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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汪期莲编：《瘟疫汇编》，卷15，15b页，道光八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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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汪期莲编：《瘟疫汇编》，卷15，10b～11a页。原文见刘奎：《松峰说疫》，卷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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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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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余治：《得一录》，卷3，2a～2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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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李平书：《鼠疫抉微·序》，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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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四节 晚清西方细菌学说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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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细菌的发现和细菌理论的形成是20世纪现代医学科学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改变了西方生物医学的研究方向。[1]值得指出的是，这虽非中国医学的成就，但并没有隔绝于中国社会和医学之外。就在该学说出现不久的1900年前后，西方关于病菌致病的学说开始传入中国，并得到一些人的认可。比如，著名医生陈虬在弟子问他“近日西医流行，其论此病，系毒虫为患……然否”时，亦回答说“理亦不谬”[2]。一本完成于清代末年的防疫著作这样介绍了细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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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之原因，皆由细菌，细菌亦生物也，以显微镜测之，有球状者，有棍状者，有螺旋状者，有苦迈状（英文字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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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医生的孙宝瑄也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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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谓疫有神，故设法以驱之。西人谓疫有虫，故设法以防之。神不可见，而虫可见。微生物乃天地间一大种类，终日与人争战，虫败则人生，虫胜则人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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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西方有关传染病传播途径的学说也同时传入，光绪年间，在真霍乱流行之时，日本的中野太郎用中文写成了《避疫法大意稿》的小册子，其中说道：“痧疫病源为一种幻微生体”，因“个人饮食不良而发生”[5]。已较为理论化地指出了瘟疫的食物传播途径。到宣统时，曹廷杰则进一步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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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大抵皆发生于有机物质腐败处，遇适当之温度及卑湿之地，既生以后，则浮游于空气及水、尘埃中，或土及不洁物中，因人之口、鼻、生殖器而入，即致各种之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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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曹所言，虫媒传播的认识当时也已十分明确，绍兴医学会节录的《上海医学研究所通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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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蝇最能传病，故食物必须遮盖，以免蚊蝇散毒。碗盏用时，须先洗净。卧宿须垂帐子，勿使蚊虫吮血，致生传染之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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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英］罗伊·波特等编著：《剑桥医学史》，306～316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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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虬：《瘟疫霍乱答问》，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7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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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曹廷杰：《防疫刍言·临时治防编》，1b～1a页，民国七年京师警察厅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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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48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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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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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曹廷杰：《防疫刍言·临时治防编》，1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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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绍兴医学会同人共撰：《湿温时疫治疗法》，28页，见《珍本医书集成·内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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