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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佚名：《平寇纪略》（下），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大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304～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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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韩善征：《疟疾论》，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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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国《续丹徒县志》，卷14《人物志·义举》，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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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3《营建·善堂》，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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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里的频度是指前后两次瘟疫相隔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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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三节 瘟疫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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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准确地判定历史上发生的疫病为现代医学所称的何种疾病，无疑是件令研究者和读者都感到兴奋的事情，然而由于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得这种判断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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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历史文献中，对疫病的记载往往过于简洁，正史一般均以“疫”或“大疫”名之，就是地方志，除了对个别特别重要的瘟疫记录其病名或简要的症状，对大多数瘟疫也都以“疫”、“大疫”、“疠疫”、“疫疠”、“瘟疫”、“时疫”、“疫气”等名称一笔带过。对于这样的记载，除非在其他文献中找到具体的描述，肯定已不可能做出更进一步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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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祖国医学和现代西方医学是两个全然不同的医疗体系，在疾病命名方面存在着不少原则性的差别，“对于传染病的命名诊断，西医有病原性诊断、病理解剖性诊断、病理生理性诊断等，并且注意几方面结合做出完整诊断，因而其病名冗长、复杂，限定清楚。至于临床表现，西医虽视其为诊断的重要依据，但一般不做诊断用词。中医学与之不同，将临床主症既作为诊断依据，又常直接用以组成病名，至于病因与病性、病灶诊断，并非每一病名所必备，而可通过辨证诊断来补充。总之，西医命名特点是重菌毒、重病灶，中医命名特点则重病状、重性理”[1]。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医病名必然难以一一对应，所以，即使已经明确知道某些瘟疫的病名和一些症候，也未必就能准确判断其为现代的何种疾病。事实上，过去的某种疫病，很可能包含现在的多种疾病，相反，现代某一种疾病，也完全可能包括在过去的多种疾病之中。比如，就是古今称呼基本一致的疟疾，其实在很长时期中，不仅包括今天所说的由疟原虫引起的疾病，也用于指称一些寒热交作的外感热病以及痨病，所以，明初浦江的戴思恭要呼吁：“疟症不一，其名亦殊……亦有非痨非疟等疾而成寒热……不可不审。”[2]又如，今天所谓的感冒，在温病学中，既可以归入风温，亦可包括在冬温之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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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造成瘟疫的病原细菌、病毒等，其毒性往往会因某些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动而改变，比如，尤亚德（PaulEwald）在《传染病的演化》一书中指出，1817年，孟加拉和印度破纪录的不正常大雨加上大气中丰盛的火山尘，使全球气温降低，尤其是水温，促进了霍乱弧菌的滋长和存活，增强了其毒性。[4]既然病原的毒性会发生改变，那么，就很难断定过去某种症状与今天某种疾病不尽一致的疾病就一定不是该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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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同一种病原，对不同的人群完全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大家知道，人对疾病存有自动免疫功能和适应性，对于已经习惯某种疾病的人群来说，恐怕很难想象该种病原的传入，对未曾接触过它的人群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最典型地反映在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时，天花病毒对印第安人的毁灭性打击。[5]其实，即使在今天，某些对一般人群来说习以为常的病原，对生活在热带丛林中的某些印第安部落仍是致命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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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根据某些症状诊断疾病，本身就不是容易的事，毕竟众多医学著作中描述的多为某种疾病的典型症状。事实上，按现代病理生理学的观点，“同是一种致病因素，发病链索的发展方向可能是不同的，因而引起疾病的变异性和多型性”[7]。而且某种疾病还每每会引发并发症。所以要全面而准确地指出清代江南发生过哪些传染病，是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里能做的只是对某些较为确定的传染病做一论述以及对某些有较多症状描述的疫病做出可能的判断。显而易见，进行这类判断时保持审慎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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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清代江南的瘟疫，除了各地普遍存在、早已成为地方病的天花、麻疹外，以霍乱、伤寒、细菌性痢疾和急性肠胃炎等肠道传染病为主，从清中期开始，白喉、猩红热等喉科传染病渐趋增多，疟疾仍为各地夏秋不时出现的地方病，此外，还有大头瘟、蛤蟆瘟、羊毛瘟等一些尚不能确切判定其为今天的何种疾病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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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花、麻疹及水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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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与麻疹到明清时早已成为地方病，而且遍布大江南北，清代的江南自然也不例外。又由于它们感染痊愈后基本都能获得永久免疫力，所以一般又多为儿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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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代医学的认识，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传染性强，病情重，病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严重的病毒血症，皮肤成批出现斑疹、丘疹、疱疹和脓疱。天花一般通过呼吸传染，未获免疫力者吸入带有天花病毒的飞沫后就会感染。病毒大约在感染者体内潜伏12天至14天后开始发作，初起发热、发冷、头痛，与感冒症状类似，大约3天至5天后开始出疹，之后，如果是顺症，逐渐会由斑疹变成丘疹，丘疹又转化成疱疹、脓疱，脓疱逐渐收浆结痂，一般出疹10天左右，痂落病愈，严重的会留下永久性的“麻子”[8]。在中国，它是一种较为古老的疾病，在古代的文献中多称为“痘疹”、“痘疮”、“天疮”、“虏疮”等。据范行准的考证，天花病毒大约在南齐时传入我国。[9]至少到宋代，已开始被看作小儿病了。[10]由于其极强的传染性和毒性，它对儿童有着巨大杀伤力，据粗略的估计，在清代，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儿童死于痘症[11]，出痘在当时已成为人人必过的鬼门关，在当时的各种文献中，常常可见如下说法：“然而自有痘以来，贤愚贵贱，罕能坠免。”[12]可能正是它的普遍性，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认为它是胎毒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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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花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疫病，所以虽然存在着零星的散发现象，但一般在各地都以呈周期性的爆发流行的形式出现，比如邻近江南的，临海，“痘疹六年一度……国朝四十余年，凡痘疫之年，每日城五门，晨启槥舆出者，不知几百千家”[13]。而且，可能因为各地人口流动频繁，流行范围又呈渐趋扩大之势，道光年间，著名医生王清任曾指出：“出花正盛时，非止一人出花，少则一方，多则数省。”[14]由于地方志等文献可能因这类瘟疫习以为常而往往不加记载，在任何一种方志的“祥异志”都难以找出呈规律性周期的疫情记载，因此对清代江南痘疫的准确的流行情况已很难清楚地呈现。据疫情年表，清代江南有明确记载的痘疫有10县次，其中有7县次出现在宁波府，另外3县次分别发生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余姚、嘉庆八年（1803年）的嘉善和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上海。此外，据《王孟英医案》，道咸年间，杭州曾发生天花流行，“十不救五，小儿殇于是者，日以百计”[15]。宁波府的这7次痘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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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三年，慈溪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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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年，慈溪痘疫。象山痘疫，稚幼十伤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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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九年，慈溪痘疫。象山大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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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一年，象山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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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五年五月，鄞县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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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象山地屡震，大旱，海溢，冬痘疫，小儿多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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