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709144 六、繁荣而相对普及的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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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46 江南以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而著称，明清两代，江南科举之盛，更是有口皆碑，这些都毋庸于此赘言。这里我想稍作说明的是，隐藏在这些令人称羡的现象背后的，是这里发达的教育和长期积淀、熏染而成的人文传统。成功的科举事业无疑与该地区发达的文化教育相辅相成，这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拥有众多当时一流的人才摇篮——书院，比如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诂经精舍，无锡的东林书院，南京的金陵书院，绍兴的稽山书院，江阴的南菁书院，等等，这些著名的书院延揽众多著名学者前来任教，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其次，具有密集而相对水平较高的基础教育网点。这里士子众多，私塾遍布各地，设馆授徒已成为众多科举失意者主要的谋生手段之一。[30]而且江南慈善事业发达，在众多的慈善机构中，包括不少义塾，特别到嘉道以后，各地的综合性善堂普遍兴起，办义塾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31]此外，江南的族学也十分发达，且有些族学在为族人服务的同时，还为更广泛的社会共同体尽自己的义务。[32]再次，江南为全国重要的图书出版和收藏中心。杰出的文化成就显然与发达的图书出版和收藏事业密不可分，至少从明代中期开始，苏州、杭州、松江、南京、常熟、无锡等地，已是江南乃至全国的图书出版、收藏中心，这些地方出版的图书，除供本地使用，还大量销往全国各地。雕书出版已成为当时一宗重要的产业。同时，数量众多的藏书楼遍布各地，其中不少具有相当的声誉，如天一阁、汲古阁、铁琴铜剑楼、嘉业堂，等等。[33]最后，拥有一种普遍向学的人文传统。众多的人才在科举和学术上的成功，必然会对当地社会的风气产生影响，成为后学的楷模，长期以来的文化积淀，使江南社会普遍有一种向学读书的风气，而这种风气，又进一步促成了科举和文化的兴盛，遂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比如嘉兴，“乡士大夫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34]。又如德清，“士知向学……科第彬彬，文士辈出”[35]。就是昌化这样的小县，亦“穷乡僻壤，弦诵不绝”[36]。以上这些因素，为江南文化的普及提供了可能，尽管对这种普及不可能估计过高。对普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一般认为知识是士人的专利而不加注意，但罗斯基的一项研究却指出，清朝的启蒙教育是非常便宜的，因此几乎所有迫切需要这种教育的中国男性居民（甚至贫穷的农业地区的居民）都可以得到它；较快地获得应付日常需要的书写能力是可以做到的；到了19世纪后期（如果不是更早一些的话），中国男子中30％～45％、妇女中2％～10％“都会读书写字”[37]。尽管罗斯基的估计可能过高，但在清代，特别是在清代的江南，由于文化教育资源的相对普及，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对简单的计算和书写要求的日趋迫切，普通民众的识字率有较大的提高并达到一定的水准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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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48 七、好鬼尚巫的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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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50 几乎在所有江南地区的地方志中，都有“吴俗尚鬼信巫”；“越人好鬼”，“吾俗尚鬼神，好淫祀”等之类的记载，充分表明江南地区民众好鬼尚巫的风尚。乡民一旦遇到疾病或其他灾患，大多会前往庙寺祈求神灵的助佑，或延请巫觋作法驱邪，往往糜费甚巨。比如嘉道时期，著名的温病学家王士雄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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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52 吴俗好鬼，自吾乡以及嘉、湖、苏、松、常、镇等处，凡家有病人，必先卜而后医……蔓延不已，习俗相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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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54 尽管这些活动每每被众多的方志修纂者目为“一愚至此”，并且也屡屡遭官府的禁止，但却总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对这些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迷信、愚昧概括了之，它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必然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这将在后文再予详细讨论。这里我想指出，虽然这些行为背后可能存在着利益驱动、丰富生活等方面的因素，但至少信仰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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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56 [1] 见洪焕春、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该书所谓的长江三角洲与本书所谓的江南相较，多南通、少宁镇，大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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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58 [2] 参见洪焕春、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357～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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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60 [3] 参见李伯重的一系列论文：《明清时期江南农民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载《中国农史》，1984（1）；《“桑争稻田”和明清时期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载《中国农史》，1985（1）；《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载《农业考古》，1985（2）；《明清种稻农户生产能力初探》，载《中国农史》，1986（2）；《“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载《中国农史》，1996（1）。可能正是因此，黄宗智提出了著名的“过密化”理论（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北京，中华书局，1992），不过，根据李伯重的研究，从宋元至明清，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参见《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变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载《中国农史》，1998（3）。就此的评论参见［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8～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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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62 [4] 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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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64 [5] 参见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载《中国农史》，1996（1）；《从“夫妇并耕”到“男耕女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3）；《“男耕女织”与“妇女半边天”角色的形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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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66 [6] 杨引传：《野烟录》，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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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68 [7] 这一部分参考了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第20～21页中的部分论述，谨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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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70 [8] 《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83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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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72 [9] 周作人：《乌篷船》，见《周作人散文》，第1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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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74 [10] 笔者出生于江南山区小县昌化，之后有较长时间寓居苏州。家乡随处可见的由青石砌成、年代久远却非常精致石拱桥，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记忆中，差不多今人走行的道路上，都有这类桥梁，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它们大多仍在发挥作用。到了苏州，遍布城乡的各种明清时代留下的桥梁更是令人目不暇接，比如，宝带桥、越城桥、吴门桥、行春桥、枫桥等，不仅沟通了道路，而且成了一道道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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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76 [11] 据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41～149页所列“明清两代市镇统计表”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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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78 [12] 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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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80 [13] 参见赵冈：《明清市镇发展综论》，载《汉学研究》（台北），第7卷，第2期，1989，转引自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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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82 [14] 参见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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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84 [15] 参见洪焕春、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332～333页；陈学文：《明清杭嘉湖市镇史研究》，36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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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86 [16] 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见江苏省小城镇课题编写组：《小城镇 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第1集，1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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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88 [17] 参见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0本，第2分，376～377页，19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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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90 [18] 参见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333～33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马学强：《论人口流动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载《史林》，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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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192 [19] 参见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5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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