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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三年,吴门霍乱流行。夏秋之交,绍兴霍乱盛行。鄞县秋大疫,死者无算。慈溪秋七月大疫。奉化剡源七月大疫,至九月止,死者甚众,沙陧、公塘、康岭更甚。三村约死四百人,阖乡不下一千人。亲戚不通音问,此症名霍乱(俗名肚痛脚筋吊,又名绞肠痧)。不吐不泻者名干霍乱。奉化忠义乡六月大疫,死者相枕,至九月止。象山秋大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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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四年春起,上海烂喉疫痧盛行,牵连沾染,夭亡不可胜计。同时有375人死于霍乱。宁波被霍乱波及。武进阳湖霍乱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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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六年夏,上海时疫流行,霍乱症多,猝不及救。嘉定霍乱流行。宝山夏大疫,流行霍乱症,俗称瘪螺痧,染者多猝不及救,槥市为空。溧阳夏秋疫疠。夏秋之交,金坛盛行瘪螺痧,死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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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七年夏秋之交,吴江黎里复大疫,初起或吐或泻,骤如霍乱,或足麻筋吊屈不能申,名脚麻痧,又名瘪螺痧,患此者甚至顷刻殒命,里人死者日数人,四乡尤甚,病者过七日,乃得无恙。长洲相城秋疫症盛行,呕泻螺疮起,即不治。溧阳夏秋复有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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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常熟昭文夏疫(瘪螺痧),苏州霍乱流行。青浦秋大疫。夏,上海霍乱流行,在租界,有20名外国人和930名中国人死亡。奉化夏秋大水,有大疫。其症与十三年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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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五年,钱塘和仁和霍乱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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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秋,昆山新阳大疫,市槥为空,始喉症,继时痧。常熟昭文夏疫(子午痧亦名瘪螺痧)。翁同龢在京“闻城外痧症盛行,乞药者踵相接”。长洲相城大疫。吴江震泽自春徂夏大疫,初起足麻不能伸,名为脚麻痧又名吊脚痧,患此者或吐或泻,骤如霍乱,甚至顷刻殒命者。六七月间,诸暨县发生瘪螺痧,患者多不治。枫泾大疫。平湖天降瘟灾,一家或传染数口。海盐澉浦疠疫大行,传染遍四乡,触之立毙。自五月至九月始消除。八月青浦大疫,棺槥为空。川沙大瘟疫。金山张堰夏秋大疫,乡村白昼闭门,午后路人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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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上海霍乱流行,有655人死亡。春夏多雨,江宁时疠盛行,有称为瘪螺痧者,朝感夕殂。宁波被霍乱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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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可见,自道光十七年(183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75年中,整个地区有23年有霍乱流行:道光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844年)在浙东和浙西有零星流行;咸丰元年(1851年)至六年(1856年)也在浙江局部地区流行;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伴随着战乱,出现了全区域性的大流行;光绪三年(1877年)至八年(1882年)在上海、苏州和宁波等地有小范围的流行;光绪十一年(1885年)至十四年(1888年)又一次出现全区域性的大流行,特别是浙东,为害尤烈;光绪十六年(1890年)至十七年(1891年)在苏南出现较大范围的流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苏州、松江和宁波府出现疫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杭州城有霍乱流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苏州、松江、嘉兴、绍兴等地有较为严重的霍乱流行,而且与疫喉痧相伴随;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上海、南京和宁波等地流行霍乱。总的说来,有三次流行高峰,一是咸同之际(1861—1864),二是光绪中期(1885—1895),三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其中后两次,与上官所列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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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霍乱即急性肠胃炎,起病较急。发病时先感觉腹部不适,继之出现发热,但热度高低不一;同时有恶心、呕吐、腹部阵发性绞痛、腹泻等症状。大便每日数次至十数次不等,粪便一般呈水样,偶尔也带脓血。[54]虽然具有一定传染性。但极少形成大流行。[55]因此虽然霍乱或干霍乱的病名常出现在医籍中,但笔者迄今未发现嘉庆季年以前霍乱在江南流行的例子,不过有关痧的记载仍值得注意。前面已经谈到,清代的医籍中常把干霍乱称为绞肠痧,现代的一些温病学著作也将急性肠胃炎视为俗称的“发痧”。[56]痧是一个江南民间现今仍在沿用的疾病概念。那么,什么是痧?范行准曾说:“‘痧’原作沙,本出《葛氏方》,《巢源》作‘洒’,颇有撒筛音义,以状此病的散发性,故有‘沙’字之义。”有观点认为“当时(指清代)凡是传染病多以‘痧’字名之”[57]。这一说法虽有些道理,但认为当时凡是传染病均名之以痧,显然与事实有些出入,一方面,从后面的论述中,痧所指的范围要超出传染病;另一方面,传染病似乎也不完全都以痧名之,像痢疾、疟疾几乎没有称痧的,就是天花也极少称痧,痘痧合称中的痧一般是指麻疹。对此,马伯英曾给予批评,他指出,痧症“多指中暑。用刮痧等物理刺激法治。即使在宋之前,亦非范氏所云指烈性传染病。张杲《医说》引《叶氏录验方》‘辨沙病’云:‘沙病,江南旧无,今东西皆有之。原其证医家不载,大凡才觉寒慄,似伤寒而状似疟,但觉头痛,浑身壮热,手足厥冷……’似脓毒血症”[58]。批评虽有道理,但其所指却又过窄。纵观清人文献,痧这一概念的应用极为广泛,既没有一个明确的外延,且在不同人的笔下有不同的内涵,不仅干霍乱称痧,真霍乱称痧,麻症称痧(痧疹或麻痧),白喉和猩红热亦称痧(喉痧、疫喉痧、丹痧、烂喉痧),而在较早的痧症专著《痧胀玉衡》中则几乎无病不痧。晚清绍兴的张鲁峰(景焘)指出:“乃近二十年来治痧之术盛行,无论老幼男妇,冬寒夏暑,遇有心痛腹痛,肝胃气痛,以及感冒发热吐泻等病,率皆名之曰痧。”[59]而王士雄等人则谓:“方书从无痧证之名,唯干霍乱有俗呼绞肠痧者。是世俗之有痧,殆不知起于何时也……然亦可见前痧证不多,故古人皆略而不详也。迨国初时,其病渐盛,自北而南,所以又有满洲病与番痧之名。”[60]如是,则痧症又为一类专门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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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细心体会清人所谓的痧,可以发现,它基本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泛指甚于一般邪气之“毒”;二是对邪气郁遏,阻塞正气流行一类疾症的称呼。关于第一方面,比如郭志邃指出:“痧者,暑热时疫恶毒之气。”[61]王士雄称:“张路玉复分臭毒、番痧为二者,盖谓恶气更毒于秽气也。”[62]萧霆则说得更为明确:“疫痧之毒,郁于胃腑,才经发觉,胃已受伤。譬犹巨寇在家,即急为驾驭而破屋坏垣,已遭荼毒,若纵而不除,鲜有不为灰烬者矣。故于瘟疫则称‘邪’,而痧毒则称‘毒’。”[63]所以关于痧又有痧胀和发痧之称,如吴蔚光指出:“比年,南方痧症日甚:一为痧胀,一为发痧。按之古医家言,但言霍乱,今则有绞肠痧诸名;但言斑疹,今则有烂喉痧诸名。余谓是二病之所由,实皆由于气之不和耳。”[64]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痧毒内闭,则为痧胀,发而现斑疹则谓发痧。可能因为发而现斑疹诸疾,一般都有专名,比如麻疹有痧疹之名,猩红热有喉痧之名,所以无特定含义的痧症一般就指痧胀。而关于痧胀的含义,到清中后期也逐渐明确。道光年间,章楠认为:“若痧证之因,实与瘟疫一类,以其邪气郁遏,故变证尤多卒暴……推瘟疫由膜原传变,痧证之邪,浅深不一,皆由郁闭使然。”[65]晚清的许起、丁甘仁则表述得更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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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三又辨痧即外邪骤入,阻塞其正气流行之道之谓,而痧之病义益明。至情志多郁之人,稍犯凉热,即能成痧,且不时举发,亦由气血失其宣畅也。若干霍乱亦有不因痰湿饮食之滞;但为暑蝎之气扰乱于中者,当以新汲水、地浆等治之耳。[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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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痧子初发时,必有寒热、咳嗽、胸闷、泛恶、骨痛等症,揆度病因,盖外邪郁于腠理,遏于阳明,肺气不得宣通,胃气不得泄越也。必用疏散之剂疏表解郁,得汗则痧麻透,诸症俱解,此治正痧、风痧、红痧之大略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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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可知,痧是清代运用比较灵活、含义也较为广泛的一个疾病概念,痧症,也不是指某一种疾病,而是一类具有一定共性却并不十分确定的疾病的名称。痧症包括范围显然要比类霍乱宽泛得多,不过它与类霍乱存在着密切关系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业已指出,嘉道以后的真霍乱往往称作吊脚痧、脚麻痧、瘪螺痧等。实际上,对照以上所说的痧症内涵,真霍乱吐泻均呈喷射状,根本与闭遏之象无关,它之所以被称作痧,可能是因为它的一些症状与被叫做绞肠痧的干霍乱较为相似,而它对时人来说又是一种新的疾病。痧症与霍乱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霍乱之所以被称为痧,主要在于时人认为:“霍乱一症,皆由寒邪郁结,气闭不通,因而吐泻交作。”[68]所以治类霍乱之药也往往被称为“痧药”,比如徐子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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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之症,吐泻者为轻,不吐泻者为重,或取嚏,或引吐,或攻下,或外治挑刮,或内服痧药。因其病,由于热闭,嚏则开其肺气,吐则开其胃气,下则开其脾气,挑刮开其皮毛经络之气,痧药开其脏腑之气,总取其通,通则气行热亦泻矣。[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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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张鲁峰那段话中所说的腹痛、发热吐泻,应该属于类霍乱的症状。痧症无疑具有传染性,如章楠言:“要皆不出六气与秽恶酿成,故夏秋常多,冬春较少。而一方中病状相类,亦如瘟疫之传染。”[70]通常多发于夏秋的类霍乱虽然现代极少形成大流行,但由于其存在一定的传染性,在卫生条件不良的情况下,出现一定范围的流行亦属可能。类霍乱广泛存在于清代江南当属无疑,而在疫情年表中记载的康熙十二、十三年(1683年、1684年)嘉兴的痧症流行中,完全有可能存在类霍乱。另外,咸同之际大疫中就包括类霍乱。[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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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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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是传统医学运用最多的一个词汇,不过与这里所说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之伤寒[72](typhoid fever)名同而实异,所以虽然伤寒是过去特别是江南极为重要的传染病,但在历史文献中却没有直接对应的疫情记载。可能也正因如此,现代医史学界也很少专门讨论这一疾病。在现代温病学著作中,一般把伤寒这类疾病归于温病中的湿温。[73]这一点,只要对照一下现代的医学著作对这两种疾病的解释,就不难理解。它们一般是这样解释这两种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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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温是由湿热病邪引起的急性热病,初起具有身热不扬、身重肢倦、胸闷脘痞、苔白腻、脉缓等主要症状,起病较缓,传变较慢,临床表现具有湿、热两方面的症候,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季节性较强,虽四时皆有,但明显多发于湿热的夏秋季节;第二,病程较长,缠绵难解;第三,以脾胃为中心,弥漫全身;第四,由于湿、热二邪同时为患,故多见矛盾性症状,如身热不扬,发热而脉不数,大便数日不下而不燥结。[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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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病变部位主要在小肠内的淋巴组织,典型的临床表现有持续发热、相对缓脉、玫瑰疹、脾脏大和白细胞减少等,严重的可有肠出血、肠穿孔等并发症。在发热过程中,常出现便秘、腹胀等症状。整个病程平均4周至5周。常年均可发生,但以夏秋季为多。患者以青壮年最为多见。病后可获得强而持久的免疫力,一生中很少再次罹患。主要通过水、食物和接触传播,同时苍蝇也是重要的传播媒介。[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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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两者虽不可能完全对应,但一致性是相当强的,可以说,伤寒(包括副伤寒)是湿温中的主要疾病。江南湿热的天气、密集的河网以及夏秋猖獗的苍蝇特别适合伤寒的爆发流行。实际上,在清代的医籍中常常可以看到以下这样的记载:“江南地卑多湿,湿温病最多。”[76]“南方卑湿,民苦湿热。每当春冬,必阴雨连绵,入夏则暑热骤降,地气上蒸,人感之,入秋不病湿温,即患疟痢。”[77]不难想见,伤寒在清代江南的夏秋季节,不过是一种极为平常的温病而已[78],普通的流行一般不会引起时人特别的关注,只有在大荒之后,特别是水灾之年,在人们体质普遍下降、灾民居住条件和卫生状况恶化以及水源受到污染等情况下,秽湿熏蒸、疫疠大作时,才有可能作为瘟疫而受到注意。但灾荒之年的大流行,其传染性和毒性往往会增强,又可能使当时的文人学士并不把它看作通常的湿温。因此,在传统的文献中,也就很难找到伤寒的直接例证了。不过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1874年10月9日)《申报》中有一则直接用伤寒病名的疫情记录,据其描述的病情,也似为typhoid 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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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友来书云,该处东乡一带,淫雨兼旬,河水陡涨,淹没田禾不计其数。其水之高者积有三五尺不等,甚至河内船只,皆从桥面撑过,亦可想见其泛滥之灾矣……又闻夏秋以来,病症极多,东乡尤为各处之冠……鄞县城厢内外,病症极广,几于挨户皆然,均患湿热头痛等症,或病伤寒,或发疟疾,每一沾身,辄为粘缠不解,以至医士无片刻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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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一些零星描述中看,有些大疫也不无是伤寒的可能,比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苏松地区的大疫很可能就是伤寒。[79]又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苏州水灾之后,“又有大疫,一名链条瘟,一家有疾,家家缠染;一名癞团瘟,病者皆腹胀如铁而死”[80]。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嘉兴梅里“夏秋大疫,感受者壮年居多”[81]。特别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江宁大水之后,城中河水遭到污染[82],“自三月起,疫气流行,互相传染,死亡甚众。其症大略相同,发热内烧,谵语发狂,发斑发黄……然贫蒌之家,有病至半月,不药自愈者,有发狂大渴吃冷水数瓯而得汗解者。有死去通身皆冷,心口独热,迟一二日复甦者,此理殊不可解……至立秋,患乃息”[83]。发生于夏秋水灾之后,由水污染造成,是肠道传染病的可能性较大,而一者未见腹泻记载,二者有发热、谵语和发斑发黄的描述,显然不是霍乱和菌痢,与伤寒的症状较为相符。另外,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夏,上海、嘉定和宝山等地红痧症流行;宣统三年(1911年),嘉定红痧症再次流行。[84]虽方志中没有对症状的任何描述,不过丁甘仁先生有对红痧的论述:“夏秋时之红痧、风痧,初起时寒热、骨痛、胸闷、呕恶、舌苔白腻,外热极重而里热不盛,咽喉不痛,或咳嗽或不咳嗽,此红痧风痧之病情也。其病源良由夏受暑湿,秋感凉邪……”[85]从丁所说的发于夏秋、呕恶、舌苔白腻、外热极重而里热不盛、由夏受暑湿而致等情状看来,也应该有可能是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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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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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伤寒不同,对痢疾的称呼,古今基本一致,不过在古代,除痢疾外,还有肠游、飨泄、重下和滞下等名称,至少从明代起,传统医学已对痢疾的传染性有非常清晰的认识。[86]现代一般将痢疾分为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两种,它们分别是由痢疾杆菌和阿米巴原虫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前者简称菌痢,是细菌性传染病,后者为原虫性传染病。从现代医学的观点看,它们其实属于两种不同类别的疾病,不过由于其都以肠为病灶,临床表现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故传统医学和现代的普通人并不加以区分。比较起来,菌痢要远远多于阿米巴痢疾,所以我们在研究中也不予区分,而且一般也主要指菌痢。痢疾临床以发热、腹痛、里急后重、腹泻浓血样便为主要表现,与类霍乱不同,没有呕恶现象。散发性的病例常年可见,高峰则出现在夏秋两季。传染方式与伤寒同。[87]根据上面所说的一些特点,痢疾也是江南常见的疫病。传统医学对痢疾的治疗相当重视,一般的医书中大多有痢疾一目,民间也都有疗痢的偏方,比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正二月间,江南边缘的临海等地,“雨豆谷,谷粒倍常;豆坚不可食,箭竹法实,磨粉作食,疗痢症甚效”[88]。可见痢疾的常见。同时,对痢疾流行成疫,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载,在疫情年表中,有关痢疫的记载有7县次,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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