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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疫情四季分布的统计，由于不涉及时空分布不合理的问题，故而按原始记录来做。在统计中，按传统历法，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凡未明言月份或季节的，归入不详，指出某一季节的，在该季节所属的三个月下各记录一次，指出两个季节之交的，在这两个季节相邻的两个月下各记录一次，其他诸如“入冬始息”视为入冬后的第一个月即十月停止，“冬杪”视为冬季的最后一个月即十二月。统计结果见表3-5。其分月布局如图3.2所示（图中月份为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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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清代江南瘟疫发生月份布局表 单位：月 （农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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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清代江南瘟疫发生月份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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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5和图3.2可以明显看出，疫情主要分布在夏秋两季，其中又多集中在四、五、六、七四个月中。这与时人的认识是相当一致的，“暑湿熏蒸”是当时的文献中谈论疾疫时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而且还往往与夏秋相连，比如，作者不详的《平寇纪略》言：“夏秋之暑湿熏蒸，病死无数，非独殓无棺木，葬亦开千人坑埋之。”[2]不少医书也常常指出：“夏秋暑湿二气为病最伙。”[3]当时医药局的送诊施药活动也基本都在夏季或夏秋开展，一般是五月开局，八月收局。比如，丹徒的成仁堂药局，“每年五月十六日开局，至八月十六日止”[4]；武进阳湖的医局则“六月朔起，八月十日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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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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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布局是指瘟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整个清代分成顺康时期（1644—1722）、雍乾时期（1723—1795）、嘉道时期（1796—1850）和咸丰以后（1851—1911）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各府疫情的分布状况如表3-6（据修正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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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清代江南瘟疫分期布局表 单位：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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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3-6，瘟疫发生最多的时期是咸丰以后，占瘟疫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次为雍乾时期，占四分之一弱；再次为嘉道时期，为五分之一强，最少的为顺康时期，占17.9％，还不到咸丰时期的一半。应该指出，这四个时段包含的时间并不相等，分别为79年、73年、55年和61年，四个时期平均每年的瘟疫次数则分别为1.45、2.28、2.51和3.84，总平均为2.44次。用柱状图表示则如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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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清代江南不同时期瘟疫发生年均次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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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3中能明显看出，清代江南年均瘟疫次数呈逐级递升态势，其中顺康时期较少，而咸丰以后增长较快，雍乾和嘉道时期虽有增加，但增幅较小。一般认为，雍乾和嘉道时期是清代江南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而咸丰以后，经过太平天国战乱，江南普遍受到冲击，有一个反复过程，不过沿海的上海、宁波等地发展较快。由此看来，瘟疫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相关系，只是在没有大的外界变动冲击的情况下才成立，瘟疫的爆发、流行有着十分复杂的自然和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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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瘟疫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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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的年均瘟疫2.44次，是指整个江南地区而言的，这种统计用于观察整体趋势无疑是可行的，但对具体考察某一个地方的瘟疫发生频度，则没有实际意义，江南地域如此广大，显然不是每一次瘟疫都能遍及整个区域，清代虽然不乏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大疫情，但大多数的瘟疫还主要局限在县、乡等较小范围内。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只能以县为最小单位，所以指出每个县多少年有一次疫情，并不一定是该县每一个地方都有疫情，不过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大凡载人文献的疫情，当时的人即便没有亲身经历，也会有所耳闻，所以县虽仍不算是理想的范围，但也属于可以接受的单位。清代各个时期江南各府平均每县瘟疫频度[6]见表3-7。（各府州后的数字为统计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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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清代江南各府平均每县瘟疫频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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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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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7可知，清代江南平均每县共发生11.8次疫情，平均每隔22.7年发生一次，其中太仓州间隔时间最短，为15年，其次为苏州府和松江府，分别为15.3年和15.5年，间隔时间最长的为镇江府、杭州府和绍兴府，年限分别是46.2年、41.9年和37.7年。就时段看，总体上瘟疫发生呈渐趋频繁之势，不过各府情形不尽一致，其中，松江府、苏州府、太仓州、嘉兴府、常州府、湖州府和宁波府，嘉道和咸丰以后这两个时期之间变化明显，瘟疫发生的频度提高较快，而其他时期，除宁波府外，变化不是非常突出。江宁、宁波二府顺康到雍乾时期间隔年限缩短甚巨，江宁府其他时段的变化不够明显。杭州府各个时期均呈缩短之势，不过前两个时期变化较大，后两个时段减势趋缓。绍兴府的频度则呈平稳缩减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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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仅从其他资料中发现海宁的两条记录，海盐和于潜的各一条记录。（参见疫情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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