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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郭棻：《学源堂文集》，卷1，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以下简称《四库存目集部》），第221册，234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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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冯尔康：《清初广东人游历江南》，见《清人社会生活漫步》，194～205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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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潘遵祁：《劝输助赈公启》，见《西圃文集》，卷1，32a页，光绪八年刊本；潘曾沂：《小浮山人年谱》，“道光十一年”、“道光二十八年”，吴门汤晋苑局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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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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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李伯重：《“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两个基本概念的再思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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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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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2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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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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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见［美］何炳棣：《1368—1963中国人口研究》，210～21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李伯重在《“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一文中已征引过该段文字，不过，不知何故，注文中的页码误标为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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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具体论述参见余新忠：《消闲与御灾——清中前期江南民生的两个侧面》，见《文史论丛二集》，507～517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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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35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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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于明清慈善事业发展状况，可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97；J.F.Handlin Smith：“Benevolent Societies：The Reshaping of Charity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2（1987），pp.30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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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见韩凝春：《清代江浙族学研究》，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3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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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见［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99～111页；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129～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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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光绪《嘉兴县志》，卷16《风俗》，2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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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民国《德清新志》，卷2《风俗》，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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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赵鸿猷：《重修圣庙碑记》，见民国《昌化县志》，卷16《艺文》，1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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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p.22，140，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转引自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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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王士雄：《归砚录》，卷2，14b～15a页，见《潜斋医学丛书》，集古阁石印本，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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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三节 疫病医疗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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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表明，江南拥有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良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基础，不过，这些优势在构成江南繁荣富庶的促进因素或具体表征的同时，也为致病微生物的滋生、肆虐提供了便利。显而易见，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势必会成为各种微生物滋生繁殖的温床，而密集的人口、便利的交通、频繁的人口流动则又为那些致病微生物寻找宿主和扩散流传准备了便利条件，同时，不时出现的天灾人祸则又进一步为其肆虐提供了必要的易感人群。实际上，繁荣富庶的江南同时也是瘟疫的多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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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上瘟疫发生总的确切状况，由于历史记载的缺失恐怕已很难知晓，而且由于目前尚未能对现存的史料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挖掘，就是比较全面的了解，一时也还难以做到。不过，现有的一些粗略的统计，还是让人可以对各个历史时期瘟疫发生数量和江南在全国的地位产生一个大概的印象。根据张志斌的研究，明清时期是历史上瘟疫较为严重的时期，尽管可能存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关记载详略程度不尽相同的偏差。就明清两代而言，江浙两省疫情的严重程度要高于其他省份。[1]这一点与张剑光对《清史稿·灾异志》中的疫情的统计是基本一致的。《清史稿·灾异志》记载了清初到同治末年共230年间的疫情，其中有疫年份为101年，各省的情况分别是：浙江23年，直隶、山东各19年，湖北16年，江苏15年，山西8年，广东7年，安徽6年，甘肃5年，陕西4年，云南、广西、江西各2年，河南1年。[2]在江浙两省中，江南地区的有疫年份则为23年。由于《清史稿》的记载极不全面，且有所偏重，所以，这一统计与实际情况肯定颇有些距离，不过还是大致可以看出，江浙至少是全国瘟疫的重灾区之一。而表2-2根据记载相对全面的陈高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所做的统计，似乎更能反映出江南多疫的特点。从表2-2中可以看出，与其他地区相比，江南的水灾和疫灾较为严重，尤其是疫灾，占所有灾荒总数的9％，远远超过全国4％的平均水平。而江南的疫灾占全国疫灾总数的25％，是江南灾荒总数在全国所占比率（10％）的2.5倍。江南疫灾的相对较多，由此可见一斑。这些表明，江南乃全国瘟疫最为频发的地区。由于江南的文献资料相对详备，这一点未必一定完全符合历史实情，但至少可以认为江南是一个疫病多发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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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清代全国和江南灾情分类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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