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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二至第六章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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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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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420~421、424~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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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竺可桢:《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98~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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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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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1《祥异》,第1册,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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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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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五方致病论”可参见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551~554页;龚胜生:《中国古代长寿点区的地理分布及其环境背景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3)。关于“五运六气说”可参见任应秋:《运气学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554~563页;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126~134页;陈乐平:《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114~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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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顾婉生主编:《预防医学概论》,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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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1)。不过竺可桢认为在前一个寒冷期,中国要到1651年至1675年才开始寒冷,对此,于希贤在竺氏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探索,认为从1610年开始,中国已进入寒冷期。参见于希贤:《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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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光绪《宝山县志》,卷14《杂志·祥异》,第4册,1546~1563页;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7《杂志·祥异》,第3册,901~906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第3册,1475~1484页;民国《南汇县续志》,卷22《杂志·祥异》,第2册,961~990页;民国《高淳县志》,卷12下《祥异》,第34本,183~187页;民国《萧山县志稿》,卷5《田赋门·水旱祥异》,第1册,第491~502页;民国《昌化县志》,卷15《祥异》,第3册,1080~10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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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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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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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亢树滋:《市隐书屋文稿》,卷5,20a页,咸丰十一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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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美]安·奥思本:《丘陵与山地: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与生态互动》,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349~386页;陈桥驿:《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4);罗桂环、苏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50~53、59~69页,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张芳:《清代南方山区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载《中国农史》,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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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王凤生:《浙西水利备考·序》,4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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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凌介禧:《少茗文稿漫存》,见光绪《乌程县志》,卷35,28a~29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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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嘉庆《于潜县志》,卷10《食货志》,14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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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10,5b页,咸丰六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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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7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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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赋役志·灾异》,第1册,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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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比如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烂喉痧连续三年在沪上流行。杜钟骏在《白喉问答·小引》中也说:“白喉一症,年来盛行于通都大邑人烟繁盛之地,且有酿成疫气而传染者。而沪上尤为繁盛中之繁盛,冬春之交当乍寒乍热之时,此症纷纷发现。”转引自李庆坪:《我国白喉考略》,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2),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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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比如在常州,清道事业要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由商会创办。(《常州市卫生志》,283页,常州,常州卫生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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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1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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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锦》,21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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