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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灾荒与战乱外,时人认为,某些不良的习俗也可能是促成瘟疫的外因,这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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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尸体的处理。由于时人认为尸气是疫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果对尸体处理不当,导致尸气蒸腾,自然会促发瘟疫的发生。比如,枫泾的胡燮臣在乾隆初年所做的一份公启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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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意此等被灾,尸骸未掩者,固须厚盖深藏,即已掩者,尚宜加工挑土。使亡者安土,无暴露之忧,邪秽闭藏,免流疫之患。[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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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时人还认为焚烧尸体所产生的秽恶之气也是瘟疫发生的重要根源,因此对火葬的反对除道德考虑外,还具有卫生的意义。比如,清初的林起龙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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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有好事之辈,设立坛厂,每于小儿出痘之年,购求夭亡尸骸,虽经埋瘗,亦必刨出,堆集如山,架火焚烧,烈焰张炽,腥闻于天,神人掩鼻,毒气熏蒸,恶味氤氲,流行传染。以致婴孩生出一等怪症,似痘非痘,似疹非疹,似斑非斑,一二日间,即涉危笃。 虽有良医,莫敢措手,共相诧愕,咸谓天生异灾,不知致此之由。频年以来,冤枉赤子,何啻数万,离城二三十里,即无此证。岂非明验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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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起龙虽不是江南人,但他的论断则为江南人广为征引或转录[35],表明其论断已成为江南人一般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并不限于医家,比如,同治《苏州府志》的编纂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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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生齿甲于东南诸郡,又为四方商贾之所走集,民居栉比不能容,每编户氓死,则舁尸柩畀诸火,焚烟翳空,臭达远迩,过者蹙额,其亲戚恬然安之,习为故常。 民风滋浇,戾气失和,蒸为疾疬,岁用弗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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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煤做燃料,也是导致瘟疫特别是其中的疫喉流行的重要因素。比如,张燮在为《疫痧草》作序时指出:“古无痧疫烂喉,而今遍地多有者,或曰南人用煤,中其毒也。”[37]嘉庆《新市镇续志》的编纂者则说得更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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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戊午 (三年) 四五月间,里中忽有喉疹之疾……或谓人家近以石炭代薪,不知石炭有毒,北方之所以终年用之,而无他病者,盖常服水芦、菔苦、荬菜、甜浆粥等物,皆能阴解煤毒故也,大江以南岂宜用此。诚哉是言![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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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良卫生习惯。比如,古人已认识到空气的不流通会加重疾疫,明代的谢肇淛曾指责福建的恶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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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一切医药,付之罔闻。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同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而谨闭中门,香烟灯烛,煮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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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习俗不仅仅限于福建,在清代的江南也是广为存在的,而且时人也多有批评,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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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痧胀流行成疫,皆热气、病气酝酿使然。故房中人勿太多,门窗勿闭,得气有所泄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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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时人还认为,若对卧床病人不能保持衣服、环境清洁,也亦致疫疠。如,有人指出:“夫疫以气相染耳,吾闻邑人多俗忌,卧病则衣积垢不敢一更,沴气郁蒸,触之成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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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聚集或人烟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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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指出,当时有人将人气视为瘟疫的病原之一,不过他们是在人气导致了热气以及秽恶之气这一意义上而言的,实际上并不独立构成瘟疫的病原。虽然直接将人气视作瘟疫病原的人并不多,但时人普遍认识到,人口的聚集或人烟的稠密往往会导致环境卫生状况的恶化,最终促发瘟疫的流行。比如,时人在批评施粥厂时,常常说:“日候关筹,夜棲孤庙,风打盹,湿地权眠,秽气熏蒸,染成疾病,七害也……虮虱盈衣,垢腻满体,行者鼻掩,聚处秽薰,染成瘟疫,九害也。”[42]“聚数万众于一处,秽气熏蒸,以致疠疫。”[43]“施粥法虽自古,而其弊难言,远近不定、强弱不均,且人聚一处,易染疾疫。”[44]同时,还不时有人指出,人烟稠密之地,秽浊不堪,往往疾疫较多。比如,杜钟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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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喉一症,年来盛行于通都大邑人烟繁盛之地,且有酿成疫气而传染者。而沪上尤为繁盛中之繁盛。[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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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心怡认为,沪上喉痧连续流行,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繁密:“街衢之秽杂,水浆之污浊耳。骈肩摩毂,汗雾交流,渫井于河,浊潦横积,口鼻之所吸受,肠胃之所浸淫,贻害可胜言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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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虽然关于人口聚集易致疾的认识在清初甚至在明代就已出现,不过就笔者所见,将人口繁密与瘟疫相联系的认识则似乎要到乾隆晚期才出现,嘉道以后,渐趋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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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士铎:《石室秘录》,卷5,210页,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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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三》,9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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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奎:《松峰说疫》,卷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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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廖育群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医学卷》,165~166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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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道耕:《疫痧草》,卷上,见《吴中医集·温病类》,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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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潘曾沂:《东津馆文集》,卷1,47a页,咸丰九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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