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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19页，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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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比如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开宗明义：“温病是由外感温热病邪引起、以热象偏重为主要特征并具有季节性和不同程度传染性的一类疾病。”（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1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范行准更是明确地指出：“传染病学总论——温病学。”（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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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于中国医学史上伤寒与温病两种学说此消彼长的过程，可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18～241页；郭谦亨：《温病学发展史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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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转引自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2册，667～668页，上海，上海书店，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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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刘奎：《松峰说疫》，卷2，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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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现代的温病学教科书中，一般都列专目区分“温病与温疫”，比如孟澍江主编的《温病学》指出：“温病是温热性质的外感病，温疫则是指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和引起流行的一类疾病。”（孟澍江主编：《温病学》，8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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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255页，并请参阅257页之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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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杨璇：《伤寒瘟疫条辨》，卷1，39～40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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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现代医史学界一般认为发源于印度的真性霍乱自嘉庆末以后才传入中国，中国传统所谓的霍乱实际上多为急性肠胃炎或爆发性食物中毒。尽管目前对这一认识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传统的霍乱主要不是指真性霍乱。对霍乱的详细讨论参见本书第三章及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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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参见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299《瘟疫门》，第7册，1676～1709页；卷257～258《霍乱门》，第6册，814～853页；卷459～497《痘疹门》，第11册，1227～2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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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参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6、7册，北京，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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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有关古代江南概念的含义及其变化，请参见周振鹤：《释江南》，见《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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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见《清史稿》，卷58《地理五》，19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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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1），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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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1），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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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比如朱小田的《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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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参见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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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1），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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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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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本书在译成中文时，更名为《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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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著，就管见所及主要有：Mary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William 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美］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美］罗威廉：《驳“静止论”》，见张芝联、成崇德主编：《中英通史二百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James L.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中文书评见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载《历史研究》，1999（1）；［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特别是最近，贡德·弗兰克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与批判，他提出：如果人们能够真正从封闭的欧洲中心主义知识霸权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一种全球视野来看世界，那么他们会发现，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欧洲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是欧洲被吸收到一个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即从欧洲内部发育出一个现代世界体系并以此为中心向外扩张，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吸收到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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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成果，最集中地体现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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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参见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4），4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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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参见吴承明：《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2）；《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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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变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载《中国农史》，1998（3），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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