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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一年，予乡大水，十月间曾偕友集捐，设亡厂子本镇社庙之旁，便诸亡者住宿。中铺稻草，日给粥二餐，来者日众。破衣败絮，蚤虱成堆，臭秽熏蒸，互相传染，以致病者日多，死者日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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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通行理论的制约还不可能使其认识到不仅是臭秽，蚤虱也能传染疾疫，不过，从中至少表明了时人对蚤虱等虫媒与瘟疫传染的关系已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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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知，在疫气致疫这一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空气传播自然就成了人们对瘟疫传染方式主流而理论化的认识，对水传播、食物传播、接触传播和虫媒传播等其他传播方式，时人虽也不无直观或隐约的感知；不过明显是个别的、非理论和非系统化的。而且，它们也没有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和医学认识产生太大的影响，甚至未对正统的瘟疫理论形成足够的冲击。不过，众多的实际生活经验和现实观察毕竟多少显现了实际经验与理论间存在着的矛盾，为日后旧有理论的突破和人们接受新的理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外，还应该指出，对瘟疫传染方式的认识在清代传统医学的发展中尽管未获得突破性进展，但并不能就此否认清代在这方面的进展，这种进展除了以上所说的对除空气传播以外其他诸种传播方式的感知外，也表现在空气传播这一理论本身的丰富上。吴有性提出瘟疫的出现“有天受，有传染”，陈道耕又说有感发和传染，明确地阐述了瘟疫既可以自己感触疫气而生，也可以通过病人传染，这就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染、隔离病人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晚清的李平书又进一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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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考吾国医书，凡疫疠之作，俱曰天行，从未有言地行者。吾谓鼠疫之症，其气由地中行者也……斯疫自辛丑福州大作而后，未闻至于浙，至于江，吾上海间有发现一二者，盖由轮舶携带而至，非由地行来也，是以传染未至于烈。然吾又谓疫疠之气，有天行，有地行，亦有人行，三者传染皆至疫，人行之疫，又多生于人烟稠密之区……然则鼠疫，即非由地行而至，而以人传人，不亦大可惧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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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鼠疫的传播方式的论说已比较接近今天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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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虽然时人也认为瘟疫由鬼神所司，不过，在这一认识中，疫鬼只是奉瘟神之旨意行疫而已，并不涉及传染的问题，故这里对此不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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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前言”，4～6页。这一认识现已被广为接受，如最近出版的一部教科书指出：（瘟疫的）“感染途径多从口鼻而入，既有‘天受’（空气传播），也有‘传染’（接触传染）。”（李家庚、余新华等主编：《中医传染病学》，12页，北京，中国医药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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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蒲辅周：《祖国医学在急性传染病方面的报告》，见蒲辅周编著：《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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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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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汪文绮：《杂症会心录》，见王新华、潘秋翔编：《中医历代医话精选》，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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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接触传播，也可以勉强认为在与病人的接触中，病气传入非病人的体内，但这实际上还是通过空气传播，而且，在现代医学中，接触传播有一个特定含义，它可分成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两种传播途径。间接接触传播在肠道传染病中尤为多见，通过日常生活污染的手、用具等传播疾病。直接传播指不经过外界因素的传播，如被狂犬咬伤。（参见李家庚、余新华等主编：《中医传染病学》，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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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耕道：《疫痧草》，卷上，见《吴中医集·温病类》，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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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鲁九皋：《鲁木山先生文集》，卷2《广仁庄条规》，26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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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熊立品：《治疫全书》，卷6，8b页，见《瘟疫传症汇编》，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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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顾婉生主编：《预防医学概论》，6页。当然，他们对这一认识的赞赏无疑是从现代的标准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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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熊立品在《治疫全书》卷5中言：“时疫一症，总是气候相传。乃细察其传染之由，其故不一，或由山岚瘴气横冲直犯，或因黄沙毒雾漫野迷空，或沟渠积秽多般，或土壤藏污过甚。天气严肃，则收敛闭藏，及其时会暄暖，燥暴郁蒸，则飞腾发越。风者，天地呼吸之气，随风散漫，遍及方隅，人在气交之中，七孔空虚，口鼻为最，其气凭空而来，乘虚而入，受其毒者发为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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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林之翰纂述：《温疫萃言》，卷5，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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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24，119页，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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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乾隆《沙头里志》，卷10《轶事》，第8本，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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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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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葛元煦：《沪游杂记》，卷2，见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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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曹德馨：《记灾诗·买水》，见张应昌：《清诗铎》，卷14，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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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徐昆国：《遯斋偶笔》，卷下，14a～14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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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2，16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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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84页；郭蔼春：《中国医史年表》，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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