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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比如，李伯重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罗一星对佛山近世社会变迁的勾勒，《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陈春生对广东米价的分析，《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许檀对山东商品经济的探讨，《明清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刘志伟对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的研究，《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王振忠对淮扬社会变迁的探索，《徽州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高王凌对中国18世纪经济发展的研究和明清经济增长的综论，《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明清时期的经济增长》，载《清史研究》，1999（4）；高翔对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见《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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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如许檀在最近的两篇文章中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完全是借助传统的市场网络发展起来的，尽管工业化源自西方的影响。参见《区域经济与商品流通》，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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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沟口雄三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此做出的探索是笔者所见到的非常有限的例外，他通过对中国“公”、“私”等概念的梳理，提出：“虽然我们不能从中国近代思维中分析出‘个我的自立’这种思想，但是，相反地，应该能够展望到他们把独特的共和革命与人民革命视为近代的将来。无疑，中国近代思想只能从共同体的，如万物一体之仁——大同思想中分析出。因此，天、理、自然、公是这种共同体思想的表象，在思想史上，我们应该通过这些概念去探索亚洲的一种近代的历史性或主体性的质。”［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38～3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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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参见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1～6、372～37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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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参见余新忠：《中国的民间力量和公共领域——近年中美关于近世市民社会研究的回顾和思考》，载《学习与探索》，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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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有关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含义和在西方的演变情况，可参见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5）；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5）；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1～15页；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2）；汪晖：《公共领域》，载《读书》，19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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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参见余新忠：《中国的民间力量和公共领域——近年中美关于近世市民社会研究的回顾和思考》，载《学习与探索》，1999（4）；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247～25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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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参见［美］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思考》，见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378～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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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黄宗智虽然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新名词（《中国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国家和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见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420～443页），但他对中国国家和社会的特点并无讨论，而且他所提出的第三领域含义颇为模糊和多变，一方面，与罗威廉等人所谓的“公共领域”究竟有怎样的区别还让人疑惑；另一方面，它能不能作为一个与国家和社会相对应的、单独的领域独立存在也大有问题。相关的评论请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11～29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余新忠：《中国的民间力量和公共领域——近年中美关于近世市民社会研究的回顾和思考》，载《学习与探索》，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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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这只是就一种潮流而言，事实上，梁其姿等人零星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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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有关台湾这一研究兴起的缘起与状况，请参见杜正胜的三篇论文：《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载《新史学》（台北），第6卷，第1期，1995-03；《“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的缘起与立意》，见《古典与现实之间》，265～270页，台北，三民书局，1996；《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载《新史学》（台北），第8卷，第4期，1997-12。亦可参见李建民：《一个新领域的摸索——记史语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的缘起》，载《古今论衡》（台北），创刊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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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网址为：http：//saturn ihp.sinica.edu.tw/～medicine/，承台湾蒋竹山先生见告，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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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载《新史学》（台北），第6卷，第1期，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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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陈元朋：《民国以来宋代医学史研究概况简介——以台湾与大陆地区的研究成果为例》，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0卷，第5期，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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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有关中国台湾地区这方面研究的具体情况，可参见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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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笔者所见为上海书店于1984年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的影印本。关于陈三次创作的情况请参见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载《中华医史杂志》，1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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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有关现代中国医学史的状况，可参见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5卷，第6期；陆肇基：《从〈中华医史杂志〉看我国的医史研究》，载《中华医史杂志》，1987（1）；甄志亚：《关于我国医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载《中华医史杂志》，1991（2）；吴云波：《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载《中华医史杂志》，1992（3）；李经纬、朱建平：《近五年来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进展》，载《中华医史杂志》，1994（3）；傅芳：《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60年》，载《中华医史杂志》，1996（3）；靳士英：《疾病史研究六十年》，载《中华医史杂志》，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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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德国的文树德（Paul U.Unschuld），日本的真柳诚，中国台湾的刘伯骥、陈胜昆等人。参见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5卷，第6期；陈元朋：《民国以来宋代医学史研究概况简介——以台湾与大陆地区的研究成果为例》，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0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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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指立足医学本身发展，以叙述医学“发现”与“成就”为重点的医史。基本相当于本书所谓的医史学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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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参见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5卷，第6期，2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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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比如甄志亚指出，这一时期是医史研究中以揭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规律为研究目的的“规律说”逐渐流行并日益受到重视的时期。参见甄志亚：《关于我国医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载《中华医史杂志》，1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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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中华医史杂志》，其前身为《医史杂志》，1947年3月在上海创刊。后因经费短缺于1949年停刊。1951年，《医史杂志》由华东医务生活社协助，得以复刊。1953年改名为《中华医史杂志》，并由上海迁到北京编辑出版。1956年以后，中华医学会以稿源不足为由将《中华医史杂志》停刊。1957年，增加保健组织内容、改名为《医学史与保健组织》编辑出版，仍为季刊。1959年，《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与《中华医学杂志》合并，改名为《人民保健》，每期仅登载医史文章一两篇。1961年《人民保健》停刊。1980年10月，《中华医史杂志》重新复刊。参见陆肇基：《从〈从中华医史杂志〉看我国的医史研究》，载《中华医史杂志》，1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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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参见陆肇基：《从〈从中华医史杂志〉看我国的医史研究》，载《中华医史杂志》，1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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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参见李经纬、朱建平：《近五年来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进展》，载《中华医史杂志》，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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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它们分别是：伤寒、发疹伤寒、霍乱、痢疾、天花、麻疹、水痘、白喉、猩红热、鼠疫、肺痨病、梅毒、麻风、疟疾、黑热病、血吸虫病、姜片虫病、肺蛭虫病。参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361～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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