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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未至而防之者，病虽未作，而有可病之机与必病之势，先以药物投之，使其欲发不得，犹敌欲攻我，而我兵先之，预发制人者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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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就是这一思想。在行动方面，比如，乾隆十四年（1749年），荆溪岁饥，邑人设粥于公所，以食饿者，医生沙沛沾“恐其染疫也，煮姜汤于衢，使饮之”[45]。在清中后期，江南的痧药在市面颇为流行，除了用于治疗暑湿时行之疾外，也用来预防时疫。 比如晚清上海的毛对山就曾修合圣治丸，以备夏日防疫之用：“如遇疫疠时行，痧暑并触，或感秽气，或入病家，心怀疑虑，胸觉痞闷时，即以一丸入口，借以解秽却邪，勿乱其气。”而之所以名为圣治丸，“以圣人有治病治未病之旨，盖思患预防，莫若服药于未病之先，使轻者解散，而重者化轻，未必非却病养生之一助云”[46]。至于宋元以前已经流行的屠苏酒[47]，在清代，人们依然把它当做一种防疫的饮料。[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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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的预防，都是从内因方面而言的，然而对于瘟疫这类外感疾病，外因更为重要，因此预防的观念和行动必然也会基于内外两个方面。在外因方面，由于时人认为瘟疫的病邪是由四时不正之气混入尸气和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疫气，因此，预防措施就主要体现在个人和环境卫生的改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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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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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人的观念中，卫生总是和干净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卫生的这一含义是非常晚近才有的。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卫生犹指养生、护生。在中国传统的医籍中，有不少以卫生命名的，比如《卫生宝鉴》、《卫生鸿宝》、《卫生要术》等等，无一例外都是谈论养护身体、疗治疾病的。即使在西学已经传入的晚清，人们也基本还是在养护身体这一意义上.使用卫生概念的。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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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饮食。曲糵炙火熏灼脏腑，瓜果生冷，冰伏脾胃，而饵金石以为卫生，借参茸以资服食者，更宜审矣。[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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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清末，清政府在实行新政时，借鉴西法，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了巡警部，次年改巡警部为民政部，其中有卫生司，“掌核办理防疫卫生、检查医药、设置病院各事”[50]。现代意义上改善和创造合乎生理要求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这一含义开始出现在卫生一词中。人们所使用的卫生概念也与今天比较接近。如宣统二年（1910年）的一则文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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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警备未良，地方自治，方始萌蘖，驱疠卫生之事，夙所未习，海通已来，五洲之民，相率莅此，奇疾怪征，挟以俱至，医者不察，思以旧有之术应之，不得当则委之劫运，罹疫死者，岁辄有闻。[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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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民初，卫生一词的使用，已与今日无异。比如，民国时期所修的地方志，往往增有“卫生志”一日，有一则“卫生志”在开头的概述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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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季地方自治章程列有卫生一项，于是地方卫生事业始为一般人所重视，本邑举办卫生，若医药、清道、掩埋等，均年有进步，独于禁止鸦片一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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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卫生”一词含义变迁所包含的意蕴，稍后再论，还是先来看看时人对环境卫生的认识和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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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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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地使自己生活在一个干净舒适的环境中，乃是人的天性，所以，个人卫生观念的出现应该是远古时期的事，只不过当时往往以禁忌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像范行准所揭示的“择吉除爪”、“不共一器洗手”、“日蚀和月蚀时的饮料迷信”、“避煞”、“五月不上屋”、“防止倾溺”等[53]，都是有利于防疫的个人卫生习俗。当然，由于受认识水平的限制，过去的不少习惯往往会造成事与愿违的效果，比如将赤小豆之类的东西置于井中，结果无疑只能导致井水变浑甚至培养出细菌之类的微生物。[54]在清代江南，虽然这类习俗仍然存在，比如，权人轻重、吞赤小豆、食口数粥等，不过，在长期的历史经验积累和认识进步的双重作用下，当时还是出现了不少值得重视的个人卫生观念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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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传统习俗方面。虽然在江南水乡存在着一些不良的用水习惯，不过，也不乏一些好的内容。比如以沸水为饮料。我们知道，至少从唐宋以来，江南就普遍存在着饮茶的习俗，饮茶无疑意味着使用开水。[55]同时对家庭的环境卫生，习俗中常常有些值得称道的内容，比如流传甚广的昆山朱伯庐的《朱子家训》中，开首第一句就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56]这句话至少隐含着以下两项卫生习惯：一是对家庭卫生的重视，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扫地；二是洒扫表明扫地前要先洒水，这样可以避免尘土飞扬，对预防疾病有益。又如，众所周知，端午人们都要饮洒雄黄、菖蒲酒，“采百草杂苍术、白芷、芸香等物，焚之”[57]，在苏州，还有药铺于端午施送苍术、白芷的风俗，咸丰年间立的一块碑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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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城风俗，每年端午，敬送苍术白芷一日，施与各家焚烧，以避污秽而燥潮湿。[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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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有利于消毒和驱逐湿秽的防疫措施。对于这一习俗，民国以后修的地方志常常加以称扬，并认为应予以保留和发扬，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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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日，俗称端阳，遍洒雄黄之酒，熏苍术之烟，则以暑热将至，预防毒厉，是防疫卫生之意也……非不善，要当实事求是，扩充而推行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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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像针对卑湿焚烧苍术、白芷之类以除湿气的行为，似乎还不仅限于端午一时。在当时的不少文献中，都记载着这样一则相同或类似的发生在清中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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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友沈君怀清壮而授室矣，未经出痘。某年赴试郡城，偶染时痘之气。归家发热，遍体红斑，医家治之，而痘不肯透。时值霉黴，其家市驱秽辟湿之剂焚之以除潮气，若大黄、苍术、白芷之类咸列焉，与治痘药同于肆中市归，置于一处。其家人误以其药煎而使服之，燥热愈甚，烦闷不堪，举家惊惶，咸以为必死矣。未几，红斑裂而紫血流，沉沉睡去。及醒，则热已渐解，由此而痘起而上浆而结痂，不日全愈。[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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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故事中可以看出，人们于春夏湿霉之季，用大黄、苍术、白芷之类熏屋驱秽辟湿在当时的江南乃是一种普遍的行为，而且市场上也有丰富的此类物品供应。不仅如此，时人还将苍术、羌活、防风、川穹、白芷、柴胡、菖蒲、桃叶、柏叶、艾叶、甘松、山柰、藿香、大黄、降真香、雌黄、雄黄等物品配合制成辟秽丹一类的药丸，供人们家居或出门遇到“官舍旅馆久无人居，湿秽熏蒸，轻则成病，重则中恶；或时疫流行，互相传染；或山岚瘴气，水土不服”等情形时，爇烧以改善环境。[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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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之外，古人一般都要在年前进行大扫除，“（十二月）二十四日，谓之‘交年’。是日扫屋尘，曰‘除残’”[62]，也是值得肯定的个人卫生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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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些习俗，虽然时人并没认识到它与防疫有何关联，但在实际上却能起到一定防疫作用。比如，夏秋用蚊烟驱蚊，消灭臭虫等。端午时，有“午时，烧蚊烟，能令夏夜无蚊蚋之扰”[63]的说法。端午日烧烧蚊烟，就能使夏夜无蚊子，大概是不可能的，不过夏秋之夜，乡人在纳凉时焚烟驱蚊应该具有实效，苏州的袁景澜以非常生动的笔触展示了这方面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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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夏夕多蟁蚋，聚市成雷，噆肤龁血。田家露坐纳凉，每苦黍民作扰，于是堆积宿草，煨火出烟，以辟潜嘬。氤氲若三里雾，模糊如一片云，豹脚因之飞扬远去……时则瓜架豆棚之侧，村人三五，于浓烟影里，坐话桑麻及乡曲旧闻。每至残月在林，露沾芒屦，犹喧笑语也。至豪贵富家，惟知就碧绡鹠，焚百和香，岂识贫居况味哉？[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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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臭虫之类，在当时的一些文献中，常可见到消灭这类害虫的办法，比如，清前期久居吴下的刘献廷记载道：“辟臭虫方，用木瓜打碎，烧烟熏之，若加入言（盐）少许，其子粒粒皆爆碎。”[65]我们知道，蚊子之类的害虫是传播疫病的重要媒介，所以，人们出于舒适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客观上也有利于瘟疫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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