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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有限的记载当然看不出任何的规律，不过若截取乾隆五十年到嘉庆十一年（1785年至1806年）这一时段来看，这22年间，慈溪和象山分别有两次明确的痘疫记载，慈溪县从乾隆五十年流行痘疫后，五十九年再次流行，相距9年。当年象山亦有大疫，只是不知是否是痘疫，如果是的话，自乾隆五十年到嘉庆十一年，象山就有3次痘疫，前一时段相距9年，后一时段相距12年，反映出了某种不规则的周期性。再结合上面提到的临海的情况，大概可以认为，痘疫的流行虽有一定的周期性，不过，其流行应该有气候变化等一些诱因，比如王士雄所述的道咸间杭州的痘疫，就是因为“上年秋燥冬暖，略无霜雪，河井并涸”[16]。各地周期可能不尽相同，而且在不同时期也可能出现变化。当然，人痘术的改进和推广以及道光以后牛痘术的渐趋普及，必然会对这种周期性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也自然会降低痘疫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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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麻疹也是一种全国普遍存在的地方性小儿疾病，不过各地称呼不一，“在京师呼为温疹，河南呼为麸疮，山西、陕西呼为糠疮，山东、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俱呼为疹子，江南呼为痧症，浙江呼为唐子，湖广、江西俱呼为麻疹，又呼为艄子”[17]。现代医学认为，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一种发疹性传染病。多见于小儿，1岁至5岁发病率最高。多发生在冬春季节，其他季节亦有散发，有极强的传染性，易引起大流行。病初发热恶寒，眼泪汪汪，鼻流清涕；2天至3天后在颈黏膜上可出现白色小点、周围红晕的麻疹黏膜斑；3天至4天后身出红疹，先见于耳后、颈部，继而延及面部、躯干，最后布及四肢。疹子稍隆起，抚之碍手，其状如麻粒，故名“麻疹”。该病一般预后良好，危害性要小于天花。[18]麻疹在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时间要晚于天花，直到北宋后，才有钱乙、董汲诸人之书载之，故范行准怀疑其为一种外来传染病。[19]不过，亦有人指出，宋以前并非没有麻疹这种病，只是因为痘疹不分，没有这类病名而已。[20]究竟何者为确，目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宋元人的著作中，该病都以“沙子”、“疹子”等名之，麻疹这一名称始于明龚信的《古今医鉴》（1576年），明后期的吕坤曾在《麻疹拾遗》中指出：“古人重痘轻麻，今则疹之惨毒与痘同酷。麻疹之发，多在天行厉气传染，沿门履巷，遍地传染。”可见明朝后期麻疹已经很流行了。[21]不过，即使到了清代，重痘而轻麻的现象仍长期存在，以致一部成书于乾隆晚年的医书这样说道：“治痘者有专家著书孔多，独于麻症视为泛常，书后略载数方，治麻疹者不审麻症之轻重寒热，不辨药性之补与凉，依方直录，伤生极多。”[22]虽然作者谢玉琼和作序的刘齐珍都是广西人，不过这种情况似乎不仅限于广西，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为现存专门有关麻疹的医书，除了明张介宾的《麻症诠》外，基本都是乾隆晚期以后所著。[23]不过麻疹爆发流行的普遍性可能并不比痘症低，一般也是人人必发，所以古人认为：“夫痧之与痘，同一胎毒也。”[24]与痘症稍有差异的是，麻症的流行对人口密度的要求相对较高，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麻症要稳定地成为一个地区的地方病，至少需要30万至40万的人口底数[25]，这必然使麻疹不可能像痘症一样在某些相对偏远闭塞的小县周期性地流行，不过对江南的大多数地区来说，这一限制即使能发挥作用，作用也不会大，因为尽管本地的人口底数不足30万，但便利的交通、频繁的人员流动，在缺乏有效的防疫手段的情况下，无疑会让都市不时流行的麻疹可以较为便利地传至乡间。当然，比起天花，它的危害要小得多，这不仅因为它不如天花那样具有普遍的周期性，而且还因本身的毒性较小。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文献中对麻症流行的记载也少得多。故在本书的疫情年表中，明确记载的疹疫只有3次，2次发生在松江的娄县，1次出现在常州的靖江。其中靖江那次疫情，记载相对详细，现录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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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七年，靖江大疫。症日出麻，幼儿病十之七，拟庵塑有麻神，为病着祈祷，郭侯元照斋醮于邑庙数日，以麻神送之江中，疫遂止。[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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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王德森的说法，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昆山那次一般认为是霍乱和疫喉的瘟疫中，实际上也夹杂着麻症流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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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春夏间，以喉症死者，比户皆然，几成大疫。其实真喉症十不得一二，大半皆麻症也。余所见者，麻症为多，多用天保采薇汤加减治之，无不转危为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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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清代江南的疹疫远不止目前所知道的这些，可以肯定，由于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从日本传入西方的麻症接种法以前，麻疹并无如种痘之类有效的预防办法[28]，所以在南京、苏州、杭州等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中，其流行应较为频繁，涉及面也当相当广，前述娄县的两次疹疫分别流行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和三十七年（1772年），前后相隔才三年，可见一斑。江宁的周杓元曾指出：“又考痧之形证，每逢盛行之际，比户皆然，患者身发壮热，咳嚏频频，现形如霞如锦，有轻有重，轻者三日渐没，重者七日尚不能遽退。闭者一二日即毙……竟无一起，良可悲夫。”[29]所以当时才会有人开始思考何以痧疹渐趋严重这样的问题。乾隆后期吴中的陈元益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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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痧也，何今昔不侔若此耶？揆其所以然，大率迩年来种痘盛行，胎毒未得尽泄，借此痧症以泄其毒者有之；抑或近来时厉之气甚于昔日，以致症之险重者有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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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小儿类急性传染病除痘疹外，还有水痘，它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以皮肤黏膜分批出现斑疹、丘疹、疱疹和结痂为特征。[31]水痘症状较轻，预后良好，而且由于与轻度天花相类，故古有二病一元之说。到清代，对水痘的论治，虽仍夹杂在痘症之中，不过已能明确予以区分了，比如清初长洲的张璐指出：“水痘者，色淡浆稀，故曰水痘。色赤者，日赤豆。将发之时，亦皆发热，由红点而水泡，有红盘；由水泡脓泡而结痂。但水痘则皮薄色娇，赤痘则红润形软，总不似正痘之根窠圆净紧束也。且见点、起发、灌浆、结痂，止于五六日之间，其邪气之轻浅可知。皆由风热郁于肌表而发……亦有夹疹而出者，有夹正痘而出者。若先水痘收后而发正痘，其痘必轻。”[32]从张氏如此成熟的论断来看，清代江南水痘的流行应该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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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霍乱、伤寒和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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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伤寒和痢疾都是古老的病名，不过这里所说的霍乱和伤寒都是指现代医学中的概念，与传统医学所指不是一回事。关于伤寒这一概念，绪论中已做辨析，于此不赘，仅对霍乱一词略作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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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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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文献中，霍乱是一个古老的名词。早在《黄帝素问》中就有记载：“土郁之发，民病霍乱。”[33]“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对此，明代的张景岳注释说：“挥霍撩乱，上吐下泻。”[34]又有干霍乱之名：“更有吐泻无物，亦有上下关闭，竟不吐泻者，为干霍乱。惟心腹绞痛，令人立毙”[35]，所以又称绞肠痧。[36]虽然，现代一般认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之前，中国所谓的霍乱是指多发于夏秋二季的急性肠胃炎或细菌性食物中毒；现代医学所指的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即Cholera，系嘉庆二十五年时从印度由海路传入。[37]然而，在学术界，这一论断并非定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这场大疫的霍乱究竟是一种新的疾病，还是原本就有的霍乱的一种变型；二是这次是不是真性霍乱的首度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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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者，实际上，从疫病发生后不久就存在争议。比如当时的霍乱名家王士雄，在其所著的《霍乱论》中将嘉庆季年出现的新疾病称为“霍乱转筋”，认为吊脚痧[38]不过是转筋霍乱而已。[39]而稍后的徐子默则明确指出吊脚痧非霍乱。[40]而且，根据程恺礼的研究，认为是传统疾病的，除王士雄等人外，洛克哈特（Lock—hart）、德贞（Dudgeon）和汤姆森（Thomson）等西方的医生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们在仔细阅读资料后，认为“霍乱”确实是霍乱，而且它自“古早”即存在于中国。“对他们来说，在医学古籍中关于这个疾病的临床描述是莫大的确证，即使没有提到这种疾病的传染本质。他们坚持说，霍乱真正的性质可以进一步由中医明显的关心得到证明，他们自古代就对这个疾病开出许多处方并治疗的方法。这些治疗法如果不很有用（通常和他们自己的疗法相似），至少值得更深入的考察。”[41]其实，在清代的医生中，认为吊脚痧为霍乱或寒霍乱者，远非王士雄一人，比如光绪年间，钱塘的连文冲将霍乱分为自生霍乱和传染之症，主张治霍乱应先辨阴阳，“庶按症施治，得其指归也，然无非师法古人”[42]。而湖州的莫枚士则公然反对“矜言创新，以新一时之耳目”，认为“今瘪螺痧即暑月之中寒耳，其吐泻者即霍乱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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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它和传统所谓的霍乱究竟是不是同一种疾病呢？虽然那些持肯定论者的意见并非不值一顾，最终的确认也还有待医学界进一步深入探究，但就笔者已有的认识来看，它们应该不是同一种疾病。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两条理由：古代医籍对霍乱症状的重视和记载以及治法类似，其实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古代医籍虽然对霍乱多有记载，但有两点明显与真霍乱不符，一是它的传染性不明显；二是伴有腹痛。[44]至于说治法类似，这并不奇怪，当时一些明确指出吊脚痧为一种新疾病的医生所提出的治法也与传统治法类似。[45]就是现代医学，对这两种疾病的治疗所用的药物也基本一致。[46]至于中国医生的认识，根据陈方之对王士雄《霍乱论》所列医案的研究，王所经验的48例，其中有38例陈认为是真霍乱，其他10例见腹痛者，王自己也断为非霍乱。[47]这就是说，虽然王对吊脚痧与霍乱在名称上不加分别，但在实际临床治疗中所指的霍乱其实就是真霍乱。王以后一些医生认为它并不是一种新疾病，大概与中国传统的遵经法古传统有关，特别像莫枚士是著名的泥古遵经人士，他们的意见并不完全足以为据。何况，从大历史观来看，确认一种疾病是否过去存在，不应仅仅拘泥于个别症状的比较和确认，特别是像霍乱这种危害重大的传染病，更需要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某一地区自然社会环境状况和社会反应等多方面加以综合考察。从过去文献中并无有关霍乱大流行的记载而此后却记载不断这一点来看，两者应该不是一种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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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者。范行准根据涂绅《百代医宗》中有关嘉靖甲子年的记载，指出真性霍乱“在十六世纪中，已由海舶或从印度、安南等处传入”[48]。西蒙则认为真霍乱第一次造访中国是在1669年，由马六甲经海传来，第二次则在1769年，由南亚传入。[49]不过，程恺礼认为西蒙的证据并不充足，然而对西蒙所说的第二次传入，倒由一则医籍中的资料可以作证，一位称为上浣觉因的道人在咸丰元年仲秋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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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黔中人多感异症。病发则立死。方书不载治法。有人于丹平山得神授奇方，分四十九痧，全活甚众。后此方传至关中，以治诸怪异急症，无不奇验。道光壬午（二）年，粤东奇症，多有相似者，偶得此方试之立效。当经刊布。今岁夏秋之间，浙中时疫俗名吊脚痧，亦颇类此。爰急重梓，以广流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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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话中，道光二年（1822年）的奇症和咸丰元年（1851年）名之曰吊脚痧的显系真霍乱，因此乾隆年间贵州的异症也应该有真霍乱的可能，贵州离南亚和东南亚较近真霍乱完全有可能从这些地区由陆路传入。由此可见，尽管这次大疫的霍乱并非传统的霍乱，但真霍乱的传入中国却可能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就整个中国而言，真霍乱在嘉庆末出现时应该不算是什么新的疾病。不过，虽然它或许已传入，但由于缺乏适宜的条件，并没有造成大范围的流行。甚至自生自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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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霍乱就包括两层含义：急性肠胃炎和食物中毒之类的假霍乱即类霍乱；从印度等地传入的真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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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等肠道传染病大都爆发、流行于夏秋湿热季节，主要通过食物、水和接触传染，江南温暖湿润的气候，密布的水网，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养成的某些生活和用水习惯，非常有利于其滋生流行，实际上，这类疾病也是清代江南最主要的急性传染病。真性霍乱在清代江南存在的时间虽还不到一百年，但却可以说是对当地社会危害最大的瘟疫，真霍乱的症状，除了前文所言外，还有就是它是众多急性传染病中唯一不发热的疾病，而且在吐泻的同时也基本没有腹痛。该疾病首先于嘉道之际传入我国，并迅速蔓延，几乎传遍大半个中国。在江南地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首先通过海路在宁波和上海地区登陆，继而沿主要交通线、特别是水路迅速扩散，成为清代江南持续时间较长、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瘟疫，对江南社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51]此后，霍乱在江南不断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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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性霍乱自1817年在印度大流行后，曾在世界各地肆虐长达一个多世纪。世界医史学界一般认为有6～7次世界性的霍乱大流行，其中伍连德认为是7次：1817—1823，1826—1837，1846—1862，1864—1875，1883—1887，1892—1895，1910—1925。[52]上官悟尘则列举了6次，前4次与伍相同，后两次为：1883—1896，1902。[53]很明显，上官实际上是把伍的第5和第6次合并为第5次，真正的区别只在于最后一次，伍没有注意到1902年的情况，而上官对清末以后的情况没有顾及。根据我们搜集的资料，霍乱的流行与上述流行时间虽有相合之处，也存在不小的出入，伍对1902年的忽视显然不符合江南的情况。除却第1次流行，清代江南可以确定的真霍乱流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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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七年八九月间，杭州盛行霍乱转筋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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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一年，宁波霍乱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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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四年五月，杭州霍乱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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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秋，象山疫。宁波再现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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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六年夏秋之交，杭州人患吊脚痧，吐泻腹痛，足筋拘急，不即救，一二时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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