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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尸和遗骸，都是致病微生物的聚集之处，如此火葬，染上疾疫是完全可能的。这在袁枚的小说中有生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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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小西溪之西，蒋姓，田家也。冬至前一日，日方西，烧父尸。方开棺，尸走出追之。蒋击以锄，尸倒地，乃焚之。晚归，闻其父骂曰：“汝烧我甚苦，何不孝至此！”其人头肿如匏，及午而死。——张熙河所目击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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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之死，十有八九是因为烧尸过程中感染了致病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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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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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疫流行期间，虽然，人们出于避疫的心理，对病者家庭避而远之的现象应该是非常普遍的，并且也只有这样，当时方志的人物传中，才会将那些不畏疫气坚持照顾病人的行为视作特别值得称誉之事迹。不过，在传统孝义思想的影响和丧葬礼仪的习惯力量的作用下，对瘟疫病人的探疾送丧，仍在所难免，比如，在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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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元年辛巳、二年壬午，夏秋大疫，民多骤死，乡村尤甚。其症吐泻转筋，即时毙命，针刺医药，百中仅活数人，问疾送殓，传染无已，甚有全家俱毙者。[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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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有利于疫病的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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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认识中谈及的一些习俗也对疫病流行不无影响。比如，以煤做燃料所产生的空气污染，会导致疫喉的多发。病人居住之所窗户紧闭，而且燃点香烛，使室内空气秽浊，就可能加重病人的病情并波及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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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像随地吐痰、嫖妓等，也应该属于这类风俗习惯，不过由于它们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无论在江南还是全国，都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在瘟疫成因中也不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故于此略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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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趋吉避凶乃是人的天性，人们在同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长期调适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必然存在着相当多非常有利于人们身体健康的内容，清代江南人的生活习俗无疑也有不少对避免和抑制瘟疫有利的因素，这一点，将在下一章有关清人卫生观的部分予以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当时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现在看来不利的生活习俗，既存在环境和物力制约的因素，也与时人对瘟疫病因和传播方式缺乏正确的认识有关，同时社会体制的因素也不容忽视，比如，公共卫生制度的缺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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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顾婉生主编：《预防医学概论》，97～98页；李家庚、余新华等主编：《中医传染病学》，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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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疫情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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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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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二至第六章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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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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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420～421、424～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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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竺可桢：《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98～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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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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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1《祥异》，第1册，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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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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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五方致病论”可参见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551～554页；龚胜生：《中国古代长寿点区的地理分布及其环境背景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3）。关于“五运六气说”可参见任应秋：《运气学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554～563页；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126～134页；陈乐平：《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114～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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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顾婉生主编：《预防医学概论》，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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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1）。不过竺可桢认为在前一个寒冷期，中国要到1651年至1675年才开始寒冷，对此，于希贤在竺氏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探索，认为从1610年开始，中国已进入寒冷期。参见于希贤：《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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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光绪《宝山县志》，卷14《杂志·祥异》，第4册，1546～1563页；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7《杂志·祥异》，第3册，901～906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第3册，1475～1484页；民国《南汇县续志》，卷22《杂志·祥异》，第2册，961～990页；民国《高淳县志》，卷12下《祥异》，第34本，183～187页；民国《萧山县志稿》，卷5《田赋门·水旱祥异》，第1册，第491～502页；民国《昌化县志》，卷15《祥异》，第3册，1080～10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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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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