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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乡间，生活上感觉最不习惯的要算大便这件事了……无论乡间或镇上，可以说没有一处的厕所不是很简陋与龌龊的，破篷烂席就当墙围绕，一个不大的粪缸不是满满的，便是屎尿荡漾，坐在装在粪缸前面的木架或蹲在两条湿滑的薄板上大便的时候，总得要提心吊胆！晴天的时候，已然如此，遇到雨天，更觉难堪！[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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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苏州人流传已久的“五步一池（粪池），十步一楼（厕所人称一步楼）”的说法亦可得到印证。而且这些厕所不少就建在河边，“由于平时不断地渗漏，已将水源污染，假如遇到河水涨升，满缸的粪便就全部流入河中了”[40]。人的粪便一直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的肥料来源，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随着农业和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扩展，对肥料的需求急剧增长，粪的身价也日趋高涨，甚至出现了“粪便即金钱”的说法。[41]所以，农民肯定不会轻易将粪便倒入河中，而城里之粪便也都有专人收集并运到乡下出售。在清代，这已成了专门的产业——壅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苏州一份《肥壅业商人的禀呈》透露，壅业商人各有专门划定的收集粪便的地段，这些“祖遗粪段，世代相传，自国初迄今，相安无异”[42]。说明这种状况清初已然。嘉庆时，昭文的吴熊光在与皇上谈话时也说：“（苏州）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43]这里所说的粪船，显然就是壅业商人的运粪船。粪船在河中来回穿梭，船身摇晃，自然难保粪便不泼漏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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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江南人还普遍在河中洗涮马桶，这样的情形，至今在江南农村仍不时可以见到。张国高在文中也指责说：“倒了粪桶，在河中冲刷，只晓得要洗净马桶的污秽，却不顾这些污秽已污染了大众用作饮料的水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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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们又以这同一河流的水为生活用水，不仅汲取饮用水，而且于此淘米、洗菜、梳洗乃至游泳嬉戏。[45]肠道传染病的病菌无疑主要通过粪便排出体外，而江南的河水，经常地会受到粪便的污染，在这种情况下，水传播在清代江南疫病的传染中的重要性也就不难想见了。所以，在现代编辑出版的一些地方志中，一般都会谈到这一点。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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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江河密布，湖泊众多，解放前，水乡农民习惯饮用河水、天落水，山区、半山区饮用溪水、塘水，且人畜混用，易受人畜粪便和各种地表废弃物污染，饮水不洁，常引起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流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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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丧葬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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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棺不葬和捡骨焚烧等习俗也有利于疫病的产生和传播。对此，在前面谈及时人认识时已论及，不过对习俗存在的状况和实际的影响未予阐述，现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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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被时人视为不良葬俗的主要有三：停葬、阻葬和火葬。其中阻葬实际只是造成停葬的原因之一，本身并不对疾疫产生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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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葬之风，在清代江南是普遍存在的，这在几乎所有的府县乡镇志中都有反映。以下随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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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近古但溺于阴阳家而惑于堪舆之说，每每停柩不葬，有二三十年者。[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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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lock”>（武康）俗最信风水，有迁延至数十年不葬者。至付榇柩于一炬，则忍心尤甚。[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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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lock”>（太仓）葬礼多从俭省，惑于风水及不能举者往往过期不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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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lock”>（余杭）或溺于堪舆家言，停柩不举，各乡有一室数棺，百年无抔土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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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除了当时的民众普遍相信风水，希望能觅到牛眠吉地以保子孙发达这一因素外，还有阻葬和无力营葬等方面的原因。由于古人一般都非常重视葬礼，明清时期，随着无业游民的增多，出现了一些无赖打手利用人们害怕在营葬时出现意外不吉之事的心理，乘机敲诈勒索。比如，在苏松等地，汤斌在任苏抚时发布的一份公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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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买地安葬，原属各从其便。乃吴下恶俗，每有棍徒勾同势豪，凡遇民间造坟，辄借称妨碍风水，煽惑阻挠，肆行吓诈，稍不遂欲，纠集打降拳勇，百十成群，或毁撇砖石灰料，或夤夜掘坏地脉，甚至掀翻棺木，打伤人命，肆横无忌。遂至讦讼纷争，拖累破家，安葬无期，终成暴露。言之真堪发指。本院深悉此等恶习，已经严禁，不谓苏松属县，其风犹炽……[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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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亲人的安葬对一般民众来说，本来就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阻葬风习的盛行势必进一步导致更多的人家无力营葬而不得不厝棺野外。另外，在人烟稠密的平原地区，耕地匮乏是当时停棺不葬现象存在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嘉兴土膏而民勤，尺寸之地必耕，非稍温者不能有葬地”[52]；“苏郡五方杂处，烟火稠密，到处水乡，葬地甚少”[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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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习俗的盛行，使得当时的江南浮厝累累，如，诸暨县令刘光复“周历地方，每见停柩累累，或数棺，或数十棺，问其时，或数年，或数十年者”[54]。尸棺大量暴露于野，对环境卫生会造成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江南地狭民稠，大量未及时下葬的尸棺除一部分停放在寺庙外，大多置于田间地头、池塘之护塘堤坝以及沿海滩涂，比如，在川沙，“护塘两侧，棺没池中，上又置棺，叠床架屋，沿塘几无干净土”[55]。在这些温暖潮湿的地方，尸棺必然会滋生大量的致病微生物，这些病原体一旦为人畜所感染，就极有可能产生瘟疫。特别是春夏之季，江南往往霖雨绵绵，那些裸露尸棺中的病原体就很容易通过雨水而四处流布。若再遇洪灾或潮灾，尸棺漂流，其危害自然也就更显著了。如“（宝山）高桥浮葬之风最盛，塘内滩地常暴棺累累，每届潮灾，甚至漂流四散。康熙三十五年，里中善士曾捞埋九百七十八具，而其他就近代理者尚不在内。乾隆十二年，顾钥、陆汝恭、凌廉等复各捐银两，捞埋流棺一千二百四十三具”[56]。又如，道光三年（1823年），江南大水，在吴江，“野田浮厝之棺，漂失者有之，棺木朽坏而骸骨零落者有之。郡城之体善堂……分赴四乡收葬……计先后收葬尸棺三万余具”[57]。对此，时人其实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少文献指出，尸棺累累，“易生疾病，害莫大焉”[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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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人口密集的平原水乡，还普遍存在火葬的习俗。如果说停葬特别是绅缙之家的停葬，存在着惑于风水这一因素的话，那么火葬，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佛家的影响，但主要还在于缺乏葬地。比如民国《双林镇志》指出，当时火葬之风难以尽革，“此不尽由无力营葬，亦非过信风水，大抵植桑惜地，故乡间之地浮厝骨墩，弥望皆是也”[59]。因此，火葬习俗也多出现在人烟繁密的苏、松、太、嘉等府州和杭、湖的平原地区。[60]这从当时的文献中不难得到证明，比如，同治时的一份告谕说：“有无知愚民，于父母尸棺无力安葬，每岁清明前后，相率焚烧，名为火葬。此举各属皆有，苏松太三府（州）为最盛。”[61]差不多同时浙抚的一份公告也指出，“嘉属向有火葬之俗”[62]。又如，“杭俗尝有不葬其亲，亲死以火焚之，收其骨置于缶而瘗之”[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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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现代一般都把它当作一种卫生习俗来提倡，不过，时人认为焚烧尸体释放的臭气会形成疫气，这一点，就今天的认识看，应该有些问题，因为所有的致病微生物，没有能经过火的焚烧还能存活的。所以表面看来，这种风俗不仅不会导致疾疫的发生，反而有利于控制疫病。就是在当时，将浮厝在野外的尸棺焚烧，对净化环境也不无益处，因此存在着抑制疫病发生的一面。不过，另一方面当时的火葬方式与今天的火化不同，一般是人死后，先浮厝在自己的地里，然后择期（一般是清明和冬至前后）捡腐尸或遗骸焚化。如在湖州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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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死日，即用土垒厝棺桑地，或一二年，或十数年，视棺木朽烂，逢清明或冬至前一日举火焚之，捡骨贮于坛（有僵尸未烂，因火灼筋骨变动若起坐者），亦有揭生骨不用火焚者。 尸骨不甚腐，则用刀剪截夹断……[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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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尸和遗骸，都是致病微生物的聚集之处，如此火葬，染上疾疫是完全可能的。这在袁枚的小说中有生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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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小西溪之西，蒋姓，田家也。冬至前一日，日方西，烧父尸。方开棺，尸走出追之。蒋击以锄，尸倒地，乃焚之。晚归，闻其父骂曰：“汝烧我甚苦，何不孝至此！”其人头肿如匏，及午而死。——张熙河所目击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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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之死，十有八九是因为烧尸过程中感染了致病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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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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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疫流行期间，虽然，人们出于避疫的心理，对病者家庭避而远之的现象应该是非常普遍的，并且也只有这样，当时方志的人物传中，才会将那些不畏疫气坚持照顾病人的行为视作特别值得称誉之事迹。不过，在传统孝义思想的影响和丧葬礼仪的习惯力量的作用下，对瘟疫病人的探疾送丧，仍在所难免，比如，在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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