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709580 湿温是由湿热病邪引起的急性热病，初起具有身热不扬、身重肢倦、胸闷脘痞、苔白腻、脉缓等主要症状，起病较缓，传变较慢，临床表现具有湿、热两方面的症候，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季节性较强，虽四时皆有，但明显多发于湿热的夏秋季节；第二，病程较长，缠绵难解；第三，以脾胃为中心，弥漫全身；第四，由于湿、热二邪同时为患，故多见矛盾性症状，如身热不扬，发热而脉不数，大便数日不下而不燥结。[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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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582 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病变部位主要在小肠内的淋巴组织，典型的临床表现有持续发热、相对缓脉、玫瑰疹、脾脏大和白细胞减少等，严重的可有肠出血、肠穿孔等并发症。在发热过程中，常出现便秘、腹胀等症状。整个病程平均4周至5周。常年均可发生，但以夏秋季为多。患者以青壮年最为多见。病后可获得强而持久的免疫力，一生中很少再次罹患。主要通过水、食物和接触传播，同时苍蝇也是重要的传播媒介。[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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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584 可见，两者虽不可能完全对应，但一致性是相当强的，可以说，伤寒（包括副伤寒）是湿温中的主要疾病。江南湿热的天气、密集的河网以及夏秋猖獗的苍蝇特别适合伤寒的爆发流行。实际上，在清代的医籍中常常可以看到以下这样的记载：“江南地卑多湿，湿温病最多。”[76]“南方卑湿，民苦湿热。每当春冬，必阴雨连绵，入夏则暑热骤降，地气上蒸，人感之，入秋不病湿温，即患疟痢。”[77]不难想见，伤寒在清代江南的夏秋季节，不过是一种极为平常的温病而已[78]，普通的流行一般不会引起时人特别的关注，只有在大荒之后，特别是水灾之年，在人们体质普遍下降、灾民居住条件和卫生状况恶化以及水源受到污染等情况下，秽湿熏蒸、疫疠大作时，才有可能作为瘟疫而受到注意。但灾荒之年的大流行，其传染性和毒性往往会增强，又可能使当时的文人学士并不把它看作通常的湿温。因此，在传统的文献中，也就很难找到伤寒的直接例证了。不过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1874年10月9日）《申报》中有一则直接用伤寒病名的疫情记录，据其描述的病情，也似为typhoid 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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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586 宁友来书云，该处东乡一带，淫雨兼旬，河水陡涨，淹没田禾不计其数。其水之高者积有三五尺不等，甚至河内船只，皆从桥面撑过，亦可想见其泛滥之灾矣……又闻夏秋以来，病症极多，东乡尤为各处之冠……鄞县城厢内外，病症极广，几于挨户皆然，均患湿热头痛等症，或病伤寒，或发疟疾，每一沾身，辄为粘缠不解，以至医士无片刻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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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588 另外，从一些零星描述中看，有些大疫也不无是伤寒的可能，比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苏松地区的大疫很可能就是伤寒。[79]又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苏州水灾之后，“又有大疫，一名链条瘟，一家有疾，家家缠染；一名癞团瘟，病者皆腹胀如铁而死”[80]。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嘉兴梅里“夏秋大疫，感受者壮年居多”[81]。特别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江宁大水之后，城中河水遭到污染[82]，“自三月起，疫气流行，互相传染，死亡甚众。其症大略相同，发热内烧，谵语发狂，发斑发黄……然贫蒌之家，有病至半月，不药自愈者，有发狂大渴吃冷水数瓯而得汗解者。有死去通身皆冷，心口独热，迟一二日复甦者，此理殊不可解……至立秋，患乃息”[83]。发生于夏秋水灾之后，由水污染造成，是肠道传染病的可能性较大，而一者未见腹泻记载，二者有发热、谵语和发斑发黄的描述，显然不是霍乱和菌痢，与伤寒的症状较为相符。另外，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夏，上海、嘉定和宝山等地红痧症流行；宣统三年（1911年），嘉定红痧症再次流行。[84]虽方志中没有对症状的任何描述，不过丁甘仁先生有对红痧的论述：“夏秋时之红痧、风痧，初起时寒热、骨痛、胸闷、呕恶、舌苔白腻，外热极重而里热不盛，咽喉不痛，或咳嗽或不咳嗽，此红痧风痧之病情也。其病源良由夏受暑湿，秋感凉邪……”[85]从丁所说的发于夏秋、呕恶、舌苔白腻、外热极重而里热不盛、由夏受暑湿而致等情状看来，也应该有可能是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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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590 （三）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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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592 与伤寒不同，对痢疾的称呼，古今基本一致，不过在古代，除痢疾外，还有肠游、飨泄、重下和滞下等名称，至少从明代起，传统医学已对痢疾的传染性有非常清晰的认识。[86]现代一般将痢疾分为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两种，它们分别是由痢疾杆菌和阿米巴原虫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前者简称菌痢，是细菌性传染病，后者为原虫性传染病。从现代医学的观点看，它们其实属于两种不同类别的疾病，不过由于其都以肠为病灶，临床表现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故传统医学和现代的普通人并不加以区分。比较起来，菌痢要远远多于阿米巴痢疾，所以我们在研究中也不予区分，而且一般也主要指菌痢。痢疾临床以发热、腹痛、里急后重、腹泻浓血样便为主要表现，与类霍乱不同，没有呕恶现象。散发性的病例常年可见，高峰则出现在夏秋两季。传染方式与伤寒同。[87]根据上面所说的一些特点，痢疾也是江南常见的疫病。传统医学对痢疾的治疗相当重视，一般的医书中大多有痢疾一目，民间也都有疗痢的偏方，比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正二月间，江南边缘的临海等地，“雨豆谷，谷粒倍常；豆坚不可食，箭竹法实，磨粉作食，疗痢症甚效”[88]。可见痢疾的常见。同时，对痢疾流行成疫，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载，在疫情年表中，有关痢疫的记载有7县次，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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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594 康熙元年八九月，上海疾痢盛行，十家九病，献神化纸，并送鬼者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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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596 康熙二十六年六七月，上海疫痢盛行，遍地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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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598 康熙四十六年夏，青浦、嘉定之淞南大旱，大河俱涸，至七月十四日始雨，又挟大风，岁大祲，石米二两，秋疫痢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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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600 嘉庆十三年戊辰秋八月，上海三泾庙桃花盛开，是时痢疾多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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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602 同治元年六七月，乌程、归安难民均病泻痢，秽气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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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604 光绪七年，奉化忠义乡六凡二十二日大水，飓风拔木坏民庐，秋痢，剧者十余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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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606 光绪十四年九月中，金山张堰大起痢疾痧症，治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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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608 同前面所述一样，年表对疫痢的记载肯定是不全面的，不过仅从这有限的记载就不难看出，就是痢疾这样现代的常见小病，过去也可能造成相当大的危害，甚至置人于死地。在清代江南，因痢疾而死者当不在少数。故当时挽救痢疾病人的生命会被当作医术神效的例子而收录进地方志中，比如：“顾孙兰……精岐黄术……兄子慰曾患痢，危在旦夕，亦与一剂而安，神效类如此。”[89]可见，我们切不可以今日之状况来揣度古人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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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610 三、烂喉痧和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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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612 猩红热在传统医学中一般称为烂喉痧，白喉这一名称则从乾嘉时出现以来，一直沿用至今。它们在中医都属于疫喉，为感受时行疫疠之邪而引起的急性喉科传染病，白喉多发于秋冬二季，烂喉痧多见于春冬二季。[90]同为喉烂，同为疫毒，同为传染病，同为毒盛血热，往往不易分别，所以在不少疫情记载中，多笼统地称之为喉症。[91]从西医的观点说，猩红热和白喉分别是由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和白喉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92]它们是目前医史学界研究得较多的疾病。根据已有的研究，烂喉痧一词最早出现在尤怡的《金匮翼》一书中，尤怡生年不详，卒于1749年，苏州吴县人，基本和叶桂同时代，该书刊于乾隆三十三年（1763年），虽非尤氏手定，但范行准等人认为书中所录之方，实为尤生前用以治疗喉痧之方。[93]故至少在18世纪早期，烂喉痧之名已经出现。白喉一词的出现要晚于烂喉痧，文献上对白喉病较为确定的记载，一般认为始见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出版的《重楼玉钥》（郑梅涧著），但称白缠喉，而白喉的名称，则最早出现在刊行于同治三年（1864年）的《时疫白喉捷要》（张绍修著）。[94]虽然医史学界在这两个疾病名称的出现时间上认识基本一致，但对其是旧有疾病还是外部传入的新疾病则意见纷纭。其实，这一争论亦非始自近代，从这一疾病出现后不久，争议就已存在，仅《吴医汇讲》中所收录之文，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唐迎川认为丹痧一症实与《金匮》一书中的“丹毒”相类[95]；李纯修则说，“烂喉痧一症，古书不载，起于近时，而并易传染”[96]。在近代以来的研究者中，范行准认为这两种疾病都是清代从外部传入中国的，烂喉痧大概18世纪30年代已传入[97]，白喉传入中国的时间则稍晚，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98]余云岫一方面认为“猩红热之在我国，以1733年为记载之始”[99]；另一方面，又指出“阳毒之诸症候，惟猩红热足以拟之，舍此无相合者”，不过“犹未敢遂定阳毒即猩红热”[100]。陈邦贤认为白喉中国历代都有，宋元明医籍中记载的缠喉风、锁喉风、马脾风等，大体与白喉相近似。[101]陈方之对白喉的认识与陈邦贤相类，对猩红热，起初认为出现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后来则又写专文推翻了这一说法，认为猩红热还是与最古方书《金匮》所称之阳毒有关联，直到18世纪初叶，始有烂喉痧、烂喉丹痧和疫痧等名称，最后于1909年从日文移译为猩红热。[102]李庆坪虽然认为喉痹、阴毒、缠喉风、锁喉风等到白喉为一脉相承，但又说：“白喉最早的流行，据我所知，可能在1785年的秋天。”[103]陈胜昆认为猩红热的流行在雍正十一年以后。[104]历史学者梁其姿则采用了两者为外部传入的说法。[105]陈方之、余云岫、范行准和陈邦贤等人，都是对传统医学有很深修为的大家，他们都聚讼不清的问题，想在今天对传统医籍了解相当不够的情况下有一个确当的了结，显然是不现实的，我想在此指出的是，不管这些疾病的病原是否新传入，它们出现大范围的流行则无疑在清代康熙以后，过去即使存在，也可能因为自然环境、人口密度等方面的原因，并未造成大范围的流行，毕竟，在过去的医籍中无论是阳毒还是缠喉风等，都未指出它们的传染性。在关乎江南的医籍中，不论认为它们是新疾病还是过去的阳毒、阴毒等，都无不指出它们在当地的流行乃是晚近的事。比如前述唐迎川尽管说烂喉丹痧乃阳毒一类，但也认为：“近年丹痧一症，患者甚多，患而死者，亦复不少。”[106]虞山陈道耕在嘉庆六年（1801年）自序其《疫痧草》时说：“顾瘟疫未尝曰发痧，发痧未尝烂喉，烂喉发痧，实起于近年也。发痧何以名疫？为烂喉而传染于人也……而近日疫气，何以发痧烂喉？盖今人气禀，不逮古人，抑且起居失调，所以疫疠之毒，乘虚而干肺胃，以致烂喉发痧也。”[107]同是刊于嘉庆年间的一本医籍在论及白喉时也说：“喉间白腐一证，俗名白菌，即白缠喉是也。廿年以前此证患者尚少，迩来染是疾者甚多，每为误治而夭者，不知凡几，深可悯也。”[108]嘉道时期的吴中名医曹仁伯在同友人的一封书信中也指出：“喉痹之证，自古已然，于今为甚。数年前狂风毒风，日夜交作，霍乱之余，变为此症。江、浙、安徽三省处处患之……咽喉梗痛，色兼红白，有如花驳之形……”[109]由此不难看出，疫喉严重流行而开始受到时人的关注是18世纪[110]特别是19世纪以后的事，这一点，从疫情年表中也不难看出，现将有关记载转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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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614 乾隆六年至八年，太仓州镇洋县城乡，疫痧交相飞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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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616 乾隆三十一年，嘉善春熟，是年冬至次年春大疫，食油菜者患喉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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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618 嘉庆三年四五月间，杭郡、德清新市忽有喉疹之疾，率肿痛不能饮食，比户传染，死者十三，竟有灭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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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620 嘉庆六年，长元吴烂喉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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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622 道光六年，吴下烂喉痧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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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624 道光二十六年夏，杭城暑风甚剧，时疫大作，俱兼喉症，亡者接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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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626 道光二十九年冬，昆新疠疫盛行，棺木无资，半多藁葬，至明年五六月疫情始平。吴下烂喉痧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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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9628 光绪三年春，上海喉症流行，医多不治。光绪十四年春起，上海烂喉疫痧盛行，牵连沾染，夭亡不可胜计。 自是，该疫连续三年在沪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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