。到了50年代，缩进正畸在全美盛行，一次拔两颗、四颗甚至六颗牙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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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的缺陷显而易见：通过拔牙让剩余牙齿回缩，只会让原本就窄小的口腔愈发窄小。更小的口腔固然令牙医的治疗难度变小，却令患者的呼吸难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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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受到头套和牙箍挤压之后的几个月到几年内，有一部分患者的呼吸出现种种以前没有的问题，如打鼾、睡眠呼吸暂停、花粉症、哮喘等。他们的牙齿咬合时，能听见颌骨内侧靠近颞下颌关节处有一声轻响。有些患者的长相发生了变化，他们的面部变得更长、更扁，轮廓更不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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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变化只是发生在小部分患者身上，但变化的相似性，如呼吸困难、咀嚼困难、颅面拉长，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引起了英国人约翰·缪的注意。此人当过飞行员，驾驶过双翼飞机，同时还是准专业F1赛车手、面部整形和口腔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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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医生对接受过缩进治疗和扩张治疗的青少年患者进行数据测量比对，包括同胞兄弟姐妹，甚至同卵双胞胎。一次次的比对证明了通过拔牙缩进正畸的孩子都出现了口腔缩窄和颅面拉长的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身体和脑袋的其他部分都正常地生长，唯有嘴巴还是小时候那么大。如此不平衡，使得面部中央变了形：双目下垂，颧骨高耸，下巴凹陷。拔掉的牙齿颗数越多，佩戴矫正器的时间越久，气道阻塞的现象就越突出。缪医生将其形容为“畸形矫正后的狗尾续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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