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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几百年的医学发展过程中，西方科学从未实际观测到普拉那，也从未确认过它的存在。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全美最大的精神科医生培训中心、位于堪萨斯州托皮卡的梅宁格诊所的医生曾有意在一位名叫斯瓦米·拉玛的人身上放手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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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玛一袭白袍，脖子上挂着冥想串珠，脚穿凉拖，长发过肩。他会说11种语言，基本上只吃坚果、水果、苹果汁等，号称自己没有任何物质财产。根据一位当时诊所员工的记录，他“身高1.85米，体重77千克，高谈雄辩，气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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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玛从3岁起就在北印度的家乡开始习练瑜伽和呼吸方法。之后前往喜马拉雅山脉，在寺院修习秘技，同门的都是东方人杰。二十多岁时，拉玛曾就读于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好几所大学。最后他决定周游世界，把自己毕生所学传授给他人，只要你想听，他就愿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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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春，拉玛来到了梅宁格诊所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不大，四面皆白，拉玛坐在一张木制办公桌前，胸口接着心电图仪，额头接着脑电图仪。埃尔默·格林医生站在他跟前，透过瓶底厚的眼镜查看着仪器。格林以前是海军武器物理学家，是诊所“意愿控制计划”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研究的对象叫作“心理生理自我调节”，也就是身-心联系。格林听同事说起过印度冥想者的“无边法力”，正好明尼苏达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不久前刚对拉玛进行过实验，格林看到实验数据后，想用最新的科学仪器加以验证，亲眼见识一下普拉那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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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玛舒了一口气调整情绪，垂下厚厚的眼睑，开始呼吸，小心翼翼地控制出入自己身体的气息。脑电图的波形慢慢拉长、变钝，从反映活跃思维的β波变为反映冷静沉思的α波，再到波形长、振幅低的δ波，意味着进入深度睡眠。这种昏睡状态持续了半个小时，中间拉玛甚至发出了微弱的鼾声，显得十分松弛。当他“醒来”后，他详细复述了在场的人在他脑波显示“深度睡眠”时所说的话。这种状态，拉玛并不称其为深度睡眠，而是“瑜伽休息术”（Yogic sleep）：当大脑沉睡时，意识依然保持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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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实验中，拉玛把他的注意力从大脑转移到了心脏。他坐着一动不动，呼吸了几次，收到医生开始的指令后，在短短1分钟内，他把自己的心率从每分钟74次降到了52次，随后又在8秒钟内让心率从60次上升到了82次。整个过程中有30秒拉玛的心率为零。格林以为他是把心跳完全暂停了，可仔细一看心电图才发现其实是拉玛让自己的心率飙升到了每分钟3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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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跳快到这种程度时，血液无法在心脏腔室间流动，因此当这种情况——心房颤动——出现时，人们所面临的不是心搏停止就是死亡。可拉玛看起来完全没事。他称自己能在这种状态下维持半个小时之久。这次实验的结果后来上了《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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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玛的这些“特异功能”中，氧气、二氧化碳、pH值和压力激素全程无参与。就我们所知，整个实验过程中，他的血气和神经系统都完全正常。拉玛所驾驭的是某种神秘的普拉那，某种微妙的能量。格林博士和梅宁格团队从拉玛的身体和大脑观测到了它的力量，感受到了它的存在，但他们就是无法通过任何仪器对它进行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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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斯瓦米·拉玛成了名副其实的呼吸巨星，他标志性的浓眉和如炬双目的照片登上了《时代周刊》和《时尚先生》，他还上了诸如《唐纳休秀》之类的日间电视访谈节目。拉玛对西方世界而言是前所未见的。但其实他也并没有那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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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国一位叫特蕾莎·布罗斯的心脏病学家的记录，另一位瑜伽士也能像拉玛一样随意停止和启动自己的心脏，比拉玛早了40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员M. A.温格重复了布罗斯的实验，他发现有的瑜伽士不但能控制心率，还能控制脉搏力度。斯瓦米·拉玛的“超人类”能力一点儿都不超人类，而只是一代又一代印度瑜伽士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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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和教学视频中，拉玛分享过一些控制普拉那的秘诀。他要求学生们在开始前先调整自己的呼吸，不要在吸气和呼气之间停顿，而是让它们首尾相接、连绵不绝。能轻松做到这点后，接着再把呼吸时间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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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每天都会这么练：平躺，轻轻吸一口气，然后边呼气边从1数到6。熟练进步后，能够吸气数到4、呼气数到8，目标是练习半年后可以做到呼气持续半分钟。拉玛对学生承诺，呼气能数到30后，他们便“百毒尽散、百病不侵”。在一个教学视频中，他一边摩挲自己的手臂一边说：“看！你们的皮肤也会变得像丝绸一样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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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普拉那注入身体并不难，只要呼吸就行。但要做到控制它、引导它，就得花点儿时间了。拉玛显然在喜马拉雅山脉中学到了更高的功力，只是就我看来，他的著作包括他的几十个教学视频都并没有对此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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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拉那的“生命力”的属性和作用，我得到的最佳答案并非来自瑜伽士，而是一位匈牙利科学家。这位科学家儿时成绩太差，险些退学，长大后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逃避上战场，他往自己手臂上开了一枪，再后来，因发现维生素C而获得诺贝尔奖。他的名字叫阿尔伯特·森特-哲尔吉，20世纪40年代移居美国，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FCR）的创始人之一，很多年里一直致力于细胞呼吸作用的研究。宇宙中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事物，究竟受到什么力量的驱动？对于这个疑问，当时在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实验室工作的森特-哲尔吉提出了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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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活的有机体都是同一棵树上的叶子，”他写道，“动植物多样化的功能及各自特有的器官，是同一种生命力的不同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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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特-哲尔吉想要了解呼吸的过程，但不是从生理或心理层面，甚至也不是从分子层面去了解。他想知道空气进入我们身体后究竟如何同我们的组织、器官包括肌肉进行交互——亚原子级别的交互，换句话说，他想弄明白的是：生命从空气中汲取能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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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周遭的一切物体都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又是由原子构成的，而构成原子的，是更小的亚原子粒子，分别为质子（带正电荷）、中子（不带电荷）和电子（带负电荷）。所有物质的本质都是能量。“生命与生命力密不可分，”森特-哲尔吉写道，“研究生命力及其反应，必然就是研究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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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石头这种无生命的物体，同飞鸟、蜜蜂和树叶的区别，取决于能量的等级，或者说取决于该物体分子内部原子所含电子的“活跃度”。电子在分子间移动越容易、越频繁，物质越“不饱和”，生命力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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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特-哲尔吉在对地球远古生命形态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它们都属于“弱电子受体”，意即它们既不容易接纳也不容易释放电子。他因此认为该类物质缺乏能量，演化的可能性较小。尽管它们存在，可它们的存在形式相当微不足道，几百万年里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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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氧气开始在大气中积聚起来。氧属于强电子受体。这时候，渺小的生命形式演化出了消耗氧的功能，相比从前那些厌氧的存在，现在它能吸引到更多的电子进行交互。有了能量的余裕，早期生命十分迅速地进化成了植物、昆虫以及其他种种生命形态。“生命状态就是一种电子的不饱和状态，”森特-哲尔吉说，“自然界既简单又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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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天的地球生命，这个假设同样适用。生命体耗氧越多，电子活跃度越高，生命力也就越强。如果生命物质不断萌发，电子不断被有条不紊地吸收转移，它就能保持健康的状态。而一旦丧失了收放电子的能力，细胞就开始瓦解。“电子只出不进就意味着死亡。”森特-哲尔吉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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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也会“生锈”。根据森特-哲尔吉的观点，我们身体中的细胞如果缺失了吸收氧的功能，电子的活动就将变慢，同其他细胞的自由交互不再进行，生长变得无序、异常。身体组织会像其他材料一样开始“生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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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机体组织维持健康的最佳途径，是模拟地球早期好氧生物所演化出来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使我们的身体随时都充盈“强电子受体”——氧气。通过慢呼吸、少呼吸和鼻呼吸来平衡体内呼吸气体的水平，将尽可能多的氧输送到尽可能多的组织，从而令细胞内的电子获得尽可能大的反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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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特-哲尔吉说：“在古代所有的文化和医学传统中，治疗的本质都是能量的转移。”电子能量的移动让生物体健康地、长久地活下去。不管是被称作“普拉那”“气”，还是“生命的气息”，都遵循着相同的法则。森特-哲尔吉本人显然也遵循了这个法则。1986年，他以93岁高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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