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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灾荒与战乱外，时人认为，某些不良的习俗也可能是促成瘟疫的外因，这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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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尸体的处理。由于时人认为尸气是疫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果对尸体处理不当，导致尸气蒸腾，自然会促发瘟疫的发生。比如，枫泾的胡燮臣在乾隆初年所做的一份公启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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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意此等被灾，尸骸未掩者，固须厚盖深藏，即已掩者，尚宜加工挑土。使亡者安土，无暴露之忧，邪秽闭藏，免流疫之患。[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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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时人还认为焚烧尸体所产生的秽恶之气也是瘟疫发生的重要根源，因此对火葬的反对除道德考虑外，还具有卫生的意义。比如，清初的林起龙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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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有好事之辈，设立坛厂，每于小儿出痘之年，购求夭亡尸骸，虽经埋瘗，亦必刨出，堆集如山，架火焚烧，烈焰张炽，腥闻于天，神人掩鼻，毒气熏蒸，恶味氤氲，流行传染。以致婴孩生出一等怪症，似痘非痘，似疹非疹，似斑非斑，一二日间，即涉危笃。 虽有良医，莫敢措手，共相诧愕，咸谓天生异灾，不知致此之由。频年以来，冤枉赤子，何啻数万，离城二三十里，即无此证。岂非明验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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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起龙虽不是江南人，但他的论断则为江南人广为征引或转录[35]，表明其论断已成为江南人一般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并不限于医家，比如，同治《苏州府志》的编纂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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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生齿甲于东南诸郡，又为四方商贾之所走集，民居栉比不能容，每编户氓死，则舁尸柩畀诸火，焚烟翳空，臭达远迩，过者蹙额，其亲戚恬然安之，习为故常。 民风滋浇，戾气失和，蒸为疾疬，岁用弗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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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煤做燃料，也是导致瘟疫特别是其中的疫喉流行的重要因素。比如，张燮在为《疫痧草》作序时指出：“古无痧疫烂喉，而今遍地多有者，或曰南人用煤，中其毒也。”[37]嘉庆《新市镇续志》的编纂者则说得更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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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戊午 （三年） 四五月间，里中忽有喉疹之疾……或谓人家近以石炭代薪，不知石炭有毒，北方之所以终年用之，而无他病者，盖常服水芦、菔苦、荬菜、甜浆粥等物，皆能阴解煤毒故也，大江以南岂宜用此。诚哉是言！[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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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良卫生习惯。比如，古人已认识到空气的不流通会加重疾疫，明代的谢肇淛曾指责福建的恶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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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一切医药，付之罔闻。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同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而谨闭中门，香烟灯烛，煮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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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习俗不仅仅限于福建，在清代的江南也是广为存在的，而且时人也多有批评，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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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痧胀流行成疫，皆热气、病气酝酿使然。故房中人勿太多，门窗勿闭，得气有所泄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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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时人还认为，若对卧床病人不能保持衣服、环境清洁，也亦致疫疠。如，有人指出：“夫疫以气相染耳，吾闻邑人多俗忌，卧病则衣积垢不敢一更，沴气郁蒸，触之成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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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聚集或人烟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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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指出，当时有人将人气视为瘟疫的病原之一，不过他们是在人气导致了热气以及秽恶之气这一意义上而言的，实际上并不独立构成瘟疫的病原。虽然直接将人气视作瘟疫病原的人并不多，但时人普遍认识到，人口的聚集或人烟的稠密往往会导致环境卫生状况的恶化，最终促发瘟疫的流行。比如，时人在批评施粥厂时，常常说：“日候关筹，夜棲孤庙，风打盹，湿地权眠，秽气熏蒸，染成疾病，七害也……虮虱盈衣，垢腻满体，行者鼻掩，聚处秽薰，染成瘟疫，九害也。”[42]“聚数万众于一处，秽气熏蒸，以致疠疫。”[43]“施粥法虽自古，而其弊难言，远近不定、强弱不均，且人聚一处，易染疾疫。”[44]同时，还不时有人指出，人烟稠密之地，秽浊不堪，往往疾疫较多。比如，杜钟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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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喉一症，年来盛行于通都大邑人烟繁盛之地，且有酿成疫气而传染者。而沪上尤为繁盛中之繁盛。[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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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心怡认为，沪上喉痧连续流行，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繁密：“街衢之秽杂，水浆之污浊耳。骈肩摩毂，汗雾交流，渫井于河，浊潦横积，口鼻之所吸受，肠胃之所浸淫，贻害可胜言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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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虽然关于人口聚集易致疾的认识在清初甚至在明代就已出现，不过就笔者所见，将人口繁密与瘟疫相联系的认识则似乎要到乾隆晚期才出现，嘉道以后，渐趋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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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士铎：《石室秘录》，卷5，210页，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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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三》，9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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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奎：《松峰说疫》，卷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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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廖育群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医学卷》，165～166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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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道耕：《疫痧草》，卷上，见《吴中医集·温病类》，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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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潘曾沂：《东津馆文集》，卷1，47a页，咸丰九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