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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人还认为,吸纸烟将导致人体真气受损,也使人易染时疫。如晚清一部作者不详的医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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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缘是症(指疫喉——引者)之人,真阴早有所伤,或多吸纸烟,暗耗肺津不少也……况今庚厉气流行,不吸烟阴足之人,感其气十伤二三,阴损肺虚者,其害可想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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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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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这两句《素问》中的话,在明以前,一直是传统医学解释外感温病病因的经典性认识,也就是医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伏邪说”。这一学说用今天的话来加以概括就是:由于冬季未能注意摄生,以致削弱了机体的抵抗力,即所谓冬不藏精,这样便容易感受冬季严寒的刺激而致病;设如受寒后而即时发病的,就叫做伤寒,没有即时发病而寒邪——致病因素——在肌肤潜伏下来,到了春季必然发生温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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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代,人们开始对这一学说展开批评,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吴有性和张介宾。吴有性认为瘟疫乃疠气所为,而非潜藏的不时之气。他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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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风寒暑湿之邪,与吾身之营卫,势不两立,一由所中,疾苦作矣,苟或不除,不危即毙……然风寒所伤,轻则感冒,重则伤寒,即感冒一症,风寒所伤之最轻者,尚尔头疼身痛、四肢拘急、鼻塞身重、痰咳喘急、恶寒发热,当即为病,不能容隐,今冬时严寒所伤,非细事也,反能藏伏过时而发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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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介宾则认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义当为:“盖以冬时不藏精,触冒寒邪,则春必病温病之证,非春时之温病,必自冬寒而变也。”故,以为“伤寒”、“温病”、“热病”三症,“本各以其时受病,而非寒变为温、变为热之谓也”[16]。这些批评和解说无疑是极有见地的,不过清人虽对此不无继承吸收,但伏邪说的影响并未全然消弭。比如清初的喻嘉言对寒毒藏于肌肤、至夏变为热病说严词评骘,但对《素问》中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经春涉夏而发温疟的论断却又不仅未予批评,且加阐发。[17]缪遵义虽然指出:“温病,亦或新中风寒也,或有表气素虚不禁风寒者。”“汪氏论温症,未必尽由冬伤于寒,最为有识。”[18]但显然没有彻底否认伏邪说。吴瑭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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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气为病,如春温、冬咳、温疟,《内经》已明言之矣。亦有不因伏气,乃司天时令现行之气,如前列《六元正纪》所云是也。此二者,皆理数之常者也。更有非其时而有其气,如又可所云戾气,间亦有之,乃其变也。惟在司命者普查其常变而补救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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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雄则说:“设冬伤于寒,而不即病,则为春温夏热之病,其较轻者则为温疟、瘅疟。”“则冬寒内伏,至春夏不为温热病,亦可以为霍乱也,特不多见,故从来无人道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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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人来说,尽管对伏邪与新感的区别未必一定心知肚明,但伏邪说对他们有关瘟疫病因认识的影响显然是存在的。这集中体现在时人常常将瘟疫与气候的反常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地方志等文献中,时可见到这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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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三年戊辰八月,三泾庙桃花树开花,是时痢疾多不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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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寒可御裘……是秋大疫,其病霍乱吐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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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三日,温如仲春,是岁疫且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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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春雨连旬,夏间甚凉,至秋疾病时行,连村合户俱病倒。[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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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载与所谓伏邪说虽然不尽一致,不过两者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伏邪说所谓的邪,即病原,无疑是四时不正之气,“冬不藏精”,实际上也包含身体为非时之气所中、精气不固、伏而发病之义,所以吴瑭说:“不藏精三字须活看,不专主房劳说,一切人事之能摇动其精者皆是,即冬日天气应寒而阳不潜藏,如春日之发泄,甚至桃李反花之类亦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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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总体而言,应该说,清人对外感病病因的认识还是以病邪新感为主,特别是关于瘟疫病因,基本认为是人感触了疫气所致。[26]时人认为,瘟疫之病原乃是四时不正之气混人尸气、病气以及地上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疫气。故瘟疫主要由于疫气郁积熏蒸,人在其中,感触而发生。因此,关于瘟疫病因的认识,实际也就是对疫气如何产生并怎样感染人群的解释。就管见所及,时人对此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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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灾荒与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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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到,在荒乱之年,往往会使人遭受饥寒冻馁之苦,正气受损,易染时疫,这是就内因而言的。在外因方面,时人认为,兵荒之年,“不但人之中气先弱也,良由所积之秽气特甚耳”[27]。也就是说,在兵荒之年,疫气较常年为甚。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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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灾荒之年,寒暑雨旱失常,不正之气盛行,而根据当时一般的认识,“凡疾风暴雨,酷暑严寒,不正之气,人若感之,便能为害”[28]。所以喻嘉言说:“饥馑兵荒之际,疫疠盛行,大率春夏之交为甚。盖温暑热湿之气,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病者当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气,足充一室。”[29]这自然会促使疫气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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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灾荒战乱会导致环境的破坏。比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南京的梅曾亮在给制军陆建瀛的书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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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一年水灾,(下关东之水闸) 曾经堵塞者半载,逮十二年春夏之交,满河之水变成绿色,腥秽四闻,时疫大作,死亡不可胜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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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灾荒导致了环境破坏,而环境的破坏又使得秽气郁积。另外,兵荒之年,人们为躲避战乱或水灾,往往聚集生活于恶劣环境中,致使疫气流行[31]。这种秽气除了一般性的污染因素外,还因为灾荒之年病人多、死人多,混入了病气和尸气所致,对此,叶霖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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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旱潦兵火之余,烈日郁蒸,尸骸之气,与亢胜之气,混合化为渗厉之毒,散漫于天地之间,沿门阖境,最易沾染。[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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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之气的炽烈再加上各种秽气、病气和尸气,相互交蒸,这样,兵荒之年比较容易发生瘟疫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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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良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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