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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1中可以看出，清代这五县灾荒与瘟疫的相关度总体为0.143，也就是说大约每7次灾荒中会出现1次瘟疫。不过实际上，由于兵灾未计入灾荒数，而瘟疫因素的疫情存在，因此，清代江南的实际相关度应该要低于这一数字。具体来说，社会经济相对发达、人口比较稠密的平原地区相关度较高，而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地丘陵地区相关度较低。从时段上看，雍正以前相关度较低，而此后持续走高，嘉道时期下降显然与道光元年前后的瘟疫主要由非灾荒因素引起有关。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灾荒与瘟疫相关度存在的显著差别表明，瘟疫的发生，既与灾荒的种类和灾情严重程度有关，同时，除与灾荒外，也与人口、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那么，瘟疫的发生与各种灾情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下面也基本按同样方法予以列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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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基本用同样方法选取五县作为考察对象，不过这次不用考虑瘟疫的平均数，故以嘉善县抽换了疫情记载太少不利于全面反映问题的昌化县，同时因宝山和南汇都属于现在的上海，故以常熟昭文取代南汇。统计结果见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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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清代江南部分地区瘟疫发生原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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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5-2，由灾荒引起的瘟疫要占到瘟疫总数的62％，如果刨除不详部分，则为81％，可见，在清代江南，绝大多数瘟疫的发生都与各类灾荒有关，特别是与水灾和风潮等关系最为密切。具体到各历史时期，顺康时期比例最高，表面上看，这似乎与前面所说的该时期瘟疫与灾荒的相关度最低相矛盾，其实不然，前面所说的相关度只是表明灾荒导致瘟疫的概率较低，而后者说明瘟疫主要由灾荒诱发。实际上，这说明人口、环境、经济和习俗等因素虽然重要，但基本上需要在灾荒的配合下才发生作用。而此后，在没有灾荒的情况下发生的瘟疫增多，特别是在嘉道时期，非灾荒因素还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没有以灾荒为诱因的瘟疫，可以说，基本上应该是从外部传入的。我们知道，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真霍乱首次从海外传入江南，而猩红热和白喉则有可能是在康熙末到乾隆末这段时间内传入我国的。这两个时期中存在着非灾荒因素引起的瘟疫，是否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这些，应该是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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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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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体对各种疾患基本都能产生持续时间长短不一的自然免疫力，在急性传染病中，有不少能使人获得持久或终生的免疫力，比如天花、麻疹、伤寒、流行性腮腺炎的患者，一般都可获得终身免疫力。[4]所以，对大多数传染病（特别是以人为唯一宿主的传染病）来说，其病原要在某一地区长期保存下来，必须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例如，水痘病毒，要在几十人以上的人群聚落中才能生存；牛天花病毒可存在于千人以上的聚落；疱疹病毒要求2 000人以上的聚落；囊虫病只能存在于20万人以上的聚落；麻疹病毒需50万人以上的群体居住条件。研究证明，人类特有的人传染源疾病如麻疹、天花、霍乱、伤寒等，均必须在人群聚集增加、城市发展的基础上才会发生；动物疫源性疾病，则与人类聚居地与动物疫源的毗邻关系呈正相关系。[5]由此可见，瘟疫的发生，是以一定的人口规模为前提的，瘟疫与人口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其实，从第三章所揭示的瘟疫主要分布在人口稠密的东部平原地区这一现象中，已经能比较模糊地看到瘟疫和人口规模的正相关系。这里先较为确切地看看这种关系，然后再论述人口对瘟疫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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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江南人口与瘟疫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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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3-6，江南在清代顺康、雍乾、嘉道和咸丰以后这四个时期发生的瘟疫数分别是117.6、163.5、140.4和238.1县次，各个时段平均每年发生的瘟疫数相应为1.45、2.28、2.51和3.84。江南各个时期的人口数，虽然在各府县志中有些记载，但原始数据往往错讹甚多，难以利用，而已有的人口史研究也未能提供经过修订的江南十府一州各个时期的人口数。赵文林、谢淑君所著的《中国人口史》中有清代江、浙两省的人口数，考虑到江南地区的人口要占到这两省人口的将近三分之二，对于反映变化曲线应该影响不大，故采用该书中的数字。不过该书虽然列出了不少年份的人口数，但无法计算出这四个时期的平均人口数，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这四个时期中年代和人口数均相对居中的数字作为该时段的人口数，根据这一原则，我们以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和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人口数为代表。这样，四个时期的人口数就分别为19 397 138、637 264 443、66 921 000和35 813 724。[6]为了能在同一图中观察这两个曲线的相关度，对第一组数字各乘以100，而对第二组数字则分别除以100 000，据此，绘制成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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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清代江南人口与瘟疫变化曲线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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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5.1可见，清代江南的人口与瘟疫的变化在前期相关度较高，乾隆末以后渐趋下降，而到晚清，由于太平天国战争，江南人口大幅度减少，出现了反相关系。就此可以看到：（1）在没有较大外界的干扰，即较为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它们的相关度较高，外界的干扰越大，其相关度就越低，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甚至出现负值；（2）人口在达到某种疫病传染和存在所必需的规模之前，这种相关度较高，反之，则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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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县之人口密度与瘟疫发生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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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部考察56个县工作量太大，所以，从表3-2中随机抽出溧水、昆新、南汇、锡金、溧阳、宝山、临安、桐乡、长兴、上虞、镇海11个县为分析对象。瘟疫次数表3-2中已列。人口密度，由于清代尚无各县较为可靠的人口数可供利用，同时考虑到民国初年的人口密度与清代人口密度在各县的相对应关系方面应该差别不大，所以就直接利用竺可桢提供的1920年的数字。[7]同样，为了在同一图中观察两条曲线的相关度，我们将人口密度数字在原来的基础上分别除以100。据此，制成了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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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清代江南瘟疫与人口密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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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5.2可见，瘟疫与人口密度有着相当高的相关度。就此，似乎可以说，总体上，在灾荒或其他外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人口密度是当时决定某一地区是否发生瘟疫的最为关键的因素。那么，它究竟在哪些方面对瘟疫的爆发、流行产生影响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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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大多数疫病病原在某一地区长期存在的必要条件，宿主对致病微生物来说，就是一条食物链，缺乏可感染人口，也就意味着以人为唯一宿主的微生物食物链的中断，微生物自然也就难以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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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密集的人口为疫病的传染提供的极大的便利。无论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病原微生物在找到宿主之前，其生存时间都存在一定的限制，比如霍乱弧菌在河水中能活2周，在水果蔬菜中仅可存活3天至5天。[8]因此，在基本没有人工免疫措施的情况下，较高的人口密度也就意味着病原能够通过各种中介，较为容易而快速地找到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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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生活垃圾的增多，从而造成环境的污染。而不良的环境卫生，显然十分有利于致病微生物的生存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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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口对瘟疫的影响除了人口密度，还包括人口移动。江南水网密布，交通便利，经济、文化发达，人口流动也极为频繁，流动人口主要有难民、工商业人士、棚民、士子、文人和官僚等。显而易见，人口的流动，极大地便利或导致了疫病的传入和流传，比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昆山“虬泽农民至无锡购油染疫，归延蔓，死者无数”[9]。又如，道光元年（1821年）前后的真霍乱通过海外交往传入境内，并通过内地的人员往来流布各地。它最初出现在沿海地区，继而主要分布于沿（运）河、沿（太）湖和沿（长）江等主要交通线周围，而宁镇西南部、浙西西部、浙东南部一些交通较为闭塞的山地丘陵地区的县则多未波及。[10]这充分显示了人口流动对瘟疫传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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