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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虫媒寄生虫病，以周期性的寒战、高热、大汗、脾肿大、贫血为特征。主要通过蝇蚊传播。感染人体的疟原虫主要有四种：间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恶性疟原虫和卵性疟原虫。在现代，江南地区较为多见的为间日疟，其他疟较少见。[111]疟疾的名称很古老，起自《素问》。不过如上文已经指出的，疟疾在较长时期内并不仅仅指现代医学中的malaria，还包括一切寒热交作之类的疾病。自元明以后认识逐渐清晰。在清代的江南，疟疾无疑是一种常见病，这从清人文集中不时可见的所谓“驱疟文”不难看出一二，比如，清初的金德嘉在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开头的：“丁巳之岁冬十月壬申病痞，十有一月甲戌、丙子剧，余乃焚香危坐，捉笔为文，童子汲宋井水洒以桃茢而驱之。”[112]苏州的诸人获则在《祛疟鬼咒》中云：“一日疟堙迦醯迦，二日疟坠帝药迦，三日疟怛坠药迦，四日疟者特托迦。不计数，不住口，持一昼夜，疟鬼远避疫一由旬。”[113]不少文人还常作诗生动叙述患疟的痛苦，比如，钱塘金张曾作《盛暑蔗劳病疟感记二首》，其中一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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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苦乐无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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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死时未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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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得君争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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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不异在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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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热必力争必死——原注。）[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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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疟疾的多见，所以有些民俗也常常与疟有关，比如，也在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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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四五岁下之孩童，第一次患疟疾，谓之胎疟，须由外祖母家遣人来，向家灶上祭祀一番，病始得痊。其祭祀之法，由外家备灶马二个、香烛阡阮、素盘水果、糕饼等物，遣人持至病家灶间，须一径走入，不能和人接谈，将两灶马背与背相接，置诸大镬盖上，各种祭品，陈列于前。祀毕，将灶马与阡阮焚化，携饼一个，直向外走，亦不得与人接谈。 口中但云：我以后不再来了。既出门，将所携之饼，掷饲犬。其意若曰：将病传之于犬也。祀灶所余之物，亦须立时食尽。盖谓吃得快，好得快也。[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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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除非恶性疟，疟疾一般不致对人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但在缺乏现代特效药的情况下，疟疾往往迁延不已，令人疲惫痛苦难堪。对此，上海的姚廷遴有较为具体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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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年辛酉，余五十四岁）七月初，余疟疾，起初寒热，忽凉，隔两日复寒热，因而方知是三疟，久不能愈。至八月初又泻痢，一昼夜无次数，初五日方好，然疟疾如故，形销骨立，面有黑色，而气血虚极矣……九月十九日，在邑归家，承三林塘烟铺乔右梁荐，有一走方者医疟，据云已立效数人，何不要他一看，因而买其药而归，归即饮，其夜大吐大泻，至二十一夜疟来更甚，然自后竟不来矣，忽变为夜夜发热，知乃虚极之故。至十月初三，因饮酒一日，又到夜深觉倦懒，疟又来，直至明年六月方好。[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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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夏秋经常散发外，在遇到灾荒或其他自然和社会变动的情况下，还可能造成流行乃至大流行。陈邦贤在前引《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认为：“历代关于流行的记载很少……因此只能在症状上做研究资料，而不能获得疟疾在历代流行的记载。”[117]实际上，何斌在《我国疟疾流行简史》中就搜集了不少包括清以前疟疾流行的例子，只是他所述的大多是发生在南方烟瘴之地的恶性疟疾[118]，与陈所指可能有些差别，不过即使在清代江南这样社会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的地区，疟疾流行也并不罕见，仅疫情年表中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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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一年，吴县疟疾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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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富阳大疫。其时进攻富阳之清军仅万余人，皆病疫，宗棠亦患疟困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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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三年，鄞县城厢内外，病症极广，几于挨户皆然，均患湿热头痛等症，或病伤寒，或发疟疾，每一沾身，辄为粘缠不解，以至医士无片刻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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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七月，上海疫作，疟疾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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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二年，奉化忠义乡牛瘟，六七月旱，虫食禾，人病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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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头瘟、虾蟆瘟、捻颈瘟、羊毛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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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开头业已指出，判别古今病名间的对应关系，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可以肯定，即使是上面这些相对较为明确的对应关系，其中也可能存在着不小的误差，除此之外，文献中另一些疫病，似乎一时还难以做出比较确定的判定，谨录之以俟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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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瘟、虾蟆瘟、捻颈瘟是具有头面或颈部肿胀等共同症状的三种疫病，在清代医籍中经常可以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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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瘟，初起憎寒壮热，头面红肿，咽喉不利；与现代的流行性腮腺炎相类。流行性腮腺炎是由腮腺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多发于冬春季节，临床特征是非化脓性肿胀、疼痛，初起发病急骤，发热畏寒，肿胀范围以耳垂为中心向四周蔓延，边缘不清。小儿患者易并发脑膜炎，大人易并发睾丸炎和胰腺炎，一般预后良好。[119]不过在现代一些温病学著作中，除大头瘟外，可按流行性腮腺炎辨证论治的还有虾蟆瘟和痄腮，而且虾蟆瘟和大头瘟可指同一种疾病；而痄腮又称虾蟆瘟。[120]同时，在医籍中亦可发现，所谓捻颈瘟，亦即虾蟆瘟，比如，“捻颈瘟者，喉痹失音，颈大腹胀如虾蟆者是也。宜荆防败毒散”[121]。“时疫颈项肿，乃阳明风热，俗名捻头瘟，又名虾蟆瘟”[122]。这几种病名常常互相借代，比如：“大头瘟，此症亦时行风毒，疫疠之气。初春，地气发泄，多有是证；秋冬，地气不藏，亦有是证；人身之少阴素虚，不能上济少阳，亦成是证；其证觉憎寒、发热、咽痛、喉肿、耳前后肿，俗名蛤蟆瘟。”[123]而且确实与流行性腮腺炎症状相类，特别是汪文绮在《杂症会心录》中对肿腮的描述，简直可以毫无疑义地确定其为流行性腮腺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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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腮一症，是疫病，非伤寒也；是清邪中上焦，非风热也。何以辨之？一人病，众人亦病，一村病，村村皆病，气相感召，传染于人，与风寒迥别，为疫病之最轻者。其症初起恶寒发热，脉浮数，耳之前后作肿痛，隐隐有红色。医家不认症，往往误作伤寒施治、牙肿混医。体实者表散亦愈，体虚者不任大表，邪乘虚而内陷，传入厥阴脉络，睾丸肿痛，耳后全消。明者或投温里，或投补水，数剂可退；昧者或用疏肝，或作疵治，一服神昏。遍阅方书，又无是症，始终莫解，此中机关而伤人性命者多多矣。若世俗所谓大头瘟，面腮颐肿如瓜瓤，乃疫病中之最重，岂非为是症之确椐哉？[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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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汪的说法，大头瘟与肿腮实为一种疾病，只是症状较重。由此似乎可以明确，这四种病实为一种疾病，基本相当宁现代的流行性腮腺炎。然而如果仔细阅读医籍，会发现情形似乎又不尽如此，邵登瀛和汝琴舫等人都指出，“不速治，十死八九”[125]。光绪间刊行的《喉舌备要秘旨》亦云：“大头症，此症因天时瘟疫、瘴气所发，必大寒大热，口噤面黑，四肢软弱，手不能提，足不能举，头大如牛，气大而紧急，是乃三五日死之症，切勿轻易医治。”[126]流行性腮腺炎不至于有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是否如汪文绮所说乃误将流行性腮腺炎的并发症当作伤寒误治的结果？这应该可能，汪在上述引文中所说的“一服神昏”，可能就是脑膜炎的症状，不过即便如此，根据现代医学，像脑膜炎等并发症，也一般都预后良好[127]，何以会“不速治，十死八九”？甚叫人疑惑。而且按照医书的一般解释，大头瘟与虾蟆瘟、捻颈瘟亦各有侧重，大头瘟主要是头肿腮颐，而后者则较多地是指颈筋胀大，比如，杨璇说：“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俗名大头温是也；或时众人咽痛声哑，或时众人颈筋涨大，俗名蛤蟆温是也。”[128]颈筋胀大，似乎不像是流行性腮腺炎的症状。所以范行准曾怀疑虾蟆瘟似为猩红热。[129]不过，不管怎样，它们无疑都是清代江南众多瘟疫中的一分子，而且，在疫情年表中，有明确的虾蟆瘟流行记录：雍正六年（1728年），青浦夏旱，四月疫。夏四月，金山大疫，乡人名虾蟆瘟。另外，在袁枚的小说《子不语》中有一则故事也谈到，雍正十年（1732年），杭州虾蟆瘟大作。[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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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瘟，就管见所及，在清代江南，仅见流行于江宁府，据疫情年表，羊毛瘟曾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和五十八年（1793年）两度在江宁和上元流行。可能正是感于它的严重，上元的隋霖在乾隆晚年撰成了《羊毛瘟论》一书，此前，江宁的周杓元也在《温证指归》中专门予以论述。[131]羊毛瘟的症状，隋霖作了比较清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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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之为病也，始觉微寒发热，或憎寒，或壮热，或发疹块，面色微青，唇红而胀，舌有薄苔红点裂纹，胸中滞塞，身胀酸麻，手足不利，前心后心，或有斑点，或无斑点，及病至面色青板，身重不仁，皮肤紫胀，脉不至，则无救矣……今时邪由毒气土藏郁蒸金化，忽有羊毛，类似蚕丝，其毛倒生肤里膜外，针刺皮肤，绝无点血，剔出羊毛，长者七八寸，短者二三寸，剔未尽者，再以荞麦面用阳明水和团，自胸前圈滚至腹，背心圈滚至腰，滚处约百余转，面团中毛多，遍身全滚皆有，投以加减双解散，至肺气舒畅，血脉流通，大汗如雨，或发疹块而愈……或有误治者，以寒热作疟治，胸闷气胀作停食受寒治，或以温中燥湿治，或以达原破气治，病日加增，昏闷而死。至于不能医治者，病来急速，气阻神昏，面色青惨，站立不起，肢冷脉无，故不治也。[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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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杓元则名之为羊毛疹、羊毛温疹、羊毛瘟等。它在医籍中并不多见，根据周和隋的说法，御纂的《医宗金鉴》载有羊毛疔的症状和治法，他们的诊治亦多参《医宗金鉴》所载。对于羊毛疔，山东刘奎的《松峰说疫》中有一则记载：“万历间金台有妇人，以羊毛遍鬻于市，忽不见，继而都人身生泡瘤，渐大，痛死者甚众，瘤内唯有羊毛。有道人传一方，以黑豆、郬麦末涂之，毛落而愈。”[133]不知是否取自《医宗金鉴》。另外，清初郭志邃在《痧胀玉衡》中也提及“羊毛瘟痧”一症，不过他只是听自北方来亲见此症的丹箴袁兄述及，说“此症胸前生羊毛数茎”，并未亲见。[134]由此可见，此症多见于北方，江南虽有流行，但并不普遍。对照其症状，与现代医学中的带状疱疹似有相似之处，但症状和危害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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