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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末，虽然国人的卫生观念在西学的影响下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传统认识仍是其中的主体。这从下面清末民初绍兴医学同人会根据上海医学研究所通告增删而成的疾病预防法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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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屋务祈洒扫，勿被尘污。 四壁宜用石灰刷新，或兼用除秽药水浇洒，以杜湿毒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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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垃圾为秽气所乘，不宜任意倾倒，宜倒在桶内，候清道夫挑除。挑后勿再作践，大街小巷，时常清洁，可免一切疫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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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晨起须将窗户洞开，以出炭气而入养气，夜则不然。卧不息灯，与贪凉露宿，均宜切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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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罐坛瓶钵，一切器皿，积储宿水，最易生蚊，如内地已设自来水，宜将此项屏弃勿用。天井阴沟，须时常冲洗，勿任闭塞，若将火油灌入阴沟以免秽湿，斯为更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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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停棺于家，最能遗患，设死者系患传染之症，其害更不堪设想。故丧家宜将棺柩速葬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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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蚊蝇最能传病，故食物必须遮盖，以免蚊蝇散毒。碗盏用时，须先洗净。卧宿须垂帐子，勿使蚊虫吮血，致生传染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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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种生冷之物，俱有微生物含其中，故食物必须煮透煮熟，各物亦勿越宿再食，且勿与未煮之物置在一室，庶微生物不致侵入。水未煮过，慎勿入口，荷兰水、冰冻水，皆与人有害，瓜果亦易致病，均宜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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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痰于地，最为秽德，且易传病，宜向磁盂或阴沟吐之，方可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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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汗之衣，亟宜洗涤，慎勿于汗干之后再穿身上，致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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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山凭眺，涉野环观，用深呼吸法吸收新鲜之空气，最为预防时疫之要法。（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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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疫盛行之际，室中宜焚点辟瘟集祥香以辟除其秽恶不正之气。入病人室，宜啖囫囵皮蛋一枚。能饮者，佐以高粱酒少许。男妇老幼俱宜佩太乙辟瘟丹一颗，以绛帛囊之当心悬挂，不可近亵。（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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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论老少强弱之人，虚实寒热之症，常以炒香枇杷叶泡汤代茗，肃清肺气，可杜一切痧秽时邪。尤必慎起居，节饮食，薄滋味，谨嗜欲。 夏令当茹素三五人士旬，其一切腥膻发物，俱宜远戒，房劳亦宜撙节。（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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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井中每交夏令，宜入白矾雄精之整块者，解水毒而辟蛇虺也。水缸内宜浸鲜石菖蒲及降香。[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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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关个人卫生的条款有着相当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不仅对于当时，就是对于现在，一般日常个人卫生也基本包括在内了。其中，除有关吐痰、蚊蝇[70]、食物要煮透等款条文外，多为传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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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个人卫生方面，国人缺乏的主要不是卫生的观念和行为，而是官方与社会对此的重视，对这些零散的观念、行为的系统整理和宣传。这种情况在嘉道以后出现了一定的改观，并在西学的影响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另外，应该指出，这些个人卫生观念和行为，有不少是以习俗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它们应该具有一定的普及性，这些行为的实施，在正常年代，对预防疫病必然会有一定作用，不过仅仅依靠这些个人的行为，显然远不足以阻止和控制瘟疫的爆发和流行，甚至基本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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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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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个人卫生，对瘟疫的预防来说，公共卫生更为重要。根据范行准的说法，中国传统的公共卫生思想是非常贫乏的，“比较可以当得上公共卫生历史条件的，似乎只有二点：一为饮料，一为死人的安置；此外则为垃圾粪便等的清洁而已”[71]。其实，就从范氏自己揭示的内容来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很难说国人的公共卫生思想贫乏，实际上，他自己也接着说：“大体说来，这几件事对于预防医学是很重要的，即在今日公共卫生方面而言，依然归于要政之列。”范氏揭示的这两点（其实是三点）在清代江南也是存在的，尽管具体内容不尽一致。而且，内容似乎要更丰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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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源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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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著对水源卫生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对水井清洁和安全的维护上[72]，不过，井水并不是江南主要的饮用水源，因此他所说的那些史迹较少发现，不过有关用水卫生的内容并不少见。在井水方面，浚凿义井的举动不时可以发现。比如，第四章曾谈到苏州的潘曾沂感于当时河水污染渐趋严重，便劝人们饮用井水。潘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头说教上，咸丰二年（1852年），就是其去世的那一年，他在城中“浚凿义井四五十处……是夏适亢旱，居民赖以得水获利者无算”[73]。应该出于同样的感触，王士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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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湖池广而水清，井泉多而甘，可借以消弭几分（秽浊之气），否则必成燎原之势。故为民上及有心有力之人，平日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须积污，或广凿井泉，毋须饮浊，直可登民寿域，不仅默消疫疠也。[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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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可以看做医界人士对公共卫生问题的一种认识和呼吁吧。不过，像疏浚河道之类的工作，在历史上是官府和社会力量经常举办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疏通水利[75]，但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公共卫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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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一些又献甲，还可看到官府有净河的举动，比如柳树芳在《净河》一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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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人鱼为生，不渔将何恃。昨闻号召声，净河暂停止。纲船数千双，一一稽姓氏。给发官府钱，爱民真如子。那知射利徒，克减从此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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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首诗中我们还不清楚当时官府出于何种目的停渔净河，以及净河的具体办法，不过认为其属于一种维护公共卫生的行为应该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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