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709980
[138] 袁枚：《子不语》，卷7，152页。
1700709981
1700709982
[139] 参见余新忠：《烂喉痧传入中国年代初探》，载《中国医史杂志》，2001（2）。
1700709983
1700709984
[140] 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
1700709985
1700709986
[141] 参见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2（5）。
1700709987
1700709988
[142] 均参见疫情年表，且所列年份均为前后。
1700709989
1700709990
1700709991
1700709992
1700709993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四章 清代江南对瘟疫之认识
1700709994
1700709995
1700709996
1700709997
瘟疫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社会历史现象，早在殷商时代，我国就有了对疾疫的记载。[1]因此，国人认识瘟疫的历史也十分悠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对瘟疫的认识必然会与时俱变，不断丰富和发展。清代是我国历史上瘟疫发生的高峰期，而江南又是清代瘟疫的多发地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不难想象，时人对瘟疫的认识既会存在一些传统的观念，也会产生一些新的思想。显然，梳理出时人的瘟疫认识状况，对认识当时的疫情、分析影响当时疫情的相关因素和了解当时社会的反应机制都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这里首先从病原、病因和传染方式三个方面来看看当时人的认识状况。需要指出，医家、文人乃至普通民众对瘟疫的认识不尽一致，尽管由于资料的限制，不可能做出全面区分，但在具体论述时，力求揭示出其间的区别。
1700709998
1700710000
[1] 参见胡厚宣：《殷人疾病考》，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济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
1700710001
1700710002
1700710003
1700710004
1700710006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一节 病原
1700710007
1700710008
根据现代医学的认识，传染病的病原乃是各种致病生物体，大致可分成病毒、细菌、原虫和蠕虫等，其中前二者属于微生物，后二者是寄生虫。除了蠕虫外[1]，其他病原均非肉眼所能观察到，因此，在显微镜发明以前，这样的认识显然不可能获得。概略言之，清人对瘟疫病原的认识主要有鬼神司疫和疫气致疫两类。
1700710009
1700710010
一、鬼神司疫
1700710011
1700710012
瘟疫来无踪，去无影，有严重的传染性和巨大的杀伤力，对古代社会的人来说，无疑既神秘又可怕。因此，将瘟疫与鬼神相联系，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早在汉代，我国就有了疫鬼的说法，并在岁末举行“傩礼”，以驱逐疫鬼。到了明代，许多瘟鬼开始转化为瘟神。[2]这些信仰和认识在清代江南也是广为存在的，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瘟疫的出现乃是鬼神作祟的结果，而且，就是士人乃至医家，往往也不能摆脱这一观念的影响。视鬼神为瘟疫病原这一观念，最集中地体现在“大疫流行，必有鬼神司之”这样一种说法中。在清代的文献中，常能见到鬼神司掌行疫册的记载，其中有一则有关关帝的故事在清代流传甚广：
1700710013
1700710014
江北有五人南渡，其舟子素奉关帝甚虔，梦帝谕云：明晚有五人过江，莫渡之，我今书三字于汝手心，若必欲渡，等彼下船时，付之一览。舟子如其言，将手中三字捻紧。向晚果有五人趁船，舟子随将手放开一照，五人忽不见，遗竹箱一，启视，尽往江南行疫册籍，舟子至吴下，传写其手中三字：、、，识者知是符谶。凡黏三字于门者，皆不染瘟疫。[3]
1700710015
1700710016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在当时大众的信念中，瘟疫全然是由鬼神控制的，瘟疫流行的范围、祸及人员均早已由鬼神事先圈定。这些鬼神一般被称为瘟鬼或瘟神，在民间传说中，很早就认为瘟神或瘟鬼有五个，所以一般都称五瘟神、五方瘟神、五瘟使者等。明清时，通行于南方的五通神也具备了瘟神的功能，比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嘉兴、秀水两县，疫症盛行，哄传五圣作祟，日日做戏宴待，酌献者每日数十家”[4]。当时，江苏巡抚汤斌刚刚奏毁苏州上方山五圣神像，当时传闻中说，“上方山五圣赶在嘉兴府南鳗鱼堰地方，在一石桥下堍”[5]。众所周知，上方山的五圣神又称五通神，在当时，“五圣、五显、五通，名虽异而实则同”[6]。在瘟神信仰中，五瘟、五通、五圣等，属于五帝系列，可能是天庭之瘟部正神，司掌时疫。[7]不过，在当时的信仰中，瘟神也不是统一的为五瘟或五圣，在有些记载中，瘟神似乎又像是神仙世界的一个王。比如，常州徐昆国记录了他在康熙年间的一则“亲身经历”：
1700710017
1700710018
康熙某年夏，余从父赴宜兴某村催佃人租，未至，闻某地多疫，乃问兆于张王庙，吉，遂往……至则其村数家悉卧病，会薄暮，宿其家，不敢近病人，即撤其大门，卧门首，心怯不成寐。夜三鼓，忽见舆从执烛远自田间来者，心疑甚，及至场停舆，乃绿衣纱帽人也，出坐于右手。知其神，甚惊惧。顷又有如前者，坐左手，则绛衣纱帽焉。顷之远闻呵殿声，舆从益盛，未至场，见前两神下座趋迓，至则冕旒龙衮，南面坐曰：“某等当起解？”绿衣者起立对曰：“无，解役。”冕旒者曰：“有徐某在，从父。”闻之毛发倒竖。绛衣者起立请曰：“看祠山老人分上。”遂寂然。盖以曾问卜于张王，故得免也。鸡鸣即行而访之，阖村皆死。[8]
1700710019
1700710020
不管怎样，在这些故事中，瘟神扮演瘟疫病原的角色都十分明显。这些瘟神除了司掌时疫外，似乎自己也行疫，比如，在前面谈到的有关关帝的故事中，那五人，应可以视作五瘟神。又如：“赵逵好笛为戏，是年瘟疫盛行。一日吹笛至茶肆，有老妪与逵言，近有五人来店吃茶，见吹笛者过，各回避。自后瘟疫遂止，人疑即五瘟使者。”[9]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行疫的大概还是瘟神手下的众疫鬼，在道光元年（1821年）的那场大疫中，当疫情在西安爆发后，时任陕西按察使的陈廷，一日对当事言：“我昨梦岳方伯来告曰：‘□现为瘟神，当驱疫鬼赴四川，此处已免，可晓谕大众，勿惧也！’”[10]所以，在当时的众多记载中，与瘟疫直接相关的不是瘟神，而是疫鬼。比如：
1700710021
1700710022
太湖居人皆事屠罟，独沈文宝举家好善，且买物放生。遇瘟疫时行，有人见众瘟鬼执旗一束，相语曰：除沈家放生行善外，余俱插旗。未几，一村尽瘟死，独沈阖家获免。[11]
1700710023
1700710024
而且疫鬼还可分成不同的种类，比如，在嘉道之际的大疫中，嘉善就出现了专管“吊脚差使”之鬼：
1700710025
1700710026
邑孙姓者于水滨濯足，倏有鬼物曳之落河，半身已沉溺矣，正危急间，耳际闻呵斥声，若云：此吊脚差使应我得者，尔何妄争耶？瞥觉鬼手放松，腾出水面，遂缘案获生。而是日有邻女淹毙者，因念吊脚云云，恐别遭水厄，时切临深之惧。未几疫作，俗有所谓吊脚痧者，孙竟以是疾亡。[12]
1700710027
1700710028
以上这些记载多出自文人乃至医家之手，可见这样的观念在他们当中也是很有影响的。至于一般民众，虽然缺乏自己的文字记录，不过从当时有病首先请神拜佛的民俗中[13]，不难看出这种认识在他们当中的普遍性。另外一则有关嘉道时期常熟的记载也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当时常熟有个姓王的人，“多鬼话，故共呼之为老鬼。其言殊动听，士庶咸乐闻之。一日，邑侯集绅士莅乡约所讲论古今事理，以训乡人，适老鬼在近设摊生理，抵掌而谈”，其中云，“疫鬼奉天使行瘟疫”，“乡人赴之者众，乡约所反寥寥焉”[14]。
1700710029
[
上一页 ]
[ :1.7007099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